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扬雄在历史上的尊称
作者： 于润石摘 要：汉代的扬雄因为对历史文化的杰出贡献，在他的身后获得了一些尊称。扬雄撰写《法言》等著作，对儒家学说进行“圣化”，恢复了孔子的正统儒学，被尊称为“西道孔子”；扬雄的赋想象瑰丽，辞采飞扬，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文心雕龙》将他与司马相如并称为“扬马”。扬雄博通五经，是“百科全书式的奇才”，被《三字经》尊呼为“扬子”。又因为“荀况、扬雄、韩愈，皆发明先圣之道，有益学者”，宋神宗熙宁时诏令“扬雄封成都伯”。
关键词：西道孔子；扬马；扬子；成都伯
西汉蜀郡郫县（今成都市郫都区）人扬雄是两汉时期著名的辞赋家、思想家、语言学家。王充说他有“鸿茂参圣之才”；韩愈赞他是“大纯而小疵”的“圣人之徒”；司马光推尊他为孔子之后，超荀越孟的一代“大儒”。在历史上，扬雄有西道孔子、扬马、扬子、成都伯等尊号。那么，这些尊号的得来有什么缘由呢？
一、扬雄为什么被尊称为“西道孔子”？
扬雄“西道孔子”的尊称，出自东汉哲学家、经学家桓谭的政论著作《新论》。
在扬雄之前，儒家文化的主要代表是孔子、孟子。在西汉时期，被董仲舒等时儒改造过的儒学，或经学化，或谶纬化，极大地歪曲了经典儒家的原貌。在这种背景下，扬雄撰写《法言》等著作，明确表示要对儒家学说予以“圣化”，以恢复孔子的正统儒学。
在《法言》中，扬雄说，自孔子死后，孔子圣道的发展与传播由于“塞路者”的干扰而遇到阻碍。扬雄希望通过批判汉代的神学经学，反对谶纬迷信和章句之学，为孔子儒学能在汉代的健康发展开辟道路。扬雄的研究方法及其学说论述，恢复了被董仲舒改造的儒学的原有面貌，还让它有所发展。
扬雄在《法言》的《问道》篇中指出，孔子之道是整个儒学体系中最大、最正的道，而诸子之道只算是小道，甚至是旁门左道。出于对孔子的崇敬、对儒学正宗的弘扬，扬雄在《法言》中大力“圣化”孔子创立的儒学，将孔子尊为圣人。
扬雄的学说在当时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东汉班固在《汉书》里对他予以了充分肯定：“……扬雄覃思，《法言》《太玄》。皆及时君之门闺，究先圣之壸奥，婆娑乎艺术之场，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质而发其文，用纳乎圣德，列炳于后人，斯非其亚与！”[1]
稍早于班固的桓谭在其政论著作《新论》（又称《桓子新论》，钱锺书《管锥编》认为可与《论衡》论伯仲）中对扬雄尊崇有加。可惜该书已佚。唐代马总《意林》卷三《启寤》引《新论》：“张子侯曰：‘扬子云，西道孔子也，乃贫如此。’吾应曰：‘子云，亦东道孔子也。昔仲尼岂独是鲁孔子？亦齐楚圣人也。’”[2]这是说，张子侯用“西道孔子”来赞美扬雄，但桓谭并不满意，说：“孔子能说只是鲁国的孔子吗？他也可以说是齐国的孔子、楚国的孔子”。这言外之意是讲，扬雄不仅是西部的孔子，也是东部的孔子。扬雄的意义已不限于某一地区。此后，以“西道孔子”作为扬雄尊称成为常态。
二、扬雄为什么被尊称为“扬马”？
“扬马”之称，来源于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
《汉书·扬雄传》说扬雄“好辞赋”，多半受到司马相如的影响。司马相如亦为蜀人，其结构宏大的《子虚赋》《长门赋》《上林赋》等赋作，在汉武帝时形成“洛阳纸贵”之势，对蜀郡士人自是影响不小。扬雄为其赋作“宏丽温雅”的风格所折服，故“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3]
青年时期的扬雄跟随蜀中高人严君平先生学习《易经》《道德经》《庄子》等先秦典籍。此间，开始尝试文学创作，扬雄《答刘歆书》说：“雄始能草文，先作《县邸铭》《王佴颂》《阶闼铭》及《成都城四隅铭》。”[4]时扬雄虽初出茅庐，但作品却一鸣惊人。他的才华与名气，在蜀中逐渐传开。尤其辞藻华丽的《蜀都赋》，写景状物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开启了中国文学史上都邑大赋之先河。
之后，“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5]。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此前从未出蜀而年已41岁的扬雄来到京都后，即常从帝左右，对上层集团的好恶趣尚、行止作为有了较多了解，遂在创作《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时有较强的针对性的讽谏。扬雄的这四篇“大赋”，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其超凡的驰骋想象、铺排夸饰等特点，不仅表现出汉赋的基本特征，同时又具有典丽深湛、词语蕴藉的个性特征。这与司马相如赋的意气风发，语词恣意雄肆相比，可谓别具风格。
《文心雕龙·丽辞》论：“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同书《辨骚》《练字》《程器》又谓：“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寄。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陈思称：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彼扬、马之徒，有文无质，所以终乎下位。”[6]“扬、马、张、蔡”即扬雄、司马相如、张衡、蔡邕，为汉代辞赋“四大家”。不过，也有人认为汉赋“四大家”应该是扬雄、司马相如、班固和张衡；还有人认为是扬雄、司马相如、班固和王褒。不论哪种看法，司马相如和扬雄的地位未移。
