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青城艺缘（上）

摘 要：张大千先生的青城艺缘所涉，今人多因爱之切而传误多。其青城艺缘之初始，距今已时隔数十年；又因其艺术生涯的博大而牵引繁杂，并逢世变多故而南北辗转等缘故，各家之说，往往述见不一。但根据张大千信札、画作款识的内证以及报刊、亲友的相关记述，可对张大千先生的“青城艺缘”的缘起、到青城的时间以及卜居青城的相关活动，作出较为清晰的初步判断。

关键词：全民族抗战；青城文化；羁旅思归；时间节点

一、“青城艺缘”的缘起

张大千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主要艺术学习与生活在上海与江浙北平一带，在抗战军兴后一年，离开北平，辗转卜居于青城山上清宫。从张大千自身的几次手书中，皆可见有“抗战军兴，间关还蜀，卜居青城”的记述。这种记述，容易使人们直接将“青城艺缘”的原因，归结于全民族抗战的爆发。

然而，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张大千1938年秋卜居于青城山上清宫的时间段来看，其间张大千曾先后去过苏州、南京、天津等地。即使是“间关还蜀”的历程，也辗转于上海、香港、阳朔、重庆等地。这样来看，把张大千到青城卜居的原因，归结为全民族抗战的爆发，并不是十分恰当。于是，就有必要梳理一下当年的时代背景与同时期作者作品中记录的信息。

早在民国22年（1933年），张大千昆仲欲还蜀，因兵乱而未能成行；民国23年，四川第二次“二刘战争”，刘文辉败走雅安、邛崃，局势动荡，亦未能还蜀定居（见故宫博物院藏，戊寅三月作《雁荡观瀑之图》款识：“1938年3月款：三年南北，治乱不常……”）。至民国26年（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同年底，上海与南京相继沦陷，再至抗战军兴后一年的民国27年（1938年）1月到5月，徐州会战爆发，继而又徐州沦陷。北方愈加动荡与不安，迫使人们纷纷避迁到相对安全的区域。

随着国内抗战形势的急剧变化，西南方向的政治局面和社会文化发展形势日新，张大千遂作出离开北平的决定，在经历了“间关还蜀”的数月行程后，目的地非常明显，即卜居于蜀中灌县（今都江堰市）青城山之上清宫。

这是张大千艺术文旅历程之中极其重要的一次辗转回归，乃有着复杂多样的现实背景。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开发西北的呼声变高，同时对西南的关注，以及对长江文明的审视关注也愈多。“长江一线”自魏文帝临江作“天限南北”之叹后，一直在国人心目中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20世纪30年代，它在国人心目中已突显到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

作为长江上源的灌县以及其独特的青城文化，更多地见诸报刊与书籍。随着国民政府的南迁重庆，使得大批文化界人士聚集于西南，四川文化界也随之发生剧变而呈现出繁荣之貌。

与张大千先生交好的国民政府重要军政官员如张群、张目寒、冯若飞等，以及担任教育系统要职的郭有守先生，作为地方文化美术界名流的同乡林君墨先生等等，都会集于川渝。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张大千先生归蜀并卜居青城的选择。其中老友黄君璧于1937年秋随政府西迁到重庆；友人郎静山、盛学明等摄影家，亦皆陆续迁聚于西南；稍前1935年初夏，徐悲鸿先生游灌口并赞美战国李冰之功；再如丁六阳道士出蜀，或黄宾虹及吴一峰两位先生入蜀等，这些与张大千先生相熟悉的师友的西南行旅，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大千先生离开北平到青城卜居的先导。

1937年7月吴一峰先生游蜀返沪时出版了《吴一峰蜀游画集》，集中刊印了写于灌县的“离堆天下奇”与“竹索桥”，以及写于青城山的“丈人峰”等作品。它们对张大千先生来说，也无疑具有一定的向导式影响。

长时间以来，张大千先生作为生活在异乡的艺术家，面对故乡的母体文化，具有强烈的眷恋之情，拥有极强的自信心。在更早时期的壬申（1932）年，张大千在所题吴一峰先生《壮游图》中写道：“一峰道兄，既穷天目、天台之胜，复将裹粮入蜀，青城、剑阁雄丽甲天下，予生长蜀中，竟不得一游，却被远人所收，宁不愧死，安得谢绝尘事，青鞋布袜，一筇相倚，与君徜徉于山巅水涘耶。”

