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传统之外

每个人都生活在传统之中，脱离了传统的人，是不可思议的。鲁滨逊生活在孤岛上，孤岛上，的的确确脱离了传统。但是，鲁滨逊在上孤岛之前，他生活在人群中，生活在传统文化之中。当他到了孤岛，他身上所携带的，包括他的思想、观念、经验，是在到达孤岛之前形成的。所以，一个真正的人，不可能脱离传统而生存、生活。

一

传统是什么？在爱德华·希尔斯看来，延续三代以上、被人类赋予价值和意义的事物，都可以看作传统。这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他告诉我们：传统的范畴很广，所有延续到今天的，已经流传了三代以上的思想、观念、物质等，都属于传统。最重要的是“三代以上”这个时间限制。当然，传统既包括好的传统，也包括不好的传统。不用说，任何一个领域都存在着好的传统，也存在着坏的传统。教育领域也是如此。例如，既存在着正面的、能教育引导学生的优秀传统，也存在着不良的、简单粗暴体罚学生的反教育传统。本文只限于正面传统。

教育领域内的八股文写作训练、班级授课制等都属于流传下来的，而且是在当时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属于真正的传统。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语文教学改革轰轰烈烈，形成了一些比较著名的流派：情感派（以于漪﹑欧阳代娜为代表）、导读派（以钱梦龙﹑蔡澄清为代表）、思维派（以宁鸿彬为代表）、管理派（以魏书生﹑张富为代表）、目标教学派（以武镇北为代表）、快速阅读派（以程汉杰﹑王学贤﹑晏茂心﹑潘意敏等为代表）、大语文教学派（以张孝纯﹑姚竹青为代表）等。这些流派，在当时的语文教坛，产生了巨大反响，至今仍有一定影响。它们属于语文教育的传统吗？按照爱德华的观点，肯定不属于。为什么？因为它们并非流传了三代以上。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们都不属于传统的范畴。最多只能算是一种曾经流行的教学流派。

我们在思考教育和进行教育写作时，“传统”不能随便使用，否则就会不明就里、误导他人。

二

没有先前所走过的几步，便不可能迈出新的一步。一旦这几步修正了先前所认识的事物，它们也就为后面几步铺平了道路。这后面几步是对问题的重新解答。

传统能延续到今天，就是因为它能在今天发挥应有的作用，否则，人们是不可能会继承的。一幢祖传的老宅，今天仍然还在使用，供一家人快快乐乐地住着。但是，这样的老宅，他们一家人可能并非将其保持原样，而是根据今天家人生活的需要，进行了修缮，进行了功能上的改进。例如，空出一个小房间当厕所，并且安装了下水道和坐便器，甚至还对地面进行了修整，铺上了瓷砖；或者将屋顶上的旧瓦换成了琉璃瓦。不过，整个房子的格局并没有改变。墙还是墙，门也仍是门。只不过，将木门换成了铁门，仅此而已。

这只是一个比喻罢了。知识传统、基本道理仍是如此。通过考试选拔人才，这是中国古代在人才选拔上的一大贡献，西方人认为这是中国的又一大发明，羡慕得不得了，于是，他们纷纷效仿。在中国，老祖宗传下来的考试这一优良传统，我们一直都在发扬光大。1905年，科举考试制度寿终正寝。这一封建时代流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在那个社会转换的时代，被猛烈抨击，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这一制度，毕竟在中国实施了1300多年，在1300多年的历史中，对人才的选拔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其意义不可低估。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哪个历史时期，人才的选拔问题一定存在着。怎么选拔？按出身，还是按能力？中国并不缺乏按出身举荐人才的历史，例如，“察举制”“征辟制”“征召制”“九品中正制”等，虽然它们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存在着严重弊端，血缘与人情是两个顽症，是妨碍那时人才选拔的最严重的两大障碍。于是，“取士之法，自汉至隋为一类，自唐至明为一类……汉魏至隋，选举为主，而间用考试。唐宋至明，考试为主，而亦参用选举”。为了彻底摒弃血缘与人情，隋代采取考试的办法。考试面前，人人平等。至此，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才确定下来。但是，再好的制度，发展到后来，其弊端都难免显现。于是，后来科举考试制度遭到了激烈抨击。人们将其与封建社会制度并置，并将其推翻。

