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岁月的“版本依据”

2024年2月，老母病危，我们一家三口赶回乡下。在妈妈卧室的木柜顶上，我意外发现一个鼓囊囊的纤维袋，没有想到里面竟然是我中学时期购买或订阅的几种期刊。

记得中学时，邮局是有报刊零售的。《读者文摘》《辽宁青年》《青年文摘》等非常流行，我不时购买，也曾订阅过一些杂志，如《当代文坛》《文论报》等。现存的1990年第2期《散文》，几乎每页都有蠹孔，体现出岁月的沧桑。1996年前后，二十多岁的我将它们钻孔装订，用纳鞋底的麻绳捆成了三扎。以我曾任图书馆馆长以及文献学学者的眼光来看，我对这些刊物的收藏，有很多需要批评的地方。比如，在杂志上乱涂、乱批注，以及撕页行为……但是，正是这些“需要批评”的地方，让我的沧桑岁月有了清晰的“版本依据”。

《散文选刊》1991年第3期目录页有题：“只要不是睡着，就总能做点什么；只要做得无愧于心灵，那么渺小的幸福也可以终生不忘。梁奭题存。”《散文选刊》1992年第11期目录页有题：“苦难，是艺术生命旺盛的沃土。梁石自慰。”其中的梁奭、梁石是我曾经使用过的笔名。梁石由我名字中的“柱”字而来，“奭”与“石”同音。译著《美·孤寂·女人的气质——邦达列夫人生、艺术随想集》，知识出版社1989年出版，定价四点二元，不到十个印张，正文加上前言、目录等不超过三百页，首印六千册。在当时物价水平下，绝对属于定价较高的那种。我在扉页上题：“和一本书交上朋友，应该是一种美德。我努力这样做，如果不能成功，我亦无悔。只要我曾经这样生活着……  梁石题存，90年5月。”后来参加工作后有了书房，书店也不再提供盖章，我也没有了签名和写下购书时间的习惯，便逐渐失去了这些购书的记忆。

当年，我亦常做批注。《小说月报》1987年第1期，我于张承志《凝固火焰》题头写下：“这里面有一种无法交流的痛苦。这种痛苦很深地灼痛着人的心。”于李锐《厚土——吕梁山印象之二》题头，我写下三个特点：“生活形态的跨时代的恒久性，生活原色调的古朴性，人文生命、心态在生存过程中与所在环境相对立的本真性。”我当时应该没有这种概括力，可能是抄自哪篇论文。于原文“他不动，任那牛犊去舔。太阳很暖和”旁注：“正是人在绝境孤寂中尚留一丝温馨以自慰的生存再现。”“一辈子看山，山永远仍旧，生活永远没有变化，人却在看山中不可避免地步入老境，走向死亡。这是一种彻骨的冷酷的人生孤寂。”

对《散文选刊》1991年第3期叶延滨《对水的诗学考察》、甲乙《燕语》、杜文和《青藤书屋》、杨彦散文特辑中的《桐花·柿》、李存葆《辰生绘事琐记》的重点标注，反映了我当年的文学眼光和审美趣味。《青年文学》1988年第11期，头条是莫言中短篇小说专题二篇，我在《马驹横穿沼泽》篇名上加框，应该是被其绚丽的细节描写所吸引。

现藏最早的杂志是1984年第4期的《十月》，中有贾平凹中篇小说《腊月·正月》。其后是1988年第4期的《芙蓉》杂志，中有何立伟专题，刊发何立伟的《古意图》《经历》，以及创作谈一篇。后有王平《漫话立伟》和杨铁原的文学评论。2023年春，所在部门主办水运宪《戴花》读书会，我带了何立伟先生的自选集《白色鸟》，请作者签名。何立伟题“向志柱先生/閒览”以及签名、时间。四行文字，“閒览”二字极大，几乎占满前衬页一半位置。晚餐时与何立伟先生同桌，何很健谈。

《人民文学》1991年第2期中有聂茂的《九重水稻》。我在目录页做了标记，应该是重点阅读过。《九重水稻》亦是聂茂的成名作。2010年后参加工作，我竟然与聂茂有了人生交集。聂茂留学归国后到中南大学从教，后来出版七卷本《中国经验与文学湘军发展研究》书系，曾送我一套。

《中国校园文学》创刊号（1991年第1期）散文栏中有《蓼源园记》，亦是后来以《像风一样奔跑》获得全国儿童文学奖的邓湘子老师的成名作，全文曾被抄写在母校绥宁二中的宣传栏，轰动一时，绥宁二中亦因此有了“蓼园”的美称。或许，是《中国校园文学》创刊号刊载了邓老师的文章，我才购买了该期杂志吧。

