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评鉴（二）

摘 要：《世纪新语》是南朝宋刘义庆（403—444）主持编撰的一部志人笔记小说集，记录东汉后期至魏晋间名士的逸闻趣事及嘉言懿行，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士林风貌和社会面相。魏晋士人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往往能认识自我，将生命视为最高的价值，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世间万物持有一种超乎功利色彩的人文情怀。宗白华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所以“魏晋时代人的精神是最哲学的，因为是最解放的，最自由的”。本文选择最能展现魏晋风度与生命本真（“一往情深”的人格美）的于今不无启迪意义或借鉴意义的部分内容，以“原文”“注释”“评鉴”三部分组成，重在“评鉴”，以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

关键词：陈蕃；郭林宗；黄叔度；李膺；陈寔

“泰山之高，渊泉之深”

原文

客有问陈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1]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树生泰山之阿[2]，上有万仞之高[3]，下有不测之深；上为甘露所沾[4]，下为渊泉所润[5]。当斯之时，桂树焉知泰山之高，渊泉之深？不知有功德与无也。”

——德行第一·七

注释

[1]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足下，对人的敬称；家君，古时对人称自己的父亲，也可以前加敬词以称别人的父亲。此处“足下家君”是指“您”的父亲。太丘，指陈寔，因曾任太丘县令，故称。荷，担当、承受。重名，大名、美名。

[2]泰山之阿：泰山，亦称泰岱、岱山、岱岳、岱中，在山东省中部，绵延约二百公里。泰山又称东岳泰山，主峰玉皇顶在泰安市北，海拔1532.7米。阿，（山势）弯曲的地方。

[3]万仞之高：古时以八尺为一仞。万仞（八万尺，即八千丈），言其高也。

[4]甘露所沾：甘露，甘甜的露水；沾，沾溉，浸润、灌溉。

[5]渊泉所润：渊泉，很深的泉水；润，滋润、养护。

[评鉴]

陈寔，字仲弓（104—187），有六个儿子，以陈纪、陈谌最贤（贤能、贤明，有才德见识）。曾经有人问起过陈谌（字季方）：“您的父亲陈太丘（因陈寔桓帝时曾为太丘县令，故又称‘陈太丘’）有什么功业、德行，而担当起被天下人推崇的大名？”陈谌侃侃而答曰：“我的父亲，好比一株桂树，生长在泰山的山坳里，上有万仞之高的山峰，下有深不可测的溪谷；上面受到甘甜露水的浸润灌溉，下面又有深邃泉水的滋润养护。在这个时候，桂树哪里知道泰山有多高、渊泉有多深呢？我不知道我父亲有功德呢，还是没有功德。”

陈谌的这个回答，乍听起来，似有“谦虚”的成分在内。实际上，他父亲陈寔的大功大德，世人皆知；其为人正直、办事公平，曾在坊间传为美谈，为时人所认可。他在担任太丘县令时，以“清静无为”作为治县之策，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他治下的百姓都说：“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也就是说，即使有人威胁我们，让刑罚加之于（我们）身上，我们也会咬紧牙关挺住，不会（违心地）说陈君（陈寔）的任何短处、坏话。陈寔中平四年（公元 187年）病逝时，全国各地赴吊祭奠者达三万余人，足见其生前做的好事深入民心，影响甚巨；亦可见其在当时老百姓中威望之高。

“无义之人”与“有义之国”

原文

荀巨伯[1]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2]，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所行邪？”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3]，宁以我身代友人命。”贼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遂班军而还[4]，一郡并获全。

