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时期中原来蜀交汇人物献疑（下）

摘 要：按照王朝“正统”观的说法，不仅是中原地区的夏商周秦，就是古代的巴与蜀，执政者都是黄帝这个家族的后人。所以，在先秦古蜀时期，就有许多中原学者，例如彭祖、老子、苌弘、商瞿、开明、尸佼等学者，因为各种原因而来蜀地进行指导。如果真的有许多中原学者在古蜀时期来蜀著书立说，传授文化，那么他们为什么却未能推动古蜀文字的产生、发展？他们的著作中为什么会避谈古蜀历史文化？虽然古蜀时期并不封闭，确有与外界的交往，但是那时并不存在这些由中原来蜀交汇的著名人物。

关键词：古蜀时期；王朝“正统”观；来蜀交汇；历史人物

四、商瞿是怎么成为“蜀人”的？

商瞿是孔子弟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很明确地说：“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28]许多古籍文献均坚持认为商瞿为鲁人。这样看来，商瞿与古蜀也无关系。

关于商瞿为蜀人的说法来自明代以后，例如：明代蜀地大儒杨慎在《蜀志遗事》中说：“孔子弟子商瞿《世本》作‘商瞿上’，《文翁石室图》亦作‘商瞿上’。宋景文公（宋祁）作《成都先贤赞》，以商瞿上为蜀人。考之《路史》及《舆地纪》，瞿上城在双流。”[29]杨慎后来又在其《丹铅录》中，不再引用其出处，而是直接与《华阳国志》中“移治郫邑，或治瞿上”的“瞿上”结合起来，说商瞿是四川双流人。

明代曹学佺在《蜀中名胜记》中记载：双流县“有商瞿里，本志云：治东十里瞿上乡，有孔子弟子商瞿上墓，时有锦鸡、白鹇见焉，文明之德未艾也。”[30]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之“双流县”也称：“瞿上城在县东十八里，相传蚕丛氏所都，亦曰商瞿里，以孔子弟子商瞿所居也，今为瞿上乡。”[31]《大清一统志》在《成都府》中也说：“周商瞿，双流人，孔子弟子，生于瞿上乡，殁亦葬于瞿上，至今墓碣犹存。《文翁石室图》作商瞿上。”[32]

从《史记》叙述来看，商瞿并非蜀人。然而到了宋代经理学家二程渲染而“易道在蜀”，加之成都学宫自唐开元以来就祀奉商瞿，作为孔子传《易经》的接班人，商瞿在蜀人的心中遂享有崇高地位；再经过宋代的宋祁、明代的杨慎两人的渲染以及其他文化名人的加持，便让四川双流大兴土木，将商瞿墓垒得很高大。墓前竖有石碑，上刻“先贤至圣商瞿夫子之墓”。人们还于墓前辟一方平地，建瓦房数间为享堂。官府也特拨出学田、祭田，每年清明祭拜他。历代编修的《双流县志》均称商瞿为乡贡。

五、鳖灵是“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

传说古蜀时期有“五王”，后两王是杜宇与鳖灵，他们对古代成都平原的繁荣昌盛作出了卓越贡献。不过，关于他们的来历，只能称之为神话，如《蜀王本纪》所载。

在《蜀王本纪》里，杜宇是“从天堕”来的就很奇怪了，而鳖灵的来历更奇怪：他溺水而死，尸体逆江水而上，到了蜀国（郫）居然活了过来，于是与杜宇相见。杜宇得知他能治水，封他为相。鳖灵掘开玉山治水，使老百姓得以安居。因鳖灵治水有功，杜宇就像尧帝禅让舜帝一样，把王位禅让给了鳖灵。

按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里的说法，《蜀王本纪》，为汉代人所记蜀人传说，在当时就缺乏文献依据，并不能完全信任。

因为鳖灵的来处用“荆”字，许多人就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来自湖北长江的楚国，善治水。如果仅仅是因为善治水，不一定就非楚国不可。古蜀地的岷江流域，早就有大禹治水的传统和技术。所以比扬雄晚三百年的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就剔除了不可信的神话，而是这样记载：

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巴国称王，杜宇称帝。……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33]

鳖灵究竟来自于何处？学术界多有争论。有学者通过广征文献考证而认为：鳖灵传说中的“荆上亡尸”乃是附会鲧禹传说中的“阻穷西征”；杜宇禅让原为舜禹禅让的伪托；开明治水亦有附会大禹治水的成分。[34]

关于鳖灵的族属问题，当前学术界至少有四种说法：

一是荆人说。其依据是《蜀王本纪》的记载。

二是楚人说。楚初建国于荆山，故习以荆为楚的别称，其依据同上，二说实一。

三是巴人说。论者以为春秋时期“巴楚数相攻伐”，楚人能否越过巴国，千里迢迢在川西平原建立政权，实属可疑；且看不出开明时期的蜀楚文化有任何密切关系，故鳖灵实来自巴而非楚。