《绥宁文学》1996年第4期，现在才知道属于内刊。散文栏里有我的少作《梦幻的男巫》，含《孤旅》《较量》《招魂》三篇，是我当年有意于喝酒之后创作的有巫风习气的“虚构型散文”。但正文已被撕去，可见当年缺乏保存资料的意识。

《当代文坛》1990年第1—3期，是我订阅的文艺评论杂志。我应该还订阅过另外几种，但都没有“依据”了。如《文论报》等，属于“闲报”，与高考关系不大。但当时流行的《语文报》等我没有订阅，或许是个性使然罢。

没有想到，作为文学青年的我，1997年考上硕士研究生后，选择了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学作为专业研究对象。慢慢地转换了身份，我从文学创作者变成了文学研究者。2008年4月，我意外读到一篇文章《寻找中国诗歌史上的失踪者》，颇有感触，我也成为“失踪者”了。戏剧性的是，我没有以作家身份进入湖南文学的阵营，2008年却以研究者的身份完成了湖南省作协委托课题“湖南文学三十年专题研究”，最终成果《文学湘军三十年：崛起、辉煌、奋进》经审定，在《湖南日报》整版发表，引起较大社会反响。

父亲去世后，我获得了世俗所谓的成功，获得博士学位，晋升正高职称，提拔为正处，但这些我的父亲都不知道了，也都不属于他了，也无法与他分享了。同时拥有正高职称、正处职位和最高学位，在我们乡下，这种情况属于凤毛麟角，对于一个农家子弟，也不再有更多奢求了。在没有背景和资源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得的每一个进步，似乎都堪以告慰，都可以浮白一下。但我无处可诉。农家的母亲，对官场和职场的许多规则、机制是漠然无知的，对于我的好消息，只是心上欢喜而已；只有父亲，才会在随意散漫的闲聊中，在清明祭祖的时候，或在多种形式的捐款名单上，以他的智慧和方式散布喜讯。他收获了言语上的满足，也确立了在乡土社会上的地位。母亲属于农村妇女，没有读过什么书。她难以理解我的文学及研究上的所谓成功与失败，我亦很少与其分享。我后来出版著作，也没有客套地写上相关赠语。除第一本著作带回家，送了一本给母亲外，其他的均没有相送。

对岳父，我倒是送了不少个人成果。岳父退休前系湖南某高校党委办主任，写得一手好公文，做得一手好对联，下得一手好象棋。岳父为人勤俭严谨，刚毅智慧，不谄不骄。2022年8月，岳父猝然驾鹤西去，与亲人永远阴阳两隔。于我，人生归途之感，又增一分。略感安慰的是，岳父走时安详。整理其遗物时，我在书架上发现了以前送的多本著作和样刊。

岳父在我送他的两本专著（《胡文焕〈胡氏粹编〉研究》和《〈稗家粹编〉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以及点校本著作《稗家粹编》上钤印，在《江汉论坛》《新华文摘》等样刊的目录页标红，将正文页折叠，在姓名下画圈，在不少文句下画有整齐的红线，应该用了尺子，体现了办公室主任的严谨。岳父当年应是认真阅读过相关文字。绥宁县文联1999年编辑印制《绥宁县优秀文艺作品选》，为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献礼，收录了我两篇作品，分别是诗歌《水下碑林》、随笔《不惑杂记》。岳父均用紫色水彩笔在篇名和姓名下或画圈，或画线。在“因为年轻，热爱生活；热爱生活，永远不会忘记生活的馈赠！”句下画上整齐的红线。现在我手头没有该书了，幸好岳父为我保留了一份。

奇怪的是，岳父在我的著作《〈稗家粹编〉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前衬页上，分五行，用正楷整齐写下著者、书名、出版社、版次、印次及定价，并分行留下落款“公元2019年1月1日，戊戌年十一月廿六”。一查日记，原来我们是在元旦探望并送书与他。岳父阅读该书的《代后记》，不时在相关语句下用红色水彩笔画线，并于最后标记：“2019.1.2.21：00于学府华庭”。五个月后，岳父在本书的后衬页，用铅笔描格，工整手抄：“2019.6.3己亥年五月初三。搜狐：减肥汤详细图。”依次是茯苓、山药、重瓣玫瑰花、绿茶、荷叶、决明子、山楂、人参八种药物的药用价值。“手抄于学府华庭7栋102。”岳父为什么要写在衬页上，我百思未解。妻子解释，岳父体瘦，减肥于他没有意义。我有点胖，但他不便当面指出。他知道百年之后，该书会作为遗物回转到我的手中，这是在劝我减肥。是不是正解，我也不想去探查了。斯人已逝，时已不再，感慨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