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的“日常生活”与“审美”

摘 要：尽管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的转化成就了民间文学学科，民间文学也便以“作品”面目出现，但民间文学却不等于民间文学作品。在民间传统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有美学的存在。而今提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则并非简单地向传统生活回归。在民间层面，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重心不是存在论，而是过程论。从本质上讲，民间文学的美感就是生活的美感。其所表达的最基本的认知、情感、智慧和态度，属于人类共享的和普遍的精神需求。

关键词：独立学科；作品；边界；回归；内化；互文性

民间文学的文学性一直是通过“作品”体现出来的，现代民间文艺学初期阶段及发展过程中的实绩也主要表现在作品研究方面。精英阶层的文学观念主导了民间文学。其实，“作品”并非民间文学的全部，其本质超越了单纯的审美意义。文学理论界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理应得到民间文学界的热烈响应，因为在城乡二元边界日渐消弭的新时代，民间审美充溢于日常生活世界，文学与非文学的界线变得模糊了。那么，这种转型过程的内在逻辑性是怎样的呢？其学理的依据又何在？

一、“作品”对民间文学的遮蔽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民间文学进入了学术视野。此时，诸多学科的学者不约而同地直接或间接地进入到“田野”，“到民间去”成为颇为时尚的学术行为。在现代民间文学的初始阶段，民间文学研究的队伍尚不固定，学术圈的边界并不清晰；但对民间文学的学术指向则相当明确，就是以作家文学为参照，突显民间文学已有的口头性、集体性等文体特征，着重于文学性把握和经营。于是，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从田野源源不断地汇集到《民间文学》《民间文艺》等书刊（包括教材），民间文学作品集陆续推出。这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间文学领域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学者们之所以热衷于“采风”，是出于给予民间文学“文学”身份认定的愿望。在学者眼中，所谓作家文学即为作家文学作品；民间文学也唯有以“作品”的样态呈现出来，才能获得“文学”的合法化地位。彼时学界，在民族主义和“启智民众”“发现民间”口号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强烈的学术欲望，即承认民间文学合法的地位。学者认为，具体的文本研究都是学术的，民间文学作品的采集才是学科的。故而在一定程度上，是民间文学作品为民间文学赢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而不是学术研究。

在当时学者的意识中，既然为“民间文学”，就需要体现其文学性；文学与作品是同义语。作品才是纯粹审美的，而田野不是。作品是保证民间文学具有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的先决条件。那时涉足民间文学的学者大多为治古典文学者。在他们看来，要有足够数量的作品方能为民间文学学科正名。可以说，现代民间文学学科是通过古典文学的治学方式建立起来的，没有古典文学学者（包括钟敬文先生在内）就没有现代民间文学。然而，这些谙熟古典文学的学者一接触民间文学，便发现其完全不一样的审美特性。因为有了直接的比照，他们从一开始，对民间文学文体的认识就相当到位。像研究作家文学一样，他们对民间文学也是通过对作品的解读和分析去获取绪论；只不过由于很早就引入了“母题”和“类型”的概念，使民间文学研究的范式不同于作家文学而已。

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的转化成就了民间文学学科，但这确实是行使了文字和书面霸权的结果。既然文学交付给了作品，民间文学也便以“作品”面目出现。当时学者并没有意识到民间文学是民间的一种生活方式，民间文学不等于民间文学作品。“作品”的呈现完全遮蔽了民间日常生活世界的美学意义，民间日常生活原本时时处处洋溢着美感情愫。就审美的维度而言，是民间文学植根于日常生活世界，而不是作品。可是在民间文学界，直至今日，“作品”依旧是民间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提出和展示

