无数心花发桃李

父亲是一位老师，我也是。

我成为一名老师，或许全在父亲的一念之间。1993年，中考成绩揭晓后，我面临两种选择：可以上师范，也可以上高中。上师范当老师，端个铁饭碗，饿不死撑不死；读高中考大学，前程更好，变数也大。

父亲几乎一夜白头，为此焦虑不安。他反复权衡利弊后，郑重询问我的想法，我的一句“随便吧”让他彻底慌乱。这一年，我十五岁。这个关乎家庭命运的重大抉择如千钧之力，压得他精神恍惚。

因为父亲穷怕了。万一儿子考大学落榜，回乡刨食于泥土，终其一生贫贱清苦，该是多么无奈的悲剧。

我的志愿档案上还是填上了“县一中”，旁人的极力劝说让父亲动了心。填好后，父亲像一个充气过量的气球，容光焕发，仿佛他的儿子已然成了大学生。

那几天，父亲踌躇满志。

但志愿填报截止的最后一天，父亲拉着我去改了志愿。

“还是上师范吧？”父亲的话软绵绵的，几乎是恳求。他眼里布满血丝。

“随便吧。”

后来我便成了一名乡镇中学教师。多年以后，父亲不止一次地说：“是我耽误了你。”我安慰道：“哪里的话，当老师也挺好的。”

事实上，我确实埋怨过他，甚至自以为是地怼过他：“你就是不相信我，怕我考不上大学！”因为那次关键抉择，我的花样年华从十八岁开始就被禁锢在了乡镇的一方小小天地里，讲台狭小，青春寥落，薪资微薄，斑驳的日子无法安放一颗蓬勃生长的心。

此时的父亲，刚由一名村小的民办教师转为公办，仍然守着那个破旧的村小院落。虽然身份姓了“公”，家庭的拮据状况却并未改善多少。父亲一只脚踩在泥地里，一只脚踏在讲台上，用精瘦的双脚倔强地诠释着两种角色。

更重要的是，我的颓废与躁动让父亲深感不安。

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暑假，我从镇上回到父亲亦校亦家的那个院落，那里也是我的小学母校。此时的校园，清寂衰败，蝉声高亢，愈发让人感到落寞。透过破木窗，极目所望皆是辽阔如常的农田，年复一年，荣枯交替，我不禁怅然若失：自己的人生有如这片土地一样，终会是默默无闻，波澜不惊，虹霓鲜至，风光难寻……

父亲只是更加卖力地挣钱养家。炎炎酷暑，他骑着“三八大杠”走乡串村收废品，或拉着一辆板车，挨家挨户卖腐乳，或去附近的水利工程上卖苦力。通常是早饭后出门，晚饭时匆匆而归。他回来后像一个闷火炉，身上扑哧扑哧散着热气。我无法想象，他在走街串户的叫卖中，遇见自己的学生娃，会是怎样的表情，为师之尊在市井的庸俗面前如何安放，他是否有过艰难挣

扎……台上是老师，台下是小贩，这两种角色或许早被父亲切换自如。每每思忖至此，百感交集。

记得父亲常伴其身的是一只大水杯，还有一本常年自费订阅的老牌期刊《短篇小说》，劳碌之余，他总会读点小说，那是父亲最为惬意的享受。家里摞起的一大堆《短篇小说》，也许见证着父亲心底遥远的文学梦，那个梦轻如花，细如丝，甚至缥缈得无法言说。

有一天，父亲对我说：“你可以好好读点书，写点东西的，趁年轻。”像提醒，像安慰，又像是期待。打谷场上扬起的尘土把父亲的脸涂抹得狼狈不堪，父亲说完，手头的梿枷狠狠落下，草屑谷粒飞溅而起。

我所在的乡镇中学简陋而纯粹，三面皆被农田包围，只余一条道路连结外界。工作之余，唯剩清闲，似乎只能读点书了。

不知那阵子是怎么迷上《庄子》的。一个周六下午，我在库房改成的单身宿舍里读陈鼓应先生的《庄子今注今译》。同舍的年轻同事跟家属们打扑克去了，我一个人倚在门边，如痴如醉，似懂非懂，不觉间已暮霭四下。猛一抬头，发现父亲早已立在面前，手里提着一袋烙饼，一动不动地看着我，生怕惊扰了我的美梦。