——德行第一·九

注释

[1]荀巨伯：东汉桓帝（公元146—168年在位）时，颍川（今河南禹县、许昌一带）人，因重情重义、广交朋友而闻名于世。

[2]值胡贼攻郡：值，正当、恰逢；胡贼，指古时西北方一带少数民族。贼，为蔑称，应称“胡人”为当。攻郡，攻打（汉族）郡县所在地。

[3]不忍委之：不忍心委弃、舍弃、丢下他。

[4]班军而还：即“班师”、撤军，将出师的军队调回去。

评鉴

东汉桓帝时，颍川人荀巨伯，因重情重谊、广交朋友而远近闻名。荀巨伯到远处去探视一位生病的朋友，正好碰上胡人军队攻打郡城。朋友对荀巨伯说：“我今天死定了，您赶快离开吧！”荀巨伯说：“我千里迢迢从远方专程来探望您，您却让我离开，这种败坏友情和道义而苟且偷生的事，难道是我荀巨伯所能做的吗？”胡人到后，对荀巨伯说：“我们大军一到，满城的人都逃空了，你是何等样的汉子，竟然胆敢独自留下？”荀巨伯回答说：“朋友有病在身，我不忍心抛下他，宁愿用我的一条命，来代替朋友去死。”胡人听闻此言，相互议论说：“我们这些不懂道义的人，却进入了讲道义的国家。”于是便撤军回去了，全城人都因此而得以保全。

在为保护朋友而舍生取义的荀巨伯面前，入侵的胡人自感羞惭，终于醒悟自己是“无义之人”，有幸进入了“有义之国”。联系到前面荀巨伯所极不愿的“败义以求生”，这三处的同一个“义”字，均指道义、正义。《孟子·告子上》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即在生命和道义不能两全得兼的情况下，宁愿舍弃生命，而坚守道义。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史称“亚圣”。他所倡扬的“义”，是指合乎道义（或正义）的行为。由是而观之，“无义之人”则指不讲道义的人；“有义之国”则指讲求道义的国家。对以上“义”的概念有了明晰的认识，入侵的胡人才会“班军而还”，以使“一郡并获全”。可见当时之胡人，亦识理也，亦识“义”也，终因识“义”而撤军。这一点，确是难能可贵的。同时亦说明，“义”之道理，在距今一千八百多年前的东汉年间，便是广为传播、深入人心的普遍真理。

“管宁割席”面面观

原文

管宁[1]、华歆[2]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3]，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4]，宁读如故，歆废书[5]出看。宁割席分坐[6]，曰：“子非吾友也。”

——德行第一·一一

注释

[1]管宁（158—241）：字幼安。三国魏北海朱虚（今山东临朐县东）人。少孤贫，与华歆、邴原相友善。中原乱，避地辽东，公孙度虚心礼待。宁不问世事，因山为庐，避难者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城镇）。遂讲《诗》《书》，教礼让，辽东风化大行。文帝即位，征宁，遂携家属浮海还郡，诏封太中大夫。固辞不受；明帝拜光禄勋，亦不就。卒于家。

[2]华歆（156—231）：字子鱼。东汉平原高唐（今山东省禹城县）人。少与管宁、邴原同学，时人号歆为龙头，原为龙腹，宁为龙尾。初拜豫章太守，为政清静，吏民爱之。魏国立，为御史大夫。曹丕（187—226，魏文帝）称帝，官司徒。性清贫，禄赐以赈施亲戚故人，家无蓄积。曹叡（204—239，魏明帝）即位，进封博平侯，转拜太尉。为帝钦敬。

[3]与瓦石不异：视（片金）与瓦片、石头没有不同之处。

[4]乘轩冕过门者：轩，轩车，指古代卿大夫等达官贵人的坐车，即豪车；冕，冕服，古代统治者的礼服，举行吉庆典礼时均着冕服。“乘轩冕过门者”，泛指身着冕服的达官显宦乘坐的豪车经过家门口。

[5]废书：丢下书本。废，丢弃。

[6]割席分坐：宋以前的古人席地而坐。割席，将共坐的竹席割开，分而坐之，有“断交”之意。

评鉴

管宁之所以要与他的好友华歆“割席”断交，不是因为有什么大的政治矛盾或观点歧异，而仅仅是因为“恰同学少年”结伴读书时的两个细微末节引起的“分歧”。一是在园中锄地种菜时，他俩同时发现“地有片金”，管宁看都不看，视为瓦石，而华歆却拾起察看之后才甩掉。这被管宁视之为见利而动心，非君子之举。二是“同席读书”时，门外有官员的豪车前呼后拥而过，管宁读书如故，华歆却忍不住放下书本跑出去看了一下热闹。这被管宁视之为“心慕官绅”，亦非君子之举。于是，管宁毅然对华歆说：“看来你不是我的朋友”，并割断坐席，与之断了交情。

