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语文教材选文标准的思考

摘要：中学语文教材在选取文章时，首先应当考虑文章的思想内容与社会功效。若仅把艺术成就当作选文的唯一标准，那么“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就有可能被忽略。以部编版高中语文所选名篇《烛之武退秦师》为例，可以明显见到文章重“艺”轻“义”的特点。烛之武因为于己不利而出山，又通过利害关系说服秦君，最终给秦、晋、郑三国都带来了祸患。因此，无论该文辩论艺术多么精湛，其价值导向依然是“贵利贱义”。

关键词：中学语文；教材；选文标准；《烛之武退秦师》

中学语文教材选择篇目应当考虑文章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及其社会功效。首先，从思想内容来看，语文教材所选文章要发现“人”，观照个体“人”的生命与情感。以部编版中学语文教材为例，朱自清的《背影》抒写的是父子之情，史铁生的《秋天的怀念》表述的是母子之情，林觉民的《与妻书》则传达了作者对妻子及祖国的深沉之爱。毫无疑问，无论是父亲、母亲，还是妻子、祖国，都是从“人”的角度出发，从而感受世间的真爱。这样的文章情真语真、字字皆泪，一定会引起读者的共鸣。其次，语文教材所选文章要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即从美学的角度肯定选文在艺术上的特点。如《天净沙·秋思》中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与《声声慢·寻寻觅觅》中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等，都是在停连、韵律上下功夫，给人一种音乐的节奏美感。又如，《乡愁》中的每段首句与《再别康桥》中的首尾两段，用到了重章叠句之法，使得全诗意味深长。再如，《断章》中的视角切换用到了空间转移的方法，让楼、桥、明月、窗子等物象融为一体，极尽描摹之能事。可见，无论是审美形式，还是艺术技法，都能给读者带来感官上美的享受，这无疑也是中学语文教材选文的一项标准。最后，语文教材所选文章要具有社会功效，即对文章的现实启示与社会意义作出要求，使读者阅读选文后，能够去反思作品的社会导向功能。比如，戏剧小品《枣儿》，通过老人与男孩的对话，反映了时代变迁中的社会问题。这样的选文，很容易引发读者的反思，提示走出传统的同时，莫要忘记精神的家园。除此，具备教化劝诫的功能，也是文章入选教材的因素之一。例如，荀子的《劝学》告诫我们“驽马十驾，功在不舍”，杜牧的《阿房宫赋》则规劝世人不可像秦始皇一样骄奢腐化、淫逸招咎。当然，此项标准更看重对于美好道德与品行的赞美和歌颂。如《白杨礼赞》充分肯定了北方农民独立、坚强、勤劳朴素的品质，而《驿路梨花》则赞扬了隐藏在故事背后的“雷锋精神”。这一选文标准，包含着人性的思考与人生的抉择，它告诉我们优秀的作品要健康积极、有益于社会与国家。

然而，当思想内容、艺术成就与社会价值无法兼顾之时，我们应如何做出选择？换句话说，中学语文教材选择篇目，应当先考虑文章的价值取向，还是要将文章的艺术性放在第一位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现以部编版高中语文教材中的《烛之武退秦师》一文为例，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烛之武退秦师》出自《左传·僖公三十年》，是中学语文必修的篇目。语文教学参考书都认为此篇的中心思想是：通过郑伯对烛之武的任用，以及烛之武劝退秦师的经过，表现了烛之武的聪明才智与深明大义的高尚品格，也展现出烛之武的爱国之情。然而，选编者与解读者只看到了烛之武的能言巧辩，却忽略了文章“贵利贱义”的价值导向。这对于学生树立道德意识和正确的价值观是不利的，因此有必要对其存在的问题做出分析。

就烛之武为人而言，可谓“其才雄辩，其心好利”。郑伯在危难之际求助于他，他不是一心为公、奋身为国，而是说：“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从话中不难听出他对郑伯不能早用自己的怨恨。郑伯以一国之尊不得不屈身向下，表示“是寡人之过也”。随后又不无威胁地指出：“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在这种情况下，烛之武才不得已而出山。显然他不是怕郑国灭亡，而是怕郑亡对己“有不利焉”。为私利而怨君，又为私利而奉命，何谈“高尚品格”“爱国之情”？

再就文章的逻辑起点而言，不外乎“利害”二字。先是郑伯用利害说服烛之武，其次是烛之武用利害游说秦君，再次是秦君因利害权衡而退兵。正如林纾《左传撷华》所说：“天下求文字之紧凑，用‘利’‘害’两字，辘轳为用，移步换形，言简词悚，能使人不得不听者，此篇是也。”在这里，道义缺席，唯有利害。文章所彰显的两位主角——烛之武与秦穆公，在“断章取义”式的文本解读中，其实赞美的是违背信义而获得成功的行为。这样，时时以利害动人，而不知“信义”二字为何物，何以垂范于世？

