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极而衰是否是北宋王朝的宿命？

摘 要：曾经辉煌百年的北宋王朝何以由盛而衰？史家有归咎于王安石变法者，或拿宿命论说事。其实，长久的新旧党争；重用奸佞，放纵腐败；长时间的崇文抑武，才是北宋王朝盛极而衰的真正原因。它们在北宋朝时形成严重内耗，极大地消蚀了王朝的凝聚力、向心力。

关键词：北宋盛世；元祐党人；好大喜功；轮换制；郭京

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正月，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篡夺后周政叔，创建赵宋王朝。至宋神宗过世（1085年）这120多年间，是史家赞颂的北宋盛世。其在国土疆域上虽不及盛唐完整，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却远超盛唐。史料记载，北宋后期经济总量占到世界80%，人口达到1.3亿。那时中国成为世界最强盛的国家。都城汴梁人口100多万，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日本内藤湖南等多国著名历史学家都曾著书赞誉北宋盛世。2005年5月22日，《纽约时报》极其罕见地以中文为标题发表了著名专栏作家克理斯托夫的评论文章《从开封到纽约》，作者在文章中写了如下一些内容：“公元1000年，中国的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心转到开封”，“在宋代，这里是首都，拥有百万以上的人口，而在那个时候，伦敦仅一万五千人”，“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的《清明上河图》用写实笔法炫耀着历史上开封的繁荣和富足”。这些足以表明北宋盛世的繁荣富足与文明进步胜景是实实在在的，并非我们自美自夸。

仅仅三四十年后，曾辉煌一世的北宋王朝便迅速衰败，土崩瓦解，被金所灭。这一现象一直是史家关注和研究的课题。早在南宋初就有不少人将亡国之耻归咎于王安石，认为他变乱祖宗家法，以至于社会逐渐失去控制，最后到了不可收拾局面。当然这是八九百年前宋人的一种认识，可以理解。但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专家学者以及历史爱好者抱有此种认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盛极而衰在古代王朝那里就是一种宿命，北宋王朝也未能逃脱这种宿命。几种观点都看似有理，实则是管中窥豹，只认其一。其实，北宋由盛世快速走向衰落，乃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在起作用。

一、长久不息的新旧党争，造成政风不振

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变法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反变法派）之间的斗争，开初缘于不同政见，后来逐步演变成意气之争、权势之争、利益之争，直至政治迫害。诚如“宋人所说：‘朝廷大患 ，最怕政党。’”[1]元祐年间，党争加剧，对北宋后期造成恶劣影响。偏爱旧党的明代史家张溥也认为：“元祐君子之失，未有大于此者。”[2]言其党争危害之严重。王安石和司马光作为新、旧两党派的两位精神领袖、政敌，先后于元祐元年（1086年）去世，但新、旧两党派之争并未因之而停息。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离世，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听政，以恢复祖宗法度为先务，一反神宗在位时治理朝政的所作所为，致北宋政局骤变，史称“元祐更化”。元祐是哲宗第一个年号，更化是更改熙宁、元丰新法。高太后刚临朝听政，就立即派遣使者向旧党首领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询问当务之急，为废除新法起用旧党制造舆论。元祐元年（1086年）高太后将司马光、吕公著先后任命为宰相。旧党得势，新党被视为奸邪之党，受到排斥打压。王安石因早已失势，毕竟又是司马光当年好友，幸免于祸，但其他新党成员一一遭到打击。吕惠卿、章惇、蔡确等大员首当其冲，官职一贬再贬。元祐八年（1093年），蔡确被贬，在新州去世，消息传来，新党成员兴高采烈。高太后高兴地说，此人奸邪，朋党为害，得他死，是国家福。旧党执掌朝政大权之后，内部纷争又起，党内有党，党外有派，洛党、蜀党、朔党，各自抱成一团，互相攻击。洛党以程颐为首领，朱光庭、夏易等为党羽；蜀党以苏轼为首领，吕陶等为党羽；朔党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首领，其党羽颇多。各党派相互间为争夺权势，闹得冤冤不解。执宰大臣文彦博与刘挚、吕大防与范纯仁、范纯仁与苏辙、苏辙与苏颂之间斗争十分激烈。至于其他官员，由于员多职少，“一官之阙，率四五人守之，争夺纷纭，廉耻道尽”[3]。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哲宗亲政，立即启用新党骨干。宰相章惇提拔重用不少亲信，其中有所谓“二蔡一惇。”二蔡即蔡京、蔡卞兄弟。新党就此得势后，对旧党的迫害，无论规模还是程度都远远超出元祐年间旧党对新党的排斥打压。新党首先是夺取旧党领袖吕大防相位，将其贬谪出知颖昌府（今河南许昌），令旧党处境急转直下，阵脚大乱。二是追夺司马光死后谥号。绍圣元年（1094年）七月，新党剥夺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的赠官和谥号，折毁其神道碑等。三是追贬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生前官职，追夺旧党子孙亲属的荫补官职；同时贬谪吕陶、朱光庭等30名旧党官员。四是将原本设立接待高丽使者的同文馆，改变成专门关押、审问旧党官员的监所，许多旧党官员惨遭迫害。五是设立元符诉理所，将神宗在位时受到处分、业已平反的旧党官员重新治罪，被诉理遭惩办的旧党人士达七八百家之多。曾布对此表示担心：“此理株连者众，恐失人心”[4]。果不其然。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徽宗和蔡京将太后听政期间上书言事的582名官员划分为正邪六等，其中所谓的“正臣”41人皆系蔡京党羽，而所谓“邪臣”541人，则并非全是元祐大臣，多数与蔡京政见不合者也列入其中，遭到降官贬逐处理。朝廷还将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吕大防、苏轼、苏辙、程颐等309个“元祐党人”名单刻在碑上，企图让他们遗臭万年；又下令全国各州各县都要仿刻“元祐党人”碑。打击还扩大至党人亲属，他们通通被免去京城官职，勒令不得擅回京城。诏令下达之后，“元祐党人”大臣和其他官员，被迫携家带口离开京城，路上哭声不绝。这样大规模的政治迫害，不仅使国家失去大量优秀人才，还寒了全体官员的心，使朝廷失去了凝聚力，向心力。