四是濮人说。又分二说：一说鳖灵为初居江汉间的濮族，后受楚之逼进入巴蜀地区，居今合江、铜梁、垫江一带，曾建濮国；后又为巴人所逼，逃至川西的南安，后击败杜宇而王蜀。一说据《风俗通义》引《楚辞》，鳖灵作“瞥令”，以为即瞥邑之长。邑在今贵州遵义附近，古属夜郎国，为濮僚人所居。[35]

之所以存在这么多的争论，就是因为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鳖灵是来自于中原楚国的荆人。

六、尸佼是如何被认为“逃入蜀”？

尸佼，尊称为尸子，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道家先秦诸子百家之一，也是先秦三晋思想文化杰出代表人物之一，约生于周安王十二年（公元前390年），约卒于周显王三十九年（公元前330年）。由于历史的原因，关于尸子的记载有很多都不明确，例如他的籍贯，就有魏国曲沃（今山西省曲沃县）人，亦有鲁人、楚人之说。

西汉时期的两位著名学者——司马迁和刘向，都在其著作中提到尸佼。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明确说：“楚有尸子、长卢。”[36]而刘向不仅指出尸佼是晋人，还称其可能“逃入蜀”，这见之于他所著的中国最早的书目《别录》：

楚有尸子，疑谓其在蜀。今按《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卫鞅商君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之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凡六万余言。卒，因葬蜀。[37]

刘向在这里叙述了佼的生平简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时期在魏。时魏改革受阻，吴起、商鞅出走，晋人楚用、秦用甚多，商鞅与尸佼可能在这个时期在魏旧都安邑相识，并于此时入秦的。第二个时期在秦。此时商鞅受秦孝公重用，从公元前360年到秦，执政近20年。尸佼为商鞅“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提供重要决策意见，为秦国富强，统一六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第三个时期在蜀。秦孝公二十四年（公元前338年），秦惠文王处死商鞅，尸佼惧恐株连，便离开政界，逃往了蜀地，在那里生活直到去世。

但是，刘向所提出的尸佼“逃入蜀”，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所以他用了一个“疑”字。这应该是猜想。

在刘向之后，本还带有疑问的尸佼“逃入蜀”被多书写入也就成为“史有记载”了。例如，《汉书·艺文志》中有：“《尸子》二十篇。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38]。唐代李贤等在注《后汉书》中说：“尸子，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鞅谋计，未尝不与佼规也。商君被刑，恐并诛，乃亡逃入蜀，作书二十篇，十九篇陈道德仁义之纪，一篇言九州险阻，水泉所起也。”[39]《曲沃县志》中有：“尸佼，晋人，卫鞅客。立法理民，尝与佼规。鞅诛，亡入蜀，著《尸子》二十篇。真西山谓《尸子》，晋书。”[40]

就如同尸佼的籍贯有争议一样，在《别录》中，刘向认为尸佼是商鞅的门客——“秦相卫鞅客也”；而到了《汉书·艺文志》，班固却认为尸佼是商鞅的师傅——“秦相商君师之”。那么，尸佼是不是“逃入蜀”？同样是一个争论点，当前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答案。

著名史学大师钱穆先生著有《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其中的《尸佼考》值得一读：

……今按：刘向云：“疑谓其在蜀”，知非鲁人故称楚矣。则尸子实晋人。其时晋已不国，而魏沿晋称，尸佼殆为魏人耶？《穀梁》两引其语（隐五年，桓九年），则亦治《春秋》，正名以治，为法家师，如吴起之流矣。（阮元《穀梁传注疏校勘记序》，谓：“佼为秦相商鞅客，鞅被刑后，遂逃亡入蜀。而预为征引，必无其事。或传中所言，非尸佼也。”阮氏疑《穀梁》成书定在尸佼亡逃入蜀之前，故有预为征引之辨。今知尸佼既为先秦学人称说，而《穀梁》成书未必甚早，则阮疑殊亦无据。）然近人辑《尸子》书，绝不见其为晋人与鞅谋事及亡逃入蜀之事。又《后汉书》注：“佼作书二十篇，内十九篇陈道德仁义之纪，内一篇言九州险阻水泉所起。”与刘向所谓“尸子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术。”（见《荀子叙录》）而为商君师者不类，盖亦各言其一端。如《汉志》儒家有《李克》，法家有《李子》，而刘氏亦以李悝与尸佼并列，皆称为非先王之法，不循孔子之术也。《尔雅疏》引《尸子·广泽》云：“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其学之相非，数世而不已。”田子贵均乃田骈，为齐稷下先生，在尸子后。《山海经注》《史记集解》诸书引《尸子》，称述徐偃王，亦后尸子。则所谓《尸子》二十篇者，在当时固已非出尸子自为。今则亡逸已多，并不足以见尸子为学之大纲也。今如据同时学风以为推测，则尸子之学，固当与李悝、吴起、商鞅为一脉耳。[41]