三个月未见父亲了，无意间以这种画面回应，他或许会安心很多。

第二天，我回去给母亲送降压药，母亲说，父亲昨天回来，高兴得像个孩子。

我二十五岁那年，在县报上发表了一篇小小说，并没有多激动，不过是平时读读写写的结晶，也算是给学生的作文做个示范。像一枚小石子投入潭里，短暂的小水花也能辉映点点光芒，同事与学生的赞美纷至沓来，小小的幸福感似乎在告诉我：写一点吧，这是对抗虚无的理想方式。

没有刻意告知父亲，这确实只是兴之所至的练笔而已，能发表或许是幸运吧，况且那篇小作尚显稚嫩。没想到三天后，父亲顶着毒日头，兴致勃勃来看我，他顾不上抹去眼角的汗渍，掏出一大堆刊有我小作的那期报纸。

原来，报社同步推出了“读者喜爱的小小说投票活动”，投票表印在当期报纸上，要求剪下原表邮寄参与。

父亲已经剪好了若干份投票表，以亲朋好友的名义填写工整，准备投寄，自然，他们最喜爱的正是我的那篇拙作。

很难想象父亲到底跑了多少单位，求了多少人，才要到这些报纸。他会不会满脸欣喜地告诉别人：“看，有我儿子的！”

父亲还是兴冲冲赶去邮局，郑重其事寄了出去，像虔诚播下秧苗一样，期待着夏收之日。后来，我看到了县报公布的评选结果，不出意料地没有我的名字。父亲应该知道结果，他装作不知道。

略略为父亲感到有些遗憾，不是为我。还能说什么呢，那就常写一点吧，父亲在看呢。

从那以后，父亲知道了我确实还可以写一点的。那年春节，父亲在年三十的饭桌上借酒壮胆，斩钉截铁对我说：“你完全可以成为作家！”我吓得面红耳赤，幸好酒气遮掩了我的羞愧。父亲甚至乘兴题了春联——

耕读传家正道两行堪作范

诗书继世清风一脉自归真

父亲五十五岁那年，拿回一张“光荣从教三十年”的荣誉证书，自豪中有些愧疚，说自己因家庭命运没能多读些书，顶多算是“半桶水”。他曾在一个乡村酒席上遇到一位县中教师，很偶然地聊起了我，那位老师说读到了我在《中国教师报》上的一篇散文 《烛影摇红》，印象极好，然后是连篇的溢美之词。父亲因此喝得醉醺醺回来，满脸红光，拉着我厉声训道：“你小子发了文章，也不告诉我！”

父亲像赢了一个赌局，意味深长地喃喃自语：“当语文老师，蛮好，嗯，蛮好。”

去年季秋，父亲满七十了，早已退休在家，窗下闲读仍是他的日常。他像往常一样打开新一期的《短篇小说》，赫然读到了我的作品《大厨与司令》，他难掩激动，时而捧起杂志踱步小诵，时而若有所得地由衷感慨：

“当语文老师，蛮好。我当初的选择没有错啊。”

很惭愧，我至今没能成作家，禀赋有限，不过是借以怡情。我仍是教书育人，闲时捧卷，波澜不惊又恬静安宁。时光漫漫，原以为生活中的每一粒尘埃都是一座高峰；渐行渐远处，慢慢觉得，每一座高峰不过是尘埃而已。

父亲在快速老去，终究会失散在时光里。往近看，他如尘埃；往远处望，他如高山，默默矗立在我的平凡岁月里。父亲喜欢苏东坡，深得其“浮空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之妙。是的，纵然老眼昏花了，这个世界变得模糊起来，但心里却绽放着无数的桃红李白。

若干年后，穿越时光，溯流而上，我的一树心花仍能找到来时的路。

我四十五岁生日那天，父亲写了一幅字，悄悄放在他的书桌上，是苏轼的两句诗——

惟愿孩儿愚且鲁，

无灾无难到公卿。

（作者单位：湖北监利市第一中学）

责任编辑 晁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