同时期的壬申（1932）年八月，张大千先生所临程瑶田《芋花图》款识则记：“原本归黄宾老，宾老方将溯长江入蜀……”这里仅因为芋之名，联系到传扬于蜀地的民谚，联想到其独特而不断叠加的故乡母体文化的召唤，一种由民族与家族之念，并及故园之思的乡愁，便油然荡漾于胸间。此情此景此时，与同时期壬申八月的自画像作品中，其所表露的“怆然南望”的情思一样，自然亦是先生归蜀之种种前缘。

总而言之，张大千先生的“青城艺缘”之所以发生，不仅有动荡时代促使其羁旅思归（包括众多师友南归的推动、西南新文化环境形成的吸引）的原因，亦有热爱并自觉探究母体文化的需求，更有青城山符合张大千高度认可的“可以观、可以游、可以居”的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的诱惑。

二、“青城艺缘”早期的时间节点

据目前已见文献资料显示，张大千先生早在上世纪20年代其艺术发轫之时，便与青城“邂逅”。张大千与师友丁六阳及其兄张善子合出的《丁六阳张善子张大千画册》便是佐证。此画册出版于民国17年（1928年），由李健与曾熙笺署，附有六阳道人（丁六阳）与张善子张大千昆仲的画例。

彼时六阳道人（丁六阳）于辛亥前后在青城山已居十余年。他与张氏一直交好，并在此后的十余年中，时见合作作品，或共同展览，如民国18年（1929年）2月21日刊登于《晶报》的《大风堂所藏书画展览会启事》所记：“并将善子大千及六阳道人平昔所作另陈一室，续貂之诮，知不能免，尚乞大雅名流，届时惠临指教则甚幸。张善子大千谨启。”由此，更可以确定张大千在与丁氏交游时，便已接触到青城山及其文化的诸多信息。

张大千了解青城文化的途径比较多，无论是诗词方面，或是早年以扬州诸老作为临学对象时，都能直接或间接地触碰到青城文化，这使得他对青城山的情感愈加浓烈，其归蜀卜居青城的愿望持续发酵，至上世纪30年代，表现得愈加热烈。如1932年他的自画像款题所示：“壬申二月八日，漏已三下，篝灯自写三十四岁小象，怆然南望，不胜归思矣。”

此年为黄宾虹先生入蜀之年，同年张大千临《芋花图》，感念蜀中风物，抒发思蜀情怀。这与题吴一峰先生《壮游图》时的情景大体相同。诚如1960年张大午所作《夷陵三游洞》的回忆：“予于癸酉（1933年）三月，与仲兄虎痴、三兄丽诚、四兄文修过此，思溯江还蜀，以兵乱而止……”

其他如张大千之女张心瑞女士在《拾得珍宝》之《珍藏的记忆》一文中回忆：“张大千先生于1938年6月到重庆，当年夏末借居严谷生先生家不久举家搬到离成都60公里的灌县青城山。”

按张心瑞女士的回忆，即使是农历的六月，也明显与事实不符，因为张大千先生闰七月时，尚在香港；再参考《徐悲鸿年谱长编》第192页所记“（民国27年）9月下旬，张大千由梧州电告徐悲鸿，欲游桂林与阳朔”以及“10月9日（八月十六日），与张大千、李济深、孙佩苍等友人携十六箱艺术品乘两舟启程”，更能说明农历的八月时，张大千先生尚在桂林。

从离北平，经上海、香港、桂林、重庆、成都，到卜居青城山，这是张大千先生“青城艺缘”早期的一次重要行程，是其艺术人生的一次转折，自民国27年（1938年）5月中旬离开北平，至10月下旬于青城山卜居，由戊寅的仲夏到秋末，经历了5个月的行程辗转，其间的地点时间相对明晰，目的地亦是非常明确。由这些“青城艺缘”早期的时间节点，可以显见从上世纪20年代中期，张大千与青城文化的邂逅，以及最初的勃然动桑梓之念，至30年代末期归蜀而卜居青城山上清宫的这次重要的艺旅轨迹。