其中的“近人辑《尸子》书，绝不见其为晋人与鞅谋事及亡逃入蜀之事”及“与刘向所谓‘尸子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术’……而为商君师者不类，盖亦各言其一端”值得注意。看来，刘向对尸佼的认识并不完全正确。他首创的尸佼“逃入蜀”说并无证据支撑，不可轻信。

七、古蜀时期与中原交汇人物怎么来的？

本文提出古蜀时期不存在上述那些与中原交汇的人物，并不是说古蜀地域是封闭的。其实，古蜀文化就是在不断与包括中原文化在内的邻近周边文化乃至域外文化的碰撞中发展起来的，因而具有强烈的开放性和兼收并容性。在《史记》和其他史志中，也记载有古蜀人的对外交往，尤其是与秦的交往，例如《史记·六国年表》就有“秦伐蜀”“蜀取我南郑”“蜀人来朝”[42]等记载。这说明，古蜀人早就通过包括古栈道、古长江及其支流水系、古蜀布之路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与外界有频繁的交往。

不过，关于古蜀时期的对外交往，因为文献资料的欠缺而难以详述。在秦灭古蜀后，蜀地被纳入了中华政治文明的大格局中。几百年后，先秦时期的古蜀文化已经消失殆尽，那时的学者们欲追寻古蜀历史与文化，只能到在王朝“正统”观下写就的文献中去寻找，于是就见到了上述于古蜀时期并不存在的与中原交汇的人物。

按照王朝“正统”观的说法，中国从远古时期到夏商周秦，不仅是中原地区，甚至许多边远地区的执政者，例如古代的巴与蜀，都是黄帝这个家族的后人。《华阳国志·巴志》的开篇是：“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其君上世未闻。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43]

《华阳国志·蜀志》的开篇是：“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44]即是说，作为区域历史中的巴和蜀，其渊源乃在中原“帝王世系”那里。这一认识对四川后来治史者影响甚大。

任乃强、童恩正、段渝等学者，是研究巴蜀古代史的大家。在他们的著作中，虽然也按传统观点，勉为其难地转述了“帝王世系”与巴蜀古史人物的关系，然而，他们却都有一个很明显的态度，就是对这样的“帝王世系”予以批判。

最有代表性者是任乃强先生的认识。他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的《巴志》注释中明确指出：“若谓人皇是黄帝以前人，则其人与其氏族之活动范围，不过百余里而止，安得曰‘天下’？……九州之说，亦只是周代史官所假想。”针对古代“帝王世系”，任乃强说：“司马迁采之，为《五帝本纪》。常璩又据以为此文，加‘支庶，世为侯伯’字。夫黄帝时，不可能建成国家。其子女随其师兵所至，留姓于其他氏族则有可能，然安得能有‘世为侯伯’之事哉？”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的《蜀志》注释中，任乃强针对古代“帝王世系”再次强调：“此非原始社会所能有。”[45]

的确，倘按照王朝“正统”观的说法，古代的巴蜀历史一开始就不是独自产生的，而是作为中原帝王支脉、按照中原历史的面貌生成的。这样，在古蜀时期，中原学者来到蜀地进行指导就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事。中原学者这样认为，也这样写，蜀地的一些学者受其影响亦这样认为，并把传说或臆想的所谓古蜀时期中原人物来蜀交汇之事当作信史载入四川古代史，以致于以讹传讹，让假的变成真的了！

注释：

[28]（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

[29]（明）杨慎：《升庵集》卷四十八《蜀志遗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30]（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五《川西道·双流县》，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

[31]（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七《四川二·双流县》，中华书局2005年版。

[32]（清）穆彰阿、潘锡恩等：《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九十四《成都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33][44]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34]李修松：《“鳖灵”传说真相考》，《安徽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35]杨正苞：《试说鳖灵族属及开明期文化》，《文史杂志》2000年第5期。

[36]（汉）司马迁：《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

[37]（汉）刘向：《别录》，《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集解”引。

[38]（汉）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

[39]（南朝）范晔撰，（唐）李贤注《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李强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

[40]曲沃县志编委会：《曲沃县志》，海潮出版社1991年版。

[41]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卷九十《尸佼考》，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42]（汉）司马迁：《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

[43][45]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一《巴志》。

作者：成飞集团老年大学教务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