封建的考试制度被推翻了，人才选拔却仍然存在，这是每一个时代都面临的问题。怎么选？荐举制显然弊端太多。人们仍然将眼光转向历史。他们猛然发现，考试仍然适合选拔人才。同时，他们还发现，当下的人才选拔要有时代的特色，不能照搬传统。于是，他们从时代的需要出发，借用考试这一形式，选取富有时代性的内容与科目，采用新的计分制，于1936年在100多所大学实施高考制度，各高校自主命题，学生可以选择报考多所大学，也可能同时被多所大学录取。1952年6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二年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全国统一考试，统一招生。招生日期、考试科目、考试命题、政审标准、健康检查、新生录取等全国统一。选拔人才的制度复活了，但不是复制，而是新生。

这是对传统的全面超越。它只是借考试这一外壳、这一形式，其他则全部从时代的实际出发，根据新时代的需要重新设计，重新组织实施。这是对传统的一次革命性的变革，是真正的“古为今用”。

现代中国人，立足于今天，成功借鉴了古代中国人的智慧，将古代的优良传统成功转化为一种新型的考试制度。这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当然，我们的高考制度，仍然在继承与创新的道路上不辍前行，不断完善。没有先前所走过的几步，这一步便不可能迈出。每一次创新，都是在前一次或前几次创新的基础上的新发展。而每一步前行，都是针对先前实施中的问题而给出的新答案。例如，20世纪50年代的高考，语文学科主要考一篇作文，当时，大家觉得很合适。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只考一篇作文，或许能考出学生真实的语文水平，但并不全面。于是，汉语拼音等内容与作文一并出现在语文高考的试卷上，作文分值下调。20世纪80年代，现代文阅读这一题型一出现，就被高考所吸纳。于是，现代文阅读成了高考时语文考试的重要内容。每一步，都是在发现了原先考试中存在的问题之后的新举措。每一代人都在运用自己的智慧，解决自己这一代所面临的问题。所以，高考一直改革不辍，没有最合适，只有更合适。

这是成功继承传统的范例。

三

在人们一心坚持并忠于传统，而没有任何独创或反驳他人（也许除了某个微不足道的评论者之外）之心的情况下，具有某种敏锐的批判眼光者首先会感到疑惑，因为他们认为传统并非都是理想的。尽管传统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发挥积极作用的，但具有批判眼光者会对传统精益求精，不断地改进传统。

“具有某种敏锐的批判眼光者”，是一群智者，他们目光敏锐、视角独特，能够见他人所未见。这些人，从发展的趋势上看，是改革的先驱。例如，上海育才中学，从20世纪60年代就拉开了教育教学改革的序幕。在段力佩校长的推动下，以数学组和语文组为主，总结出“紧扣教材、边讲边练、新旧联系、因材施教”的基本经验，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反响。20世纪80年代初，他们又推出了语文教学改革的“读读、议议、讲讲、练练”的教学法。这些变化是他们对以教师的“讲”为主、以学生的“练”为辅的传统教学法弊端的挑战与革新。这种以学生的“学”为主的教学法，就是对传统的改进，就是因为他们在工作中发现“传统并非样样合乎理想”，甚至还可能阻碍着理想的实现。让学生跪着，难以培养站着的人。这就是时代对“人”的要求。他们正是站在时代的立场上省察过去的传统，发现教师“讲”的严重不足。在当时绝大部分人尚未发现这一弊端时，他们发现并采取措施进行改进，比那些虽已发现“讲”为主的弊端却坐着不动或者观望的人，更加具有开拓与进取精神，属于那个时代的首个“吃螃蟹者”，值得称赞。而读、讲、议、练本身就是“练”的基本形式，其将实践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批判精神是教师应具备的、非常重要的素养。一个教师，如果只顾埋头拉车，却不抬头看路，就有可能劳而无功，或者劳而少功。

