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的译本与插图

早在1920年，冰心就发表了《译书的我见》，提出翻译三原则——顺、真、美。她说：“既然翻译出来了，最好能使它通俗……一夹着外国字，那意思便不连贯，不明了，实在是打断了阅者的兴头和锐气。”所以她把“顺”摆在了第一位。此外，她还认为，翻译时要避免过多地掺入己意，要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及艺术境界。同时，她也意识到了翻译需要“美”，如何使译文变为“美文”，这就要求译者在文学上要有较好的修养。冰心提出的翻译“顺”“真”“美”，与严复的“信”“达”“雅”，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等观念，几乎是相通的。

所以，冰心的翻译不是实践在前，而是理论先行，她的翻译是在她自己提出的理念观照下进行的。冰心的第一个译本是李清照的《漱玉词》英文版，那是她在美国留学时的硕士学位论文。她的第一个英译汉的译本则是纪伯伦的散文诗《先知》。而这部译著经历初版、再版与获得荣誉，伴随了她的人生近七十年。梳理这部译著的翻译出版全过程，很有一些文化意味。

凯罗·纪伯伦（Kahlil Gibran）的《先知》是一部散文诗，计有二十八章。冰心最初所翻译的十三章刊登在1930年4、5月天津《益世报》副刊上，分别是《船的来临》《论爱》《论婚姻》《论孩子》《论施与》《论饮食》《论工作》《论喜乐与悲哀》《论居室》《论衣服》《论买与卖》《论罪与罚》《论法律》。在散文诗刊出之前，冰心写有前言，向读者交代了《先知》版本的来历及翻译的缘由：

Kahlil Gibran据说是犹太人，现代的一个画家。他的历史，我正在查考之中。这本散文诗，是我在一九二七年冬月在一位朋友处读到的，我极爱他的精深的哲理，和妙丽的文词。那年的春天，便请我的习作班的同学们分段移译，以后不知怎样，那译稿竟不得收集起来。今年三月，病榻无聊，又把他重看一遍，我觉得这本书有翻译的必要，便勉强以我生涩的笔儿，介绍他与国人见面。

四，十二，一九三○，北平。

这是《先知》与其作者纪伯伦，首次与中国的读者见面的情形。这里有个很重要的问题，纪伯伦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陌生的名字，冰心说他是犹太人与画家，可能是从她的英语老师鲍贵思那儿听说的，“画家”是对的，“犹太人”有误。冰心凭着她的艺术敏感，意识到这部书的价值，并认为很值得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她用“精深的哲理，和妙丽的文词”评价这部书，表达她发现的喜悦。

天津《益世报》是民国时期罗马天主教教会在华出版的中文日报，该报副刊创办于1929年11月1日，主编张虹君系燕京大学毕业，邀约母校周作人、冰心、许地山、熊佛西等十二位作家、学者担任特约编辑和撰稿人。冰心的中篇小说《惆怅》，就在创刊后的一个月（1929年12月2日至12日）的《益世报》副刊上连载。张虹君对《先知》的连载也非常积极，但是，由于《益世报》的改版，《先知》的连载也按下了停止键。

冰心完成《先知》的翻译并出版单行本，是在次年，那时冰心的家庭发生变故。我在《冰心年谱长编》中记载，1930年初，冰心的母亲杨福慈在上海逝世，父亲谢葆璋辞去上海海道处等职务，回到北平定居养老。同年，吴文藻父亲吴焕若病逝，遗债折合大洋七百元，由儿子偿还。次年，儿子吴宗生在协和医院出生。同时，冰心因健康原因，辞去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讲师一职。于是，冰心家庭出现了暂时的拮据。这时，冰心想找一家出版社预支一些稿费，以解一时之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冰心的著作一般交由北新书局、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的新月书店正雄心勃勃想出版一套“英文名著百种丛书”，得知这个消息后，立时差人送去了一笔不菲的稿费。于是，冰心便马不停蹄地将《先知》另外十五章一口气译完。这十五章包括：《论自由》《论理性与热情》《论苦痛》《论自知》《论教授》《论友谊》《论谈话》《论时光》《论善恶》《论祈祷》《论逸乐》《论美》《论宗教》《论死》《言别》。在交给出版社时，她将在《益世报》发表过的《论喜乐与悲哀》《论买与卖》，改为《论哀乐》《论买卖》，并且重新撰写了序：