二、背弃祖制，重用奸佞，致使腐败盛行

哲宗、徽宗、钦宗任上，一反祖宗家法，太祖、太宗制定的亲贤亲才，远奸佞小人的用人原则遭弃用，选才用人竟然以是否与之唱合、逢迎、心悦为标准，网罗亲信，招降纳叛，使奸佞满朝。哲宗是个短命皇帝，享年仅25岁，亲政仅7年。他起用新党章惇、曾布等，贬斥元祐大臣吕大防等数十人，形成官僚派系间互相攻讦、报复的局面。徽宗是一位艺术皇帝，在政治上并无智慧，却骄奢淫逸；虽庸碌无能，却好大喜功。在他治下，蔡京、童贯、王黼、朱勔、李邦彦、梁师成、高俅、杨戬等奸佞之臣，先后入朝担任要职，结党营私，贪腐成性，做尽坏事。当时，有两句民谚流传很广：“做恶昭著者蔡京、童贯也”，“打破筒（童），泼了菜（蔡），便是人间好世界”。徽宗朝第一奸相蔡京，原本就是个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的伪君子，政争中哪方得势他就倒向哪方。熙宁变法时期（1069—1075年），神宗对王安石信任不二，蔡京和他弟弟蔡卞立刻投靠新党，成为变法派干将。元祐元年（1086年）闰二月，司马光拜相，他转身就去讨好司马光。司马光命令各地在五天之内废除免役法，实行差役法，官员们都认为时间过于短促，难于实现，唯蔡京（时任开封知府）一人表示：能够完成，一切照办。司马光马上夸奖蔡京：“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5]这样，新法干将便成了反新法的急先锋。蔡京在徽宗朝执政20余年，独掌相权达17年之久。徽宗曾七次专程到蔡京府上登门拜访，并与之结为姻亲。蔡京第五子蔡鞗娶徽宗女儿赵福金为妻，成为驸马。从此蔡京更是有恃无恐。徽宗亲政时期，可视为蔡京专权时期。徽宗对蔡京言听计从，被其所左右。其诏令多出自蔡京之手。

蔡京打着辅佐徽宗，继承神宗、哲宗遗志的旗号，不择手段迫害异己。迫害对象不仅限旧党人士，凡是得罪过蔡京者都遭受迫害。即连新党成员也难逃报复。蔡京同时大量培植亲信、党羽，将党羽四十多人安插在朝中各部门担任要职，使党羽满朝。

