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亚洲”的甲骨学家

在我看来，中国研究存在于那些从事中国研究的人的心目中，如果它们存在的话，如果它们有可能存活的话，而我通常不参加这些会议的原因之一，是我从来不知道你们这些人是空有关心还是你们真是学者。在我看来，当我今天来到这里时，很多人都非常关心，然而或许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应该成为学者。你们应该是活动家、革命家、政治家。要有所作为，应该去到那些地方，而我真的很想问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你能告诉我你想做什么吗？你是想当学者还是只空有关心？

这一番话自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的口中说出，在听众间引起了一阵骚动。我第一次听说此事，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叶文心教授的历史课上。近来，承蒙蓝泽意（Fabio Lanza）先生出示相关的文字记录，对此事的来龙去脉方始稍微明了。

事情发生的具体场景是一九七0年在旧金山举办的亚洲研究协会（As sociat ion for Asian  Studies）年会中一场题为“中国研究何处去？”的小组讨论。在问答环节中，一位参与者不经意提到了甲骨刻辞，以略带不屑的口吻判定它不合时宜、一无是处。这个意见对于将商史研究作为毕生志业的吉德炜而言，自然刺耳至极，于是引发出他上引的一席话。在吉德炜发言中反复出现的“关心”“学者”，直将矛头指向主办这场小组讨论的一群年青学者：他们基于反对越战、反对美国其他对亚政策，组成了所谓“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在当年美国学界曾掀起一场反映世代交替、引发左右对峙的政治风波。时隔多年，吉德炜在二00一年受访的口述史中，坦承当时的发言“有失风度”，并且如此详述：

……我当时的意思是，有些人非常想要影响公众舆论。显然，他们必须登上全国媒体；他们必须登上《周六晚邮报》；他们必须得上电视；他们必须去到影响能被感受到的地方。他们其实做得不太好，但就我能看到的，他们也没有进行任何学术研究。只有政治上的恼怒、抱怨和挑战。我认为我的评论是出于友好的目的，但它并不是以非常友好的方式表达的。

吉德炜对“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提出批评，并不意味着他反对这个组织的基本立场，或者他支持越战以及美国在亚洲的各种政策，更多是出自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他的优先顺序十分清楚：你首先应该是一名学者，其次才表达政治上的关心。他在如下的讨论中显示，他主张与各个重大机构合作，或者说在体制内进行改革：

抗议集会、给编辑写信、出去与校友团体谈话、校园罢工——所有这一切都非常耗费精力，并且再次让我相信，美国选民了解一些中国历史是至关重要的。我的意思是，因为中国被“妖魔化”，因为一般认为我们将在中国手上输掉越南。任何了解一些中国与越南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是极不可能的。……我只希望理查德·尼克松和约翰·肯尼迪能够了解中国历史。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情况会改变。

在吉德炜看来，既然中国是亚洲的最大强国，它的历史，甚至起源，对美国最高领导人而言都是应备的知识。

今天重看这段往事，或许很多读者对吉德炜的名字已不甚熟悉。他生于一九三二年，过去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系，是《古代中国》 （Early China）学刊的创办人、麦克阿瑟学人（MacAr thur Fel low），长期以来在北美与张光直先生齐名。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吉德炜在二0一七年去世前留下了大量的学术著作，触及的议题包括商史、甲骨学，乃至古代中国文明的物质文化与许多其他层面。这些著作的共同点是论述清晰、准确，对重要问题毫不畏缩。作为他的学生之一（我有幸在本科期间上过吉教授的两门课，之后也得到他的许多帮助，虽然我可能没有给他留下太深的印象），我认为秉持同样的精神对吉德炜的学术做出评论，是延续他学术遗产的最佳方式。

首先，面对越战如此迫切的政治议题，吉德炜始终坚持自己是一名学者。相对于他的同侪，他对中国历史的钻研更为深入，这一点我认为十分值得肯定。事实上，他与当时大多数的“中国通”，包括其中最富理想的那几位，都有相当程度的不同。重读他与“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的争议，我们可以得到如此判断：委员会的成员认为他们和毛泽东时期的红卫兵站在同一阵线，属于同一个具有真正国际意义的革命先锋运动。相对于此，吉德炜没有放弃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接触越南、中国，乃至亚洲，对此他毫不掩饰。没错，他是一名学者，不是活动家、革命家、政治家，但是他的学术研究也并非全无目的，自有其雄心壮志。随着时间的过去，他的态度似乎稍有软化，然而基本立场不变。简言之，美国汉学界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识，对现实政治会有直接的影响。而这个认识，如果美国政治精英也能够跟上步伐的话，可以在中美发生冲突时，带来战略帮助。

