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经学的“汉宋之争”

摘 要：清代，相比于前代而言，其总体学风转向是偏于扎实。从学理上看，这是鉴于明季王学末流束书不观、空谈无根的弊端，在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之际的学者带动之下学术发展的结果。清康熙以后，经学领域出现了“返璞归真”的转变，即由大谈性命天道的学风转向扎实地由音韵、文字、训诂以通义理的治学之道。这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统治者为巩固政权而做的有意引导。

关键词：心学；汉学；宋学；攘夷；明宋暗汉

有清一代，立于学官的学术始终是程朱理学，广义的宋明理学包括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清代立于官学的程朱理学属于宋明理学一系，而清代昌盛的朴学实则是汉唐经学的余绪。清代著名的“汉宋之争”即是朴学一派（尊崇汉学）与程朱一派（尊崇宋学）之间的学术斗争。

汉唐经学与宋明理学是儒学或者说经学在后世发展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分支。汉唐经学注重字词训释，即所谓“名物训诂”，由这一条治学理路所衍生出的经注经书可谓繁琐，甚至难以卒读。此系统之繁琐文字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中间经过了由汉至唐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从汉至唐这段时期内经注经书的文本字数，呈现出爆炸型的扩张趋势。先秦时期，儒家典籍只有原本的文字，即经文，此时尚无大量注释附于其后；而至汉代，由于文字形态的变动以及文化的发展，汉时一般人不仅看不懂部分典籍上的文字，也无法读懂其中字词文句之意。要想理解、学习这些典籍，就需要将先秦的古文文字转写成汉代通行的隶书，并且让经师为之作注。这样儒家经典在汉代便首次被大规模地作了一番注解。尽管是历史上的首次，然而这批注解对于经书字数扩张的贡献可一点不小，因为经学上卓然有成者即能轻易地得到官位。于是，在功名利禄的种种驱动之下，经师们在治经方面毫不吝惜笔墨，例如《汉书·张山拊传》所载“（秦）恭增师法至百万言，为城阳内史”[1]，张山拊即通过发展其师夏侯建之《尚书》学章句，“增师法至百万言”，得以任官。对于这种现象，班固在《汉书》的序赞中做了精辟的分析：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2]

“一经说至百余万言”，经学的发展直接表现在经说经注的文字膨胀上，同时这种现象产生的背后根源即经学直接与仕途挂钩。各家经说先后得立学官，“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传业者甚众乃至“千余人”，这亦是经学繁盛的体现。经学繁盛是儒生勉力治经的结果，随之而来的是众多儒生从事与解经的工作，于是这个儒生班子也急剧膨胀——这就构成了一个正反馈过程，经学发展与经说文字的增加、儒生人数的增多，此三者共同形成了愈加不可阻挡的趋势。从这一角度出发，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对此作了精准的概括：“经学至汉武始昌明，而汉武时之经学为最纯正。”[3]这种“昌明”表象的背后，实际反映出的正如班固一针见血所指出的那样——“盖禄利之路然也”，是经学与利禄挂钩的结果。由此经书的文字大大膨胀。

值得注意的是，明朝灭亡，清朝取而代之，这一时期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段。朝代的更替，这件事本身就是社会的重大变革，它会引发一系列的变化；不只在政治领域、社会生活领域，在学术领域亦是如此。易代之际，入关的清廷在诸多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可能继承前代，亦可能发生巨大扭转。尤其是经学，明朝灭亡后，时人对于清朝将确立的官学多有揣测，谨慎者自当静观其变，而如毛奇龄一般恃才傲物者，则往往耐不住性子闻风而动。毛奇龄正是基于既然已改朝换代，清朝应当不会再立胜国之官学的揣测，那么朱熹自然不再受推崇，于是作《四书改错》一书，在书中对朱子大张挞伐。他对此书寄有厚望，希冀以此得到清廷之褒赏，然则不料清廷却将从祀孔庙的朱熹由东庑“先贤”之列升至大成殿“十哲”之次。即如全祖望《鲒埼亭集》所载“抑闻西河晚年雕《四书改错》，摹印未百部，闻朱子升祀殿上，遂斧其版，然则御侮之功亦馁矣”[4]，毛奇龄正是由于判断失误而既未得奖赏又失了声名。尽管《四书改错》一书“刊成旋毁，故流传甚少”，但毛氏“墙头草”的声名是再也无法挽救了。