蔡京大肆搜刮民财，盘剥百姓，加增税赋，卖官鬻爵，不昔掏空国家财力而造宫殿、建假山以迎合徽宗的穷奢极欲和荒淫无度。与蔡京狼狈为奸的第二大奸臣童贯，是徽宗特别信赖的太监，崇宁元年（1102年）被派往苏杭主持制造局。蔡京借助童贯之力再次入朝为相之后，对童的援引很感激，两人内外勾连，干了很多坏事。民间称蔡为“公相”，称童贯为“媪相”。最初童贯还只是替徽宗做搜罗珍玩、建造工程之类的事。他在蔡京臂助下，逐步进入政坛；加之他监军时立了点军功，居然一路节节高升至枢密院事，担任执政，掌管朝廷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大权。以蔡、童为代表的奸佞之臣，个个以“假充上之名，济营私之欲，渔夺百姓，无所不至”。[6]如王黼提举应奉局时，拥有“中外名钱许擅用”的大权。“凡四方水土珍异之物悉苛取于民，进帝者不能什一，余皆入其家”。他“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拟自省”。[7]朱勔在主管花石纲时“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数百万计”。其财产仅土地一项即达30万亩之多。他“园池拟禁御，服饰器用上僭乘舆”。[8]宦官梁师成明目张胆收取贿赂，向参加殿试的举子索钱数百万。至于蔡京侵吞公款，则达千万计。他的新、旧两所府第叫作西园、东园，当时人说：“东园嘉木繁阴，望之如云。西园人民起离，泪如雨。可谓东园如云，西院如雨。”[9]徽宗对这些佞臣贼子，只要能献媚邀宠、使自己能享受淫乐，皇位不更，便对其胡作非为视而不问，放纵不计。他赏赐官员的住宅动辄价值数十万缗。

宋徽宗在位期间，一直沉醉于蔡京、童贯的阿谀奉迎之中而不能自拔；同时又贪图虚名，好大喜功。蔡京、童贯等为掩盖民穷财竭真相，引用《周易》“丰亨预大”典故，力证北宋在徽宗治下富足兴盛，为太平盛世。徽宗欣然领受。对此，明代史家张溥有简要概括：“宫新廷福，山城万岁，花石应奉”，拿它同隋炀帝的“东城西苑，神山离宫，开渠行舟”[10]相提并论。宣和二年（1120年）宋徽宗与金太祖达成“海上之盟”，本来是联合攻辽：金军攻打辽中京，宋军攻打辽燕京；而后燕京等州城归宋。结果宋军攻辽累吃败仗，终由金军歼灭辽军。金军将燕京等五座城池洗劫一空，并从宋朝得到三大笔钱（岁银绢50万匹、燕京代税钱100万贯、西京劳军费银绢20万匹），之后方退出燕京，宋朝始从金军手中得到五座城。宋徽宗大喜过望，视为宋朝列祖列宗未能收回的燕京之地，在他治下办到了，于是下诏大赦天下，并建立《复燕云碑》来纪念。宋朝统治集团的极端腐败无能就此彻底暴露在金人面前。金太祖在接见宋朝使者时，当面讥笑宋军“不战自溃”，藐视宋朝“何足道”。他在退出燕京时扬言：“二三年间却取之。”[11]果然，不到三年，金军就南下攻宋，宋朝一触即溃。