进一步言之，烛之武虽恃雄辩之才临时获得成功，而其最终却是遗祸患于三国，我们可结合《蹇叔哭师》《秦人入滑》《崤之战》诸篇来看。秦师退，使杞子、逢孙、扬孙戍守郑国。对此，解读者认为“秦国替郑国把守国门，是为郑国加了一道坚固的防线。”但事实是：不久杞子告密，秦国军队卷土重来。若无弦高之谋，郑国早已不复存在。毫无疑问，这是烛之武留给郑国的祸患。秦穆公因一时之利，听从烛之武之言，亦为崤之战埋下了伏笔。“后此，晋柩牛吼，西师暴骨于二陵，结釁不休，皆自此始。”秦国贪利，终为利所伤，败于晋后，不复东征，直待数百年后的战国之时，方才重新崛起，此遗秦国之患。烛之武以利行，秦穆公以利伤，晋国失去秦之强援，频频为楚国所抗，此又是遗晋之患。只为一个于己“有不利焉”而遗患三国，实非君子所为。这种鼓唇摇舌、重利轻义的外交行径，开启了战国策士游说的先声。同时，亦失掉了人性本来的真诚。

返回再看秦穆公。秦穆公与晋文公关系融洽，并以宗女五人妻之，后人称此为“秦晋之好”。两国相善，共同约定讨伐郑国，守的便是一个“信”字。孰料烛之武一番言辞之后，秦穆公辅晋之心即变。其中缘由，依旧是“利”“害”二字。亡郑陪邻、阙秦利晋，于己有害；舍郑为东道主、掌管北门之钥，于己有利。权衡之下，其竟背信弃义，私与郑盟。因此，金履祥才会说：“秦穆恃功而嗜利，故私郑以倍晋。”文章到此告一段落，烛之武以利说秦取得成功，秦穆公因利获益占得先机。似乎只要心中有利，便可实现目标、取得成就。很显然，这种价值取向是导人以利。若人人趋利背信、见利忘义，后果将会如何？果然，秦郑两国以利合，便以利离。两年后，秦劳师袭郑，惨败于崤。对此，吕东莱指出：“秦穆既以利轻绝晋，亦必以利轻绝郑。利心一开，不能自窒，宜其蔑蹇叔之谏，而取崤之败也。”此时的秦穆公，看着哀兵回国，痛哭道：“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可见其悔恨之痛、自责之深。贪利必然招灾，这是历史的教训，发人深省。而其利心正由烛之武鼓舌启之。

被课本所标榜的郑、秦联盟，无道义可言。而被郑秦联盟所对付的晋文公，却进退皆以道义为原则。晋文公出兵伐郑，主要原因是郑伯“无礼”。晋文公落难时，多次遭到冷遇，晋郑同姓，本当“兄弟急难”，可是郑文公“亦不礼焉”。故叔詹才会说：“天降郑祸，使淫观状。弃礼违亲……祸无赦矣。”晋文公恩怨分明、无礼必伐，正是向世人宣布“礼”之神圣与不可侵犯。伐郑之无礼，恰恰显示出其对礼的守护。秦师还，“子犯请击之”。如果晋此时出击，惩治背信弃义的秦军，不仅师出有名，而取胜也有相当的把握。正如吴曾祺《左传菁华录》所说：“此时晋人乘全盛之威，敌惰归之众，覆之有余裕矣。”但文公不贪图小利，任其撤军。其理由是：这样做“不仁”“不智”“不武”。之所以说“不仁”，是因秦对己有恩；之所以说“不智”，是因失去了盟军；之所以说“不武”，是因攻盟军不合武德。可见晋文公是一位明于为仁之方、通于权智之术、深于用武之道的君子。故谢文洊曰：“此见晋文豁达大度处，子犯功名之士，只顾乘便取利，无一毫情义，从来以智谋见长者多如此。”周大璋言：“战城濮则有示义、示信、示礼三事，释曹伯则听行义、守礼、正邪三言，此番更以不仁、不智、不武为病而不击秦师”，这正是德政施行的最好诠释。本来晋文公从道义出发的选择是值得称颂的，而教学参考书中却说：“晋军的撤退，其实也是从维护自己利益的角度出发的。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用现代流行的“利益原则”来诠解《左传》的道德意识，这不仅偏离了《左传》一书以“礼”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而且也可能会把学生引向唯利是图的轨道。

总之，无论是烛之武，还是秦穆公，其价值取向皆是“贵利贱义”。而晋文公独有的仁义，也被解读者视作了“利益”。这样会把学生引向何方？当然，就艺术性而言，《烛之武退秦师》无疑是一篇妙文。然而作为入选中学教材的古典名作，就其选文标准而言，是应该首先考虑思想性及其价值导向问题，还是应该把艺术性放在第一位呢？这值得教材选编者和解读者思考。因此，笔者认为，当思想内容、艺术成就与社会功效三者不能兼顾时，应当先考虑文章的思想价值，这一点非常重要。

参考文献：

[1]林纾.左传撷华[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

[2]杜志建.教材帮·高中语文·必修·下册[M].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19.

[3]吕祖谦.左氏博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

[5]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6]吴曾祺.左传菁华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7]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学研究所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普通高中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语文·必修·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创新项目（J20241177）与山西大同大学教学改革创新项目（XJG2023256）“山西文学进课堂的实践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世明（1984— ），男，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10年毕业于我校文学院，现任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主研方向为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山西大同大学“服务地方智库”专家；主讲中国文学史、先秦诸子散文、北魏文学研究等课程，研究方向为经学、北朝文学以及东亚《尚书》学；在《光明日报》《国际汉学》《孔子研究》《河北大学学报》《宋史研究论丛》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持省级项目3项、校级项目4项，参与国家、省、校级课题20项；出版《竹林七贤论稿》专著1部，参编《新概念大学语文》《中国文学经典品鉴》教材两种，搜集整理《东亚诗经汇函·召南·摽有梅》《东亚诗经汇函·小雅·天保》文献两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