清初，官方所采取的绝大部分措施基本是沿袭明代；同样，在经学领域清初得立学官的亦是程朱理学；只是于实际上，在清前期至中期这段时间发展起来的乃是汉唐经学，此可谓一大矛盾。这种矛盾现象其来有自。汉学，或者说朴学的发展实际是一种实学倾向，它在明末清初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兴起，本质上是对明季王学末流的一大反动。

明中期，自王阳明承袭陆九渊建构出“心学”理论以来，由于“心学”讲求发明本心，并且认为人人皆可成圣人，倡导“致良知”，从学者甚众，后经门人发扬，遂成显学。王阳明“心学”在将人们从程朱理学的教条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却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走向极端；乃至于明末时，王学末流背离孔门为学宗旨，不习六艺，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而专心于内，实乃“内释外儒”之学，已非儒学之正宗。[5]“内释外儒”正是对这一时期学者为学特点的最佳概括。儒家讲求学习，然而禅宗则主张以打坐方式顿悟（实际上“心学”确实与禅宗具有诸多共同点）。明亡以后，许多明朝遗老反思明灭亡之原因时，不少人将其归咎于这种不务实事、空谈无根的学风。出于扭转这种风气的目的，明末清初的学者大多讲求实学，尤其反对空洞的学问。相比于追求发挥义理的宋明理学（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在先的汉唐时的治经方式显然更加扎实。清初的一批学者对汉唐经学情有独钟。他们追溯经学最原始的时期，采用汉代治经的方式，讲求章句名物训诂；同时受到音韵学发展的影响，在经学的训释中更加注重音韵学手段的采用。这些治经方式即所谓“小学”。而这种方式的实施使得大量过去难以解决的经学上的疑问得以疏通。例如顾炎武的《日知录》，就是通过使用音韵手段而对经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同时开启“由声音以通文字，由文字以通训诂”之“小学”范式。可以说，开启经学领域之扎实学风者主要就是清前期的这批明朝遗老。这种学风随着时代推移不仅没有衰退反而更加兴盛。发展至乾嘉时期，这种学风臻于鼎盛，涌现出一大批在经学上卓有成就的学者。这一时期的汉学学派也被称为“乾嘉学派”，其中皖派代表人物有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而吴派代表人物则有惠栋、江声、王鸣盛等人。对于治经方法，戴震于《古经解钩沉序》中有所阐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6]总的来说，诸多学者在明清易代之际，自发地选择对汉学的沿袭，逐渐使得汉学家治经中所注重的严谨踏实的“小学”之法风靡学界。

清朝前期至中期以来，经学的朴学化倾向，或者说汉学渐至鼎盛。这看似是由于学者们不约而同地自发投向汉学“怀抱”而使得清代学术界呈现出的一种景象，然而其背后尚有其他更加复杂的因素在起作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是统治者的有意引导。《清高宗实录》记载了乾隆皇帝对臣下治学的要求，希望他们不要对圣人之道做过多发挥，老老实实多做实事。这是一个信号，是统治者对待汉学、宋学之间博弈的一种表态。显然他并不希望学者去发挥义理，这是他倾向于汉学的一个信号。

汉学与宋学两派之间始终水火不容，而实际上在学术地位上占据优势的是汉学，这与皇帝的“偏爱”是密不可分的。是故汉学学者大都仕途畅通，在朝身居要职的几乎都是汉学学者，而拥有“官学”名义的宋学实际上在学界并不受待见。皇帝对于汉学的支持直接体现在官员的选任上。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下诏编修《四库全书》之时，纪昀被任命为总纂修官，足见皇帝对于纪昀的信赖倚重，而实际上纪昀正是汉学一派的学者。尽管入馆编纂《四库全书》的学者既有汉学学者如周永年、戴震等人，也有宋学学者，如翁方纲、姚鼐等人，但是姚鼐在进入四库馆的第二年就辞官归里。在临行前他对友人翁方纲说：“诸君欲读人未见之书，某则愿读人所常见书”[7]。这里“诸君欲读人未见之书”指汉学家们喜好寻找人间稀罕的书籍；“人所常见书”指四书五经，正是宋学家所沿习之书——宋学家讲求从四书五经这些旧有经典中探寻出义理。姚鼐这话道出了他在四库馆中格格不入的处境。四库馆担任总纂官的纪昀作为汉学学者，对宋学一派的许多观点予以强烈驳斥，是故对姚鼐撰写的提要总是不满意，每每驳回姚鼐的提要稿。对于这其中是否含有纪昀的排挤宋学一派的私心我们尚无法知晓，然而姚鼐因此而被迫离开四库馆归乡却是事实。可以说，不论是有意或是无意，诸多汉学家在朝堂上的地位确实构成了对宋学学者的排挤——这种排挤不仅体现在朝堂之上，甚至还影响到了整个学术圈。这个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因为学术道路的选择已深深影响到仕途的通达与否。宋学学者即使成功进入官场，谋得个职位，也很有可能因受排挤而无法长久任职，被迫致事退隐。“有骨气”的宋学家自然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学术志趣，而部分学者则可能就此抛弃宋学。