在吉德炜留下的多种专书、论文及书评中，我要特别提到他在八十年代末开始着手的一个研究课题，其成果分别发表在以下几篇论文，皆见他二0一四年出版的论文集《枯骨复生：早期中国研究选集》（These Bones Shall Rise Again： Selected Writings on Early China ）：

一、《反思早期中国文化之成因》（Ear ly Civi l i zat ion in China：Reflections on How It Became Chinese ），中文翻译见罗溥洛（Paul S. Ropp）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文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二、《干净的双手和闪亮的头盔：早期中国和希腊文化中的英雄行为》（Clean Hands and  Shining Helmets： Heroic Action in Early Chinese andGreek Culture ）；

三、《文化语境中的认识论：早期中国和早期希腊的伪装与欺骗》（Epistemology in Cultural  Context： Disguise and Deception in Early Chinaand Early Greece ）。

在这一系列的论文中，吉德炜以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的文化遗产进行比较，对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问题做出了许多本质性的论断。立足自己所熟悉的文化，再延伸视野至有待探索的另一个文化，吉德炜如此说明他的比较方法：

最后……我要指出的是，文化比较的本质，包括从熟悉的文化转向文化比较，导致了一种似乎对“目标”文化持有批评态度的言论，“目标”文化被描述为在某些特质上存在缺陷。但这些特质原本是应该存在的吗？所谓希腊“毁灭的欲望”有吸引力吗？诸神伪装成天鹅来强奸受害者又如何？儿子推翻父亲又如何？我们所认为的任何文化的优点和缺点都是密不可分的。所有伟大的文明都有其代价和好处。如果从中国的角度重写本章，强调并试图解释所有早期希腊文化所缺乏的特征——这应该很有帮助，甚至对于全面文化理解来说是必要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肯定包括许多中国思想家所强调的利他主义、仁义、社会和谐，以及对人际关系而并非抽象原则的关注。

这段话以基本相同的形式同时出现在吉德炜《反思文化》和《干净的双手》两篇论文中，而在前者则与另一句话互相呼应：比较的目的是为了“解释”，而并非“审判”。他如此说明：“我强调这一点，因为有时候我会说古代中国‘缺乏’某些见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希腊等‘试金石文化’的特质。但是这种负面用语是为了对比，不是为了贬损。”很显然，他对他所面临的挑战毫不讳言，而这也是步出自己专业，尝试宏观叙述时，任何人都可能面临的挑战。如此“吾往矣”的冒险前进，我认为也是相当值得赞许的。吉德炜提到他的论文可以从一个全新不同的视角重写一遍，哪怕这只是一种表态而不具备实际内容，也显示出他对不同观点的包容、开放。

对我来说，这些论述的关键不在于它们是否正确——关于宙斯与勒达的故事是否另有别解，对人际关系而非抽象原则的关注是否的确是中国文化特质，等等——而在于如此二分的形式：古希腊相对古代中国，所谓“试金石文化”相对“目标”文化，好相对坏，好处相对代价，我们相对他们。这样的做法和他看待中美关系的立场，在本质上有何不同？这里我的批评不是我们是否选边，或是否正确选边。我的问题是除了选边之外，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我们是否能够提升自己超越这些二分、党派性的思维，进而寻找一些更广泛的道理、价值？对于那些我们所继承的范畴，我们是否提出质疑，并且进一步思考其性质、预设，乃至历史背景？这些在我看来都是相当严肃的问题，不应以一些引号或免责声明就轻易交代过去。

举例而言，在上述几篇文章中，吉德炜以见于《左传》等书的历史叙事与荷马史诗进行比较，指出它们反映的是截然有别的认识论。与此同时，他也提到在《左传》这样的传世文献背后，可能曾经存有某些篇幅较长的历史叙事，在形式与内容上或许都和荷马史诗更为接近。此处吉德炜引述的是姜士彬（David  Johnson）有关伍子胥故事的研究，但没有进一步申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些篇幅更长的历史叙事基本上没有保存下来，它们对后世的影响不能与《左传》等经典相比，至少不能在同一层次。然而吉德炜的讨论也因此显得比较浅薄，基本上只是按照两个文明流传至今的一些表面特征，重复大家所熟悉的那些陈腔滥调：苹果与橙子的确大不相同。至于更细致入微的问题，比如这些可能曾经存在的长篇叙事，为何最终竟然没有流传下来，它们的一些蛛丝马迹，是否可能在传世文献中寻获，相对时代较晚，甚至属于不同文类的其他著作，它们可否提供参照对象等等问题，对此吉德炜全无涉及。