倒是作家文学的一些研究者早已试图走出“作品”唯一性的误区。他们深切地感受到既定的关于文学艺术的范畴远远落后于社会文化的转型，这是没有密切关注当下新兴文学艺术实践的结果。有学者认为由于大众文化生活的重心发生了转移，经典的艺术门类及艺术活动场所都发生了变化。陶东风先生指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深刻地导致了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变化，乃至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的定义。”因此，应“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开展‘文化研究’”。[1] 学者的这些新认识，乃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情况——广大民众正以不同方式热情参与到文学艺术创作队伍中，文学艺术与日常生活的边界变得模糊起来。针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判断，不少学者做出了回应。他们一方面正视了文学研究当前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认为以往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仅仅做了“事实判断”。赵勇先生针对陶东风所论，指出“从价值判断的层面上看，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个命题的深层含义其实就是对现实的粉饰和装饰。它隔断了人与真正的现实的联系，并让人沉浸在一种虚假而浮浅的审美幻觉当中，误以为他所接触的现实就是真正的现实”。故而赵先生提出了要对该虚假的日常生活进行“祛魅”和“批判”。[2]但不论怎样，将审美纳入生活视阈无疑会有助于对民间社会审美状态的理解，从而为阐释民间生活的诗意化提供话语支撑。

“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命题最早由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教授迈克·费瑟斯通（M·Featherstong）提出，指的是审美活动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一方面“生活转换成艺术”，另一方面“艺术转换成生活”。由此可见，在现代文艺学研究领域中，“日常生活”一直游离于美学之外，似乎有一道屏障将两者处于隔离状态。显然，在城市中产阶级社会实践中，艺术和日常生活的边界相对清楚。但这种边界在民间生活世界里似乎并不存在。即便是日常交流语言，也夹杂着俗语、俚语、谚语、歇后语等，文学的成分无所不在。由于缺少专门的剧场、舞台等，日常生活空间和文学艺术场域往往重叠在一起。

“日常生活”是民众的生活，体现在大众日常化的社会空间、精神领域与生存方式中，是“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它是一个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方式，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而加以维系的自在的类本质的对象化领域”[3]。个人依循传统重复性的实践交往活动、观念活动、消费活动等等，体现了观念、习惯、经验等文化因素，而这些活动的完成依靠的是个体自觉的参与。这一“日常生活”的定义打破了城乡二元的藩篱，将“民间”延伸至都市中的社会基层，扩大了内涵与外延。它超越了以往对于民间文学集体性的强调，偏重民间文学实践活动中的个体经验。其个体审美感受的差异性将极大地丰富民间文学学术话语的多维度表达。

问题是：颠覆了作品中心主义的民间文学还是民间文学吗？关于民间文学置换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形态的表述，旨在把民间文学作品遣回到其原本的语境当中，放弃民间文学作品学术的独立性，而寻求日常生活世界的文学基因和表现。然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毕竟不能替代民间文学学科，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既不能退回到民间文学唯作品论的时代，也不能脱离民间文学自身的理论体系转而依附“日常生活审美化”。现今学界充满各种所谓前沿话语的诱惑。只有保持民间文学的自主性定力，才能让民间文学回归民间；否则，民间文学很可能失去自我。民间文学作为社会基层集体的口头文学活动，与日常生活和现实社会融为一体，展示出与社会精英们不同的审美意识。旧时的民间文学大都诉之于口头语言和行为动作，属于“身体表演”。这种表演无需专门的训练和专业素养，面向所有人开放。随着民间文学全面进入到作家文学领域，书面语言广泛运用于民间，单纯以口头语言来标识民间文学已不合适。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文学集体性的维度便突显了出来。日常生活世界的集体审美活动应该成为当下民间文学的主要内涵。

以往对民间文学的理解偏重于演述了什么和怎么演述，前者生产出来大量的作品；后者归纳出歌谣、史诗、民间故事、民间说唱和民间小戏等不同文体。在当今日常生活世界，演述了什么和怎么演述已难以对民间文学给予定义，唯有谁在演述可以在精英与民间之间划出一道界线。民间文学的各种体裁是基于乡村口头传统的实际，这些体裁早已不适应当下日常生活世界的审美行为和方式，不能涵盖诸多新兴的民间文学形式。关注谁在演述，方可将以往的民间文学理论与当下的日常生活世界勾连起来。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实是指向传统生活的回归。在传统社会，各种演述形式共存于同一时空，各种体裁的边界被完全消解；演述活动很少单独进行，往往伴随生产生活一并展开。如今的社会似乎也如此，审美己融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审美完全生活化了。