四库馆可谓汉学家的大本营。汉学家在四库馆中可谓如鱼得水。不少汉学学者通过进入四库馆纂修《四库全书》而获得升迁。甚至如戴震这般一再参加考试仍不能通过的学者，皇帝也给了他头衔，让他在四库馆中修书。种种迹象表明，汉学的发展在乾嘉时期达到巅峰绝非偶然，其中有皇帝的推波助澜。那么，为何皇帝要助力汉学的发展？实际上宋学才是被立于学官的、用于科考取士的学术，皇帝这么做岂非与自己对着干？我们应对此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剖析。宋学被立于学官是在清初之时。彼时清朝统治者仍处于极力稳固统治的阶段，基本的制度皆为照搬明朝。自元至明代，程朱理学已推行数百年，学者大多自小习之，倘若此时贸然取消宋学的官学地位而改立汉唐经学，那么势必会造成学术上的巨大动荡——因为学者们自幼习得的经说皆将被推翻。出于巩固统治、稳定时局的需要，程朱理学的官学地位也就被清朝统治者被动接纳。

然而等到清朝统治基本稳固以后，程朱理学也就丧失了加强统治的作用了。不仅如此，程朱理学甚至可能威胁到清朝的统治——因为清皇室为少数民族，属于“夷族”，而程朱理学十分强调“尊王攘夷”。清朝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一大特点，就在于统治者比较注重小心地调和汉人与满洲之间的矛盾，这显然是吸取元朝的经验教训。清朝统治者对于“华夷之辨”其实十分敏感，而程朱理学所宣扬的义理有大量的这个话题。北宋学者把义理阐发的重点放在“尊王攘夷”上，而南宋理学家则注重阐发经书中“攘夷复仇”的思想。因为北宋自立国之始就处在少数民族政权的窥伺之中，而它最终亦被金所灭。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自然不希望这些含有“攘夷”思想的义理被大肆阐发。清朝是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中汉化程度最深的一个，当然这与清朝历代皇帝的努力分不开。汉地的历代皇帝多受到良好教育，不仅学习儒家经典，在诗文方面也有一定成就。清朝统治者的统治手段相较于前代入主汉地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来说，显然高明得多。其既非元代所采用的完全不融合政策（即几乎不主动学习汉族文化，汉化程度极低），亦非金朝的被迫汉化以至于丧失民族特色。清朝的一贯主张是主动汉化，积极学习汉文化，又努力保持本民族原有文化特色（这种努力的最终成效则另当别论。实际上在清后期，不仅汉族大臣不会写满文，连满族大臣也很少人会写满文），例如大印采用满文、汉文并行的方式，既刻汉文，又刻满文。总之，既然程朱理学中含有不利于稳固统治的内容，那么就成了清朝皇帝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只是因为程朱理学的官学地位在清初就已确立了，康熙皇帝作为乾隆皇帝的祖父亦好程朱理学，乾隆帝作为高明的统治者遂以“明宋暗汉”的方式寻求折中之法——名义上尊崇宋学一派，实际上以各种手段扶持汉学一派。

这样来看，清朝统治者对于汉学的抬高实在是出于巩固政权的目的：让学者们扎扎实实地致力于训释句子的含义，就不会过多阐发经书中这些所谓的“华夷”观念。从这一角度来讲，汉学成为了统治者用以桎梏学者思想的工具。老老实实、不胡思乱想的民众，对于统治者而言才更好管理——这才是统治者的根本意图。

注释：

[1][2]（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05页，第3620—3621页。

[3]（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0页。

[4]（清）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清嘉庆十六年刻本。

[5]参见马勇：《儒学兴衰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6页。

[6]（清）戴震：《戴东原集》，四部丛刊景经韵楼本。

[7]（清）姚莹：《东溟文集》，清同治六年姚浚昌安福县署刻中复堂全集本。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