凯罗·纪伯伦（Kahlil Gibran）是叙利亚（Syria）人。一八八三年生于黎巴嫩山（Mount Lebanon），十二岁时到过美国，两年后又回到东方，进了贝鲁特（Beirut）的阿希马大学（AI-Hikmat Gollege）。

一九○三年，他又到美国，住了五年，在波士顿的时候居多。此后他便到巴黎学绘画，同时漫游了欧洲，一九一二年回到纽约，在那里久住。

这时他用阿拉伯文写了许多的书，有些已译成欧洲各国的文字。以后又用英文写了几本，如《疯人》（The Madman，1918），《先驱者》（The Forerunner，1920），《先知》（The Prophet，1923），《人子的耶稣》（Jesus the Son of Man，1928）等，都在纽约克那夫书店（Alfred Knopf）出版。《先知》是他的最受欢迎的作品，书中的十一幅插图都是作者自己的手笔。

关于作者的生平，我所知道的，只是这些了。我又知道法国的雕刻名家罗丹（Auguste Rodin）称他为二十世纪的勃莱克（William Blake）；又知道他的作品曾译成十八种文字，到处受到热烈的欢迎。

这本书，《先知》，是我在一九二七年冬月在美国朋友处读到的，那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词，予我以极深的印象！一九二八年春天，我曾请我的“习作”班同学，分段移译。以后不知怎样，那译稿竟不曾收集起来。一九三○年三月，病榻无聊，又把它重看了一遍，觉得这本书实在有翻译的价值，于是我逐段翻译了。从那年四月十八日起，逐日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发表。不幸那副刊不久就停止了，我的译述也没有继续下去。

今年夏日才一鼓作气地把它译完。我感到许多困难：哲理的散文本来难译，哲理的散文诗，更难译了。我自信我还尽力，不过书中还有许多词句，译定之后，我仍有无限的犹疑。这是我初次翻译的工作，我愿得到读者的纠正和指导。

八，二十三，一九三一。冰心

这个序与一年前写的“前言”相比有了不少的变化。首先是纠正了“犹太人”的说法，改为“叙利亚人”，这显然也有误，她又说“生于黎巴嫩山”，此山是在黎巴嫩的地中海岸，与她前面的说法也有矛盾。序言对作者的生平增加了不少的内容，大抵无误，一直沿用至今，这在那个仅靠纸质媒体传递信息的时代，并不容易。对《先知》的感悟与评价，由“我极爱他的精深的哲理，和妙丽的文词”，改为了“那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词”。同时，冰心阐明了翻译全书的过程以及译后的心情，让读者对这部散发东方气息的诗作有了更多了解。

序言完成后，冰心即将全部的译稿交与新月书店。新月书店随即于1931年9月分甲种与乙种两个版本同时推出。这时，新月书店经理人员有了调整，徐志摩出面邀请邵洵美担任经理，“邵洵美既有钱，又会做生意，又是作家，请来办新月书店，这些条件实在是最好不过的”（徐志摩语）。所谓甲种本即精装本，豪华大气，蓝布硬质卡纸封面，仅在书脊反白凹印四字“冰心：先知”，定价一元一角。版权页是剪贴上去的，无原作者的名字，仅有“著作者冰心女士，发行者新月书店（上海四马路，北平米市大街）”，上有上、下两行黑杠标示版权所有。内有二十八章散文诗目录，前有冰心的序、克那夫原版中由纪伯伦创作的十二幅黑白人体画。乙种本则抽去了这六页插图，仅将其中的一幅，即纪伯伦的版画像置于封面的正中，上有斜立美术体的“先知”书名，“谢冰心译”列于书名下，下方另有印刷体“新月书店出版”。乙种本定价八角半。这两个版本在内文的处理上也有很大的区别：乙种本有二十八章的目录，正文中也有二十八个标题；甲种本只在目录页上出现标题，正文中没有，全书一口气排下，只有对照目录页，方知属于哪一章的内容。《先知》的中文版，一开始就以两种版式在中国隆重面世，这也契合冰心的心意。但从署名可以看出，新月书店重译者，轻著者（只在扉页上署名），可能是因为纪伯伦在当时的中国尚未引起关注，而冰心是第一个将其介绍到中国的译者。