在这个故事里，管宁是正面人物，被称颂的对象；华歆则相反，是反面的陪衬角色。故事被载入《世说新语》的“德行”篇，不言而喻是事关德行。其中事情很小，确实是人们容易忽略的细微末节；然正因其小，足见当时的士大夫、读书人品评他人与约束自己的尺度之严，见微而知著，因小而见大，在德行问题上丝毫不马虎。惟其如此，这一则轶事成为封建文人交朋识友的经典故事，甚至成为某种道德评判的正统的准绳，千百年来为“士林”所津津乐道，借助于极负盛名的《世说新语》，影响所及，绵延数代。

那么，管、华二人“割席”之后情况如何呢？前述故事中“因小见大”的“大”，即日后二人的作为、抱负、成就等等究竟怎样呢？《世说新语》并无“续篇”作进一步的交待。而这些问题之所以耐人寻味并吸引着人们亟欲穷根究底，实乃管、华二人日后的发展与“结局”，关涉到当初的“割席”是否确能“预见”未来？是否确能“一滴水见太阳”似地折射出二人终生的成败得失？

写到这里，不由得想起“管宁割席”故事中华歆拾金先“捉”而后“掷去之”的细节。这似乎暗示着华歆先有“爱财”之意，后才“悟”而“舍财”；又似乎暗示着华歆日后是一个贪财重利之人——因小见大嘛，在乎“片金”者，将来必会贪恋“巨金”。然而事实如何呢？华歆在位高权重时对待金钱利禄的态度，雄辩地证明了他的清正廉洁，也证明了当初管宁“割席分坐”，视华歆“子非吾友也”是不妥的。

据《三国志·华歆传》，华歆不仅为官清廉，而且为政清明，颇有治国安邦的高策良谋。他曾上书天子，劝谏其“留心治道”而减少“征伐之事”；他听说战事征役频繁“颇失农桑之业”，又上书恳请重视农业：“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使中国无饥寒之患，百姓无离土之心，则天下幸甚。”这些强农固本、富国安民的政治见解，在今天读来仍具有现实意义。故而《三国志》称道华歆“为政清静不烦，吏民感而爱之”。由此而溯及《世说新语》所载“管宁割席”中，贬责华歆遇有官绅过路而“废书”往观之，并由此而埋下伏笔，似乎预示他日后必将会“谀官媚权”，这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读书倦了，闻窗外人声鼎沸，出去看看热闹，如此而已，管宁又何须大惊小怪，甚至上纲上线妄加推断，甚而与华歆“割席断交”呢？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华歆“红火”之后对待旧友管宁的态度。《三国志·华歆传》写华歆官至司徒时，将管宁当作品德高尚、卓尔不群的人才而向天子举荐；华歆官至太尉时，又上书欲“让位”于管宁。由此可见华歆对管宁当年“割席绝交”的过分之举，非但没有耿耿于怀，挟嫌泄私，而是以极其大度的胸怀，出以公心，举贤荐能。华歆其人之德行高洁亦由此可见一斑。（顺便提及，《三国志·管宁传》称管“耽怀道德，服膺六艺，清虚足以侔古，廉白可以当世”，足见管宁也是一位德才兼备的人才。）

那么，该怎样看待当初的“割席断交”呢？窃以为：第一，“管宁割席”作为一个独立的故事，从细节入手，以“见微而知著”为着眼点，作为封建士大夫道德教化与行为规范的文本，仍是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参考意义的。第二，“见微而知著”虽有其可取的一面，同时又有其局限的一面。仅以两件小事就断定华歆对财富、官禄“心向往之”，未免以偏概全，片面武断；而且忽视了人和事物都是不断地发展着变化着的。第三，管宁因朋友的一二细节不符合自己做人的标准，便断然“割席”绝交，未免失之迂阔且对朋友过于苛求，甚至显得绝情寡义。须知，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不以一眚掩大德”，不以一疵断未来，这才是冷静客观、宽容大度的交友原则。

世以此定华、王优劣

原文

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1]。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2]，宁可以急相弃[3]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