三、卜居青城的时间

学界关于张大千居上清宫的时间除年份不确以外，亦有于戊寅（1938年）季节上的各自为述。

张大千到青城起于何时？据目前所见，赠冯灌父先生的《江南小景》，是张大千先生作于初到青城山中时间最早的一件山水作品，其落款为：“戊寅十一月，青城山中，大千弟张爰”。按戊寅十一月起于1938年12月22日，时节已为冬季。今日也多有因此件作品而误会者，认为张大千先生到青城的时间为“12月下旬”或“戊寅冬”，又或“戊寅岁末（岁杪）”。

从张大千归蜀的行迹来看，以卜居青城山为目的地是相对明确的。如戊寅（1938年）五月所临《陶圃松菊》款记：“将有蜀道之行，届时恐不得北来介寿……”再如这年闰七月所作《入蜀图》款记：“戊寅闰七月，写赠筱丹世兄，时同客至香澥，明日余亦将发桂林归蜀矣，他日相期于剑阁青城间……”此时更是明晰地显示了其青城艺旅方向。

张大千先生到青城之前，是其“青城艺缘”的早期，由“青城艺缘”早期到归蜀卜居青城山上清宫，今人皆以“抗战军兴”为重要的时间节点，又多以“抗战军兴”与“归蜀到青城”的时间并述，或此详彼略，或此略彼详，更有直接将“抗战军兴”定为到青城卜居的直接原因，以致有关各种记载各执一端，颇多抵牾——于各式年谱或略或误。

如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张大千书画集》，无论1980年1月第一集、1980年12月第二集、1982年2月第三集还是1983年1月第四集皆作：“1938戊寅，逃出日人势力回四川。1939己卯。居成都青城山中，重庆展览。”1983年10月第五集、1985年7月第六集，以及1990年5月第七集，则皆改用新编年谱：“民国27年（1938年）戊寅：用计逃离北平，经沪、港返蜀。卜居成都灌县青城山之上清宫”。

四川省博物馆与澳门博物馆等于2001年编《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及大风堂用印》的展览画册年谱中，则误为：“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己卯，四十一岁，居青城山。”

再如1996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 张大千》的张大千年表部分，亦误为：“1939年，己卯，居青城山上青（清）宫”。

又如杨诗云先生在所作《张大千书画碑刻——四川灌县青城山记》一文中所记述：“民国二十七（1938年）戊寅岁杪，张大千为躲避城市的喧嚣以及日本飞机的骚扰，将其妻室子女一二十口人（包括弟子、勤杂人员等）举家借居于青城山的上清宫进行创作”（又，杨诗云《张大千印说》第42页左第3行又误为“戊寅岁末，上青城山，借居上清宫”）。

关于张大千先生到青城山的时间，张大千先生自有述及，或见诸作品，虽没有给出直接、具体的时间，然多有季节性的表述：“戊寅秋”或“戊寅秋末”。如他在到青城后的第二年，作于己卯（1939年）三月朔的山水《上清宫》作品款识中忆述：“去年秋，从故都间关还蜀，卜居青城。”又如，在山水作品《青城常道观》作品款识中忆述为“予以戊寅秋末入青城常道观，时红叶满山”等等。显然在这些作品中，给出到青城山中的季节性时间，是明显要早于创作于冬季的作品《江南小景》的落款时间。

按当时张大千先生的作品款识，是用农历（阴历）纪时，包括生活中，也是多以农历（阴历）纪时，证之1939年为张目寒所作《蜀山秦树卷》，则最为明白。张目寒先生在纪游中记述五月二十五日事，张大千先生同日诗注则云：“己卯四月，同君璧、目寒北游，归途自朝天驿买舟至广元。”傅维新先生在《张大千在欧洲鸿爪》文中记：“大千每年过生日，均以阴历作寿。”由于张大千先生当时有农历纪时的习惯，再联系到“戊寅秋到青城”的自述，结合二十四节气即可知晓1938年的“冬至日”为农历十一月初一，由此可以明确：张大千到青城的时间是在农历的十一月之前。

《张大千致张目寒信札》第79页述及：“顷以足疾来蓉，约三数日还山……”由札中“约三数日还山”与信札的时间为“十月二十九日”，便能进一步明确：张大千到青城卜居的时间为：十月二十九日之前。

再参考张大千先生致张目寒先生的另两件信札，以及张大千先生到青城初期的三件作品的款识，基本可以确定，张大千先生到青城山卜居的时间是：民国27年，戊寅，秋末，农历十月二十七日（十月下旬），即公历1938年12月18日。

作者：大风堂再传弟子、成都都江堰市青城山都江堰景区管理局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