陈钟梁老师在《是人文主义，还是科学主义》一文中指出，当时一些教师追求教学目标的单一化、教学程序化和系列化、教学方法的模式化、教学评估的标准化。他们设想编写出一套中小学语文学科分年级的教学目标，从坐标轴的横轴排出语文知识讲解内容，从坐标轴的纵轴上列出语文能力训练的条目，使教、学、考三者都有依据。他们希望制定出一个能从质与量两个方面评估一堂语文课乃至一个阶段语文教学的方法。陈老师认为，这种“科学化”的思想严重背离了语文学科的特点，语文学科应该是知、情、意的统一。“科学化”的路子丢掉了情与意，只捡到了一个不完整的“知”。他认为，现代语文教学的发展趋势应该是“科学主义思想和人文主义思想的结合”。这样，语文教学才有可能形成新的局面，才能健康发展。这是需要跳出当时的语文教学现实才能看清的，而且，还必须站在“人”的存在与发展的高度上才能有所发现，需要教师有一双慧眼。“众人皆醉我独醒”，当大家都沉醉在“科学主义”思想指引下的实践中时，陈老师就站出来进行批判、分析、引领，让众多语文教育的思考者与实践者警醒。

那些首个“吃螃蟹者”，都是一些不安分者，他们既面对现实，又高于现实，他们不仅看到了“实践本身的逻辑”，还看到了“人”的内在思想、精神、气质等。如此，他们才发现了自己在实施的教育教学与现代社会对“人”、对人才的要求的距离，从而对实践进行改革，对理论进行创新，从而振聋发聩，令人警醒。仅仅“一心坚持并忠于传统”是不够的，还要善于思考、善于发现，这样才能使传统焕发出新的生命、新的光彩。

四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外来的文化传统明显优于当地的传统。其实，某些外来传统之所以被人接受，主要归因于它明显的优越性。

被引进的外来传统，一般而言，在引进者的眼里，肯定是比中国或本地传统更有优势的。引进者发现本国或本地传统解决不了当下的问题，而外来传统正好可以解决。于是，便将其引入。外来传统在被引入之后，一般会进行一番宣传、吸收、转化，然后再实施。其“明显的优越性”是被引进的主要原因。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就是这样。这是在我国教育领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教育理论。曾经，目标教学几乎就是教学理论与实践的全部。其认知领域的教育目标分类理论，被广泛应用。当时，很多人一接触，就认为该理论具有非常强的操作性，可以解决当时教育中的诸多问题，尤其是语文教育领域中的模糊性问题。教学目标的设置，被认为可以成功解决这一问题。它将一些本来内在的东西转变为外在的、可操作的行为。它将认知思维发展分为记忆、理解、运用、分析、评价、创造六个层级。这既便于操作，也便于评价，比较实用。它让一些一线教师心明眼亮，以为找到了“救命稻草”。于是大力推行，在此后的教学实践中，广泛运用。

但是，“轰轰烈烈”地实施之后，大家发现，目标的设置本身存在问题。在语文教学领域，一篇课文的教学目标如何设置，这本身就是见仁见智的。每节课教学都按照认知领域、情感领域和操作领域设定教学目标，对综合性强的教学目标进行人为肢解。语文教学能这样做吗？一些先知先觉者发现，这正是“科学主义”思想泛滥的结果。将语文课程中的“情”与“意”剔除了，剩下的只有硬生生的“认知”。语文教学成了“半拉子”课程，其他课程的教学状况都差不多。教育目标分类学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引进，确切说来，它还不属于传统，还不满三代，还未经过时间的淘洗，还未被时间所反复检验。

班级授课制是一种从西方引进的教育传统，它是把一定数量的学生按年龄编成班组，它们拥有固定的学生和课程，由教师根据固定的授课时间和课程表对学生进行授课的教学制度。中国最早于1862年京师同文馆使用班级授课制。不可否认，相对于中国的原先的授课制度而言，班级授课制有较大的改进。所以，一引进，就迅速铺开。直到今天，其弊端虽然逐渐显露，但毕竟还没有完全可以替代的制度。现在，我们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整，即在班级授课制的范围内进行改进，例如小组教学、小型班级、选课制等。

班级授课制的引进是非常成功的，它大大提高了中国教育的普及速度，大大提高了办学效果，大大提升了办学质量。这就是成功而有效的引进。

今天，当新课程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我们应该深入思考，一些拥有巨大潜力的新理论、新观念、新理念，尚未经过时间和实践的反复检验，实际效果尚未明朗，所以，它们不属于传统，属于时尚。引入之后，尚未经过转化时，能否适合中国教育，能否大规模推行，需要深入研究，毕竟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属于不同类型，而文化则是教育的大环境、大背景。这要求我们慎重对待，虽然它“似乎明显地优于当地的传统”。

（作者单位：江西省南丰县傅坊乡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