《文心雕龙》提出“扬马”后，得到世人赞同，后人多效之。唐李端《赠何兆》诗有：“文章似扬马，风骨又清羸。”明张居正《范比部鲁工部洪山人夜过得龙字》诗有：“海南文章几扬马，天涯笑语自人龙。”清人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三有：“职方郎中孙樵，有扬马之文；前进士司空图，有巢许之风。”
三、扬雄为什么被尊称为“扬子”？
“扬子”的称谓，来源于《三字经》对扬雄的肯定。
古人有“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之说，可知对《三字经》的评价很高。《三字经》本是宋朝王应麟所编的儿童启蒙教材，短小精悍、琅琅上口。它因为编得太好，流传甚广甚久，乃至家喻户晓。《三字经》中有：
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
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始终。
“五子”是指荀子（名况，字卿）、扬子（名雄，字子云）、文中子（王通，字仲淹，号文中子，隋朝著名教育家、思想家）、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又称老聃）和庄子（名周，字子休）。他们所写的书，称为“子书”。
“子”乃古代男子的美称或尊称，如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也用以表敬意。《左传·僖公三十年》：“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古代也指师长，如子曰、子墨子；又以指代先秦百家著作，如子书。后来图书四部（经、史、子、集）分类法中将“子”列为第三部，指哲学、政治、科技和艺术等类的书。所谓诸子百家，既指人，又指著述与思想。
扬雄是有资格以“子”相称的。他好学深思，遍览群书，博通五经。其《太玄》《法言》等奠定了他在中国哲学史和儒学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他因为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被《中国文学史》称为“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辞赋家”。他还在天文学、数学、历史、教育、音乐等方面卓有建树，被当代学者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奇才”。
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在他的《陋室铭》中对扬雄推崇备至，称“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将扬雄与诸葛亮并称，今人诵读，仍刻骨铭心！
四、扬雄为什么被尊称为“成都伯”？
扬雄“成都伯”的尊称，来源于《宋史》的记载。《宋史·礼志》：
熙宁七年，判国子监常秩等请立孟轲、扬雄像于庙庭，仍赐爵号，又请追尊孔子以帝号。下两制礼官详定，以为非是而止……孟子于孔门当在颜子之列，至于荀况、扬雄、韩愈，皆发明先圣之道，有益学者，久未配食，诚阙典也。请自今春秋释奠，以孟子配食，荀况、扬雄、韩愈并加封爵，以世次先后，从祀于左丘明二十一贤之间。自国子监及天下学庙，皆塑邹国公像，冠服同兖国公。仍绘荀况等像于从祀：荀况，左丘明下；扬雄，刘向下；韩愈，范宁下。冠服各从封爵。诏如礼部议，荀况封兰陵伯，扬雄封成都伯，韩愈封昌黎伯，令学士院撰赞文。又诏太常寺修四孟释菜仪。[7]
这段记载已讲清楚在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朝廷诏令以孟轲、扬雄陪祀于孔庙。扬雄是当时官方认可的地位仅次于孔子的大儒。
所谓“伯”，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政治等级制度中的爵位之一，爵位共五等，分别为公、侯、伯、子、男。
扬雄之所以被封为成都伯，除了他是成都人，表彰他“发明先圣之道，有益学者”外，还因为他的学术贡献，大大提高了成都的文化档次。
注释：
[1]（汉）班固：《汉书》卷一百《叙传上》，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103页。
[2]王天海：《意林校注》卷三《新论·启寤》，贵州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汉）班固：《汉书》卷八十七《扬雄传》，第2608页。
[4]（汉）扬雄：《答刘歆书》，载（清）严可均辑《全汉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34页。
[5]（汉）班固：《汉书》卷八十七《扬雄传》，第2659页。
[6]（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之《辨骚》《丽辞》《练字》《程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1页、403页、442页、565页。
[7]（汉）班固：《汉书》卷一百五《礼八》，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714页。
作者：成都市郫都区扬雄文化研究会会长，子云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