三、长时间的崇文抑武，导致军力羸弱

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宋朝历代皇帝实际上是将崇文抑武奉为基本国策。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弱武将权力，将军事大权集中于皇帝一人手中；又通过频繁的轮换制（包括将领调换、定期换防），造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以后宋太宗对武将权力限制更为严厉。这样的策略，诚然促进了北宋文官体制的建立和全面贯彻，稳定了政局，繁荣了文化和经济，但也带来了武将弱化，军力渐衰的重大隐患。整个北宋王朝160多年历史中，一直受到辽、西夏、金等强敌的虎视侵扰，外患一直很激烈。在文官主政的环境下，朝中避战主和派占据上风。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1005年1月），北宋与辽签下“澶渊之盟”，宋辽结为兄弟之国，以年龄论长幼，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真宗称萧太后为叔母。宋朝为辽提供“助军费每岁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双方于边境开放互相贸易”。从此，宋辽两国结束敌对状态，换得百年和平。但北宋君臣并未从战争中汲取教训，而是安享太平之乐，“忘战去兵”，使“武备皆废”，边防军事于是更加松懈。当然，朝中这种怕战、厌战、求和情绪成为主流思潮，乃是北宋长期的“崇文抑武”国策养成的。北宋历位皇帝，对武将充满猜忌。他们和文官携手对武将进行限制，在政治上压制，军事上紧紧将其束缚起来，不允许武将有亲兵；对边境的守卫，也不允许他们有免税的特权。战场上，皇帝预先设计好阵图，临战时武将只能按图布防，不准许有丝毫更改，否则就是抗旨不遵。面对制度上的层层压制，武将都以自身安全与自保为要。因此，北宋王朝在成功解决武将飞扬跋扈、威胁朝廷统治之虞的同时也犯下自毁长城的严重错误，造就一大批庸碌无为的新将领。在文官主政体制下，指挥作战的多是文人出身，他们“玩习翰墨，多务安养，罕能冲冒寒暑”[12]。太监出身的童贯，根本没有军事才能。他统军抗击辽、夏、金军，多次败北，却屡屡隐瞒实情不报。但真正有军事指挥才能、坚持抗击金军的将领却受到朝廷排斥、刁难。在金军南下直逼京城时，李纲任亲征行营使，主持开封防务，数次击退金军侵犯，为延缓北宋王朝的国祚立下汗马功劳。可是金军一退离，李纲便成为钦宗猜忌对象，被解除兵权，贬任河东节度使，限期到任。台谏官认为李纲“不可去朝廷”，被钦宗斥责“为大臣游说”。李纲认为替朝廷谋划军事的事尚未了结，呈报圣上请推迟上任。钦宗在御批中斥其“迁延拒命”。李纲只好如期到任，但到任仅三个月朝中主张议和的执宰大臣们又给予李纲“专主战议，丧师费财”的罪名，将他罢官流放。靖康元年（1126年）元月初，金朝军队已大举南下，直逼京城开封。十分危急时刻，北宋君臣还在坐而论道，喋喋不休地一再争议是否议和，是抵抗还是迁都，议和后该给金太祖上什么封号……官员们各执己见，互不相让。金军将领嘲笑宋朝使者：“待汝家议论定时，我早渡河直达开封矣。”十月，开封城再次被金军包围，比上次更为险急。上次依靠李纲组织军民英勇奋战击退金军进犯，金军方退出京畿。这次朝中没有精兵良将，君臣们便寄希望于道士郭京领军抗击金军。郭京原来是个士兵，后自称身怀道教法术，只需7777人，即可生擒金军将领干离不、粘罕，明眼人一看即是诓骗、忽悠。但朝廷对于郭却深信不疑，将他视若神明。金军攻城益急，郭仍谈笑风生，夸下海口：“择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13]。闰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军趁着大雪攻城，郭京带兵迎战。他坐在城楼上指挥所谓的“六甲神兵”迎战，刚一接触即被金军击溃。郭京借口到城楼下去做法事而逃之夭夭。金军没有受到任何有效的抵抗，轻松拿下开封。

在北宋的大多数时期，新旧党争的内耗，造成人心不安，人人自危，极大地消蚀了北宋朝廷的凝聚力、向心力；后期重用奸佞，乱施朝政，贪腐不能止，正气不能扬，致使政局溃堤千里，不可收拾；长期的崇文抑武，使文武关系失调，军心动荡，武备松弛，自毁长城，造成敌军如无人之境。盛极而衰，在古代王朝并不是一种宿命，其实各有症结在作崇，各有因果起作用。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北宋王朝盛极而衰的苦果，乃是它自己种下的，怪不得别人，更不是命中注定的。所谓“我命在我不在天”是也。

注释：

[1]（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上。

[2]黄振萍编《张溥文献辑刊》第六十六册《历代史论·宋史论》。

[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八“元祐三年正月乙巳”。

[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元符元年九月丁巳”。

[5]（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七十二《奸臣二·蔡京传》。

[6]（元）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七十九《食货志下一·会计》。

[7][8]（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七十《佞幸·王黼传》，《佞幸·朱勔传》。

[9]（宋）周煇：《清波杂志》卷六。

[10]（宋）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十八“宣和元年十一月”。

[11]（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三《会盟下》。

[12]（元）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九十《兵志四·乡兵一》。

[13]（元）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五十三《孙傅传》。

作者：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公安文协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