1932年清明前后，冰心编辑了她的第一版《冰心全集》，交由北新书局分三卷先后出版。1931年出版的《先知》译本未收入全集，但巴金对这部译著印象很深，所以，当他在1942年根据《冰心全集》编辑《冰心著作集》并交由开明书店出版时，希望能将这部译著收入。但抗战时冰心一家流离失所，从北平到昆明，再到重庆，大部分资料、书籍与用品均留在燕京大学的住宅与教学楼上，一时没找到，此事暂时搁置。不久，《先知》找到了，冰心也同意交给开明书店再版的建议。于是，相隔十二年后，便有了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三月出版的《先知》。

1956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再版这部译著，冰心为此专门写了一个“前记”：

在划时代的万隆会议召开以后，同受过殖民主义者剥削压迫的亚非国家的亿万人民，在民族独立的旗帜下，空前地团结了，亚非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合作，也逐渐频繁起来，就在这时，我们中国人民也逐渐熟悉了一个中东的文明古国——叙利亚。

在英、法，以侵略埃及的战火中，和埃及人民血肉相连的叙利亚人民，奋不顾身地站上了支援埃及反抗侵略的最前线。我们尊敬他们，羡慕他们，我们更愿意多知道他们生活思想中的一切。

我忆起了二十七年前我译过叙利亚诗人凯罗·纪伯伦的一本散文诗——《先知》。这本诗在二十余年前就深深地吸引了我！它的文字的流丽清新，说理的精深透彻，充满了东方哲人的气息。尤其在：“论爱”“论婚姻”“论孩子”“论工作”“论法律”诸节，都有极其精辟的警句，使人百读不厌。

读了叙利亚文学里这么精彩的一鳞一爪，使我感到我们对于叙利亚的文学，真是知道得太少了！（这本诗因为作者是用英文写的，我才看得懂。）我衷心地希望我们中国通晓阿拉伯文字的学者，能多给我们介绍些优美的叙利亚和中东各国的文学，更希望多有青年人去学习阿拉伯文字，将来可以大量地有系统地把阿拉伯文学介绍过来。这工作对于人民间的团结和互相学习，是有极大的好处的。

《先知》原书在抗战期间丢失了，不能再好好地校阅一遍，这是我所引为深憾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重印出版这本诗，因写前记如上。

２０，１１，１９５６，北京

1981年6月17日，湖南人民出版社的两位编辑在郑尔康（郑振铎之子）陪同下拜访了冰心，商量纪伯伦与泰戈尔作品的翻译出版事宜，冰心先将译著《先知》交给了他们，并且新写了一个序言：

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来谈重印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和《园丁集》的事，我把纪伯伦的《先知》也交给他们，希望可以重印。

我很喜欢这本《先知》，它和《吉檀迦利》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我觉得泰戈尔在《吉檀迦利》里所表现的，似乎更天真、更欢畅一些，也更富于神秘色彩，而纪伯伦的《先知》却更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年轻人讲些处世为人的哲理，在平静中却流露出淡淡的悲凉！书中所谈的许多事，用的是诗一般的比喻反复的词句，却都讲了很平易入情的道理。尤其是谈婚姻、谈孩子等篇，境界高超，眼光远大，很值得年轻的读者仔细寻味的。

冰心

12，8，1981

在这个序中，冰心有了新感悟：“对年轻人讲些处世为人的哲理，在平静中却流露出淡淡的悲凉！”之前的序言都没有这种情绪，大概是随年龄增长而产生的沧桑感吧。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7月出版《先知》，署名“[黎]纪伯伦著  冰心译”。封面做了新设计，土黄色底，主图为手拄拐杖、头戴披巾的阿拉伯男人，正欲远离故土与亲人，走向诗与远方，富有冲击力。书的责任编辑为唐荫荪。第一次印刷的印数是一万五千本，是个不小的数字。书前有《出版说明》，介绍了《先知》的出版情况以及纪伯伦的生平与创作。湖南人民出版社首次将《沙与沫》收入《先知》之中，但不知道《沙与沫》在1963年便发表了。这个版本的编排很有意思，没有目录，仅在正文前有《译本新序》与《译本原序》（即新月版序），接下来的二十八章散文诗，既无题目，也无数字编码，每一章之前用了一幅题图。二十八章散文诗，二十八幅题图，每一幅题图既切合内容，又洋溢着阿拉伯风情，十分精致美好，甚至可以说，比纪伯伦自己绘的插图更有解释力与感染力。在封四中可以找到这些图的作者：张青渠、杨其棪。《沙与沫》仅在书中以单页标出，接下来的每章散文诗，以符号*相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