有学者将日常生活世界划分为三个基本层面或三种基本的活动类型：（一）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以个体的肉体生命延续为宗旨的日常生活资料的获取与消费活动；（二）杂谈闲聊、礼尚往来等以日常语言为媒介、以血缘关系和天然情感为基础的日常交往活动；（三）伴随着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其他各种日常活动的非创造性的、重复性的日常观念活动。[4]而过往的民间文学事实上跨越了三种活动类型，首先内化于当地人的身体，使当地人在日常生活资料获取与消费活动中便蕴含有文学艺术的情愫，涌动身体文学的活力；其次，民众在“杂谈闲聊”中维系着“血缘关系”和“天然感情”，成为民众开展“日常交往活动”的主要方式；再次，民众的民间文学本身就是非创造性的、非重复性日常观念活动，没有比民间文学更具有观念性质的活动形式了——那些仪式上的祭辞即为一种文学表达。

但是，就当前而言，所谓“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又并非简单地向传统生活回归，而是螺旋式地在更高级层面的泛审美化。一方面，传统的民间文学已不在口头流传，而是演变为动漫、景观、导游词、街道名、网络小说、城市景观等，成为随处可见的文化符号；另一方面，电脑、手机成为身体的一部分，身体的集体交流频繁起来，人们在不同的朋友圈中围绕一幅画面、一段个体经历、一条趣闻、一个人物等发表言论，宣泄情绪，文学性的审美活动其实也随之展开。表面上，手机、电脑隔断了面对面的沟通，却激发了所有人参与表达和抒发的热情；原本处于独白的、私密的个体言说纷纷进入公共空间，演绎出一个个鲜活的“段子”或视频笑话。而生活节奏的急促和工作压力的增大，使人们迫切需要放松心情，于是，广场舞、公园集会、结伴出游、聚餐会饮十分流行。凡是人多的活动场所，就有民间文学的传播。

三、正视日常生活审美的当下实践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轴心是“传统”，“传统”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催化剂；传统与现代生活相交集，往往会摩擦出文学的火花。譬如，端午作为节日传统，一直伴随诸多口头叙事，这些口头行为本身及来源都没有溢出日常生活。屈原作为最具影响力的的历史人物之一，每年端午节期间都会得到集中宣扬，其中讲述的端午节传说，实质上体现了民众对端午习俗形成渊源的集体追问，这种追问更多表现在心理层面，省略了以往常态的讲述行为。将屈原传说纳入到日常生活的范畴来考察，是民众爱国情感的体现，满足了植根于身体的思想、情感延续的欲望，是对日常生活体验的想象化的诉求。屈原传说完整地诠释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这种完整，涵盖了行为方式和情感态度即内在与外在的双重维度。在现代社会，身体叙事的方式是多方面的，不一定以传和说的行为表现出来，有时积淀于人们的内心，成为集体意识，但都属于日常生活的范畴。民间故事、歌谣、民间说唱等莫不如此。

因此，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把握住民间文学的本质，将民间文学的演述过程与具体的生活情境相结合，才能真正理解文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在民间层面，“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重心不是存在论，而是过程论。审美内化于日常生活当中，“化”的过程和方式才是考察的重中之重。

在传统社会，传说就是传说，说唱就是说唱，体裁之间一般不会越界或混淆。当然，这些体裁都是学者给定的。这是由于一个地方的文学样式处于稳定状态的结果。民间文学长期流传于熟人社会，当地人对自己的口头传统喜闻乐见，难以接受陌生的文学形式。那时，民间文学也是自给自足，自娱自乐的，完全没有势力扩张或越界的企图。而民间文学的日常生活表现还存在于转化的过程当中，其基本向度是不断扩大自己的审美视阈。在文学理论中，有一种理论叫“互文性”，是由法国符号学家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符号学》中提出的：“任何作品的文本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化。”[5]民间文学作为特定区域口头传统的展示，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其生命力的释放必然要与当地生产生活保持一致的步骤，与现实之间形成互文性关系。在许多旅游景区或城市的人文景观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商品、街道、建筑物的命名都来自于地方的民间叙事；一些企业利用当地民间传说打造文化品牌；影星、歌星、球星和文化之星的产生过程就是一种新型的神话叙事。一旦口头传统进入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实现了与现实社会的接轨，便获得了超越叙事文学文本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的力量。譬如，地方政府充分利用当地口承文学资源，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