遵循这条思路，我也质疑吉德炜比较古希腊与古代中国所使用的“负面用语”，亦即中国缺乏这些那些特质的表述。当然，用语就是用语，不一定有更深的意涵，然而如果我们联系吉德炜口述史的一些论述，比如中国是一个有待挖掘的“金矿”（gold mine），一个有待探索的“边疆”（frontier），他的隐含意思在我看来完全表露无遗：中国或中国的材料本身是不足的，有待历史学家的目的强加其上，或许就如同第三世界的原料只是第三世界的原料，唯有在布鲁塞尔、巴黎、日内瓦等地加工改造后，方能摇身一变成为真正的高级品牌商品。这一点呼应吉德炜有关当代国际关系的讨论：中国或中国的材料正是因为其本身的不足，需要和美国国家利益或其他更重要的关注结合在一起，方始产生意义。

回顾吉德炜毕生的学术著作，有一点十分耐人寻味。一方面，他对甲骨刻辞极为注重，屡次强调这是研究商史的基础，再没有任何资料比它更为可靠、纯粹。这是贯彻在他的《商代史料：中国青铜时代的甲骨刻辞》（Sources of Shang History：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of Bronze Age China ）及许多著作中的观点，毋庸赘述，我相信大多数的甲骨学家也不会有任何异议。相对于此，吉德炜也撰有比较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的一组论文，如同上述。在后者中，他引以为据的材料包括传世文献的历史叙事，美术与物质文化的证据，甚至诸子百家的哲学著作。然而很有意思的是，商代甲骨在后一类著作中几乎不见踪影。这里一部分原因当然是这些著作本身的性质：比较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的一组文章面向较为广泛的读者群体，连带作者所使用的材料也更为多样。然而，对于比较文明如此攸关宏旨的因缘大事，很难想象为何吉德炜对他向来重视的甲骨没有多加着墨。这样的落差需要解释。

就其本身的性质而言，甲骨刻辞是商代的“断烂朝报”，虽然吉光片羽十分可贵，但信息量比较有限，无法支撑一个时代的完整叙述。然而它正是吉德炜在他的第一类著作中所极力推崇的。相形之下，诸如历史叙事、诸子著作等传世文献在内容上更为丰富，也是吉德炜在他的第二类著作中所依据的素材。然而在后者的讨论中，因为吉德炜的论述相对粗糙，这些素材与它们所描绘的景象显得异常匮乏。两类著作的共同点在于论者即吉德炜本人所扮演的角色。当材料本身有所不足，他将自己置入其中，为之赋予目的，点石成金。当材料相对丰富、多样，他又可以通过讨论，抹杀其固有的价值，以致最后出现的景象充满各种不足，再由他本人出面宣判。于是我们回到他的口述史的淘金者、驰马边疆的牛仔，或者在会议上大声疾呼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始终是同一个人。

吉德炜生活的时代与我们不同，他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今天看来，已不易令人产生共鸣。我在他的著作中观察到一种关于“不足”的假设，然而同样的故事，难道不是通过不同面貌在不断重复吗？对吉德炜而言，这些不足属于中国，与他更熟悉的文化形成对比。对他而言，这些不足应以更具宏旨的关注填补，比如美国国家利益。相较于他，一个中国读者不会对美国和古希腊文化如此认同，然而他也不免有自己追求的目的：或许是统计学或量化的研究方法、文学与文化理论、大数据、环境史、全球史，甚至考古学或物质文化所可能承诺的绝对性。这些议题因时而异，潮来潮去，然而它们所试图填补的，不正是和吉德炜相同的“不足”吗？它们背后的共同点是一种投机的心理：我们一方面力图将材料置入一个脉络、语境，或者具有某种重要意义的论述框架，一方面也否定材料的价值，否定它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复杂、多样、完整。我们强调材料的某一个面向，却轻视另一个。我们为了自己的兴趣、利益，将材料塑造成某个样貌。我们的差异，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各为其主。对吉德炜而言，他期盼的是肯尼迪、尼克松等美国领导精英的垂青。而我们呢？

提出这些问题，是重读吉德炜著作对我的意义。一个学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汲汲一生的心血著作，最终却遭到世人忽略。我希望以上的讨论可以引发更多人对他的关注。身为老师，吉德炜对学生一向直率而宽厚，不假颜色，但始终保持绅士风度。我的意见可能引发他的不快，然而吉德炜教授有知，当不至罪我不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