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州“韦南康纪功碑”诸事考论

摘 要：“韦南康纪功碑”是蜀中现存罕见的唐代御制巨碑。其残存碑文自被重新发现以来，研究者寥寥。此碑至迟在南宋王象之撰成《舆地纪胜》并著录之后就沉沦土中，不显于世；直到清乾隆后期才由当时的知州王启焜重新发掘出土并拓片，由王昶所著《金石萃编》首先著录该碑残文。翁方纲最先对此碑两次作跋。此后该碑又重沦土中。此碑重新出土之前和之后均曾遭受严重的人为损毁。诸书特别是《蜀中名胜记》对资州碑、简州碑记载的含混，加上《金石萃编》中王昶跋语中的误引，导致后来研究者的误读和误判。此碑虽已残泐，但为世人研究唐王朝政权建设以及简州的历史提供了难得的实物。

关键词：王启焜；《金石萃编》；《蜀中名胜记》；书法艺术价值

四川省简阳市人民公园内，现有一通高2.5米、宽1.7米、厚0.46米的巨大石碑，这就是中唐时期御制“韦南康纪功碑”，又称“韦皋纪功碑”。此碑阳刻德宗御制文，太子诵书，阴刻韦皋奏谢表及德宗批答。其原有“凡千二百言”，在清乾隆年间被重新发现时“残泐所余仅可辨者四百八十言而已”[1]，道光年间就已经只能见到96字（见图一），而现在能辨识的约26字（见图二）。

韦皋是中唐时期著名人物，在消弭“泾原兵变”、迎奉唐德宗、“永贞内禅”事件中都起到了关键作用；特别是他镇蜀21年，在处理南诏、吐蕃等边疆事务时，为唐王朝稳定西南地区作出了巨大贡献。“蜀人服其智谋而畏其威，画像以为土神，家家祀之”。他因此被德宗加封为“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南康郡王，帝制纪功碑褒赐之”[2]。

据现有史料，蜀地曾有四通“韦皋纪功碑”，分别在眉州、叙州、资州、简州，现仅简州碑存。四川地区的唐碑存世极少，除这通碑外，还有至今仍矗立在成都武侯祠中著名的“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中唐御制）。它们对于研究中唐历史、西南民族史、巴蜀史，以及金石学、书法艺术均有重大价值。然而，自公元2000年左右简阳市在旧城改造过程中重新发现并保护此碑，迄今学术界对其关注的仅有袁守新等人发表的《韦皋与韦南康纪功碑》[3]一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曾做过三次全国性的文物普查，不过，在此基础上于2009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由高大伦主编的《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简阳县部分，却漏载了此碑。这不得不说是一个较大的缺漏和遗憾。

为此，我们经多次现场考察，并对相关史实史料进行搜罗、整理后，特对至今学术界尚未有人关注的此碑沉浮、残存碑文的发现、著录及时间、史上诸书有关记载的含混及其引起的误读误判、此碑的书法艺术价值等方面予以考述，以期引起学界对此碑的深入认识。

一、此碑残文著录之前，相关典籍对此碑的记载

此碑在诸典籍上虽然不乏著录，但在清嘉庆之前，均无碑文，即如翁方纲所谓“赵明诚《金石录》有目无跋，此外金石家罕有著录者。宋人惟王象之《碑目》及《宝刻类编》、近人惟来濬《金石备考》载之而亦皆不详”[4]。此外，我们经细考有关典籍对此碑的著录，发现在王昶《金石萃编》之前，几乎都是采自王象之《舆地碑记目》或赵明诚《金石录》，例如《四库全书·舆地碑记目》、《古今图书集成》字学典第六十六卷法帖部汇考七、明《全蜀艺文志》卷五十二、乾隆版《简州志》等等，此不赘录。如此著名的宏文巨碑，在清嘉庆以前却仅见简要著录而无碑文——由此大略可以推断：至迟在南宋王象之之后，此碑即“沉沦沙土，不显于世”[5]。

二、此碑碑文发现及其著录诸问题

就笔者搜检诸典籍，著录有此碑残文者按时间先后顺序大略有以下几处：王昶《金石萃编》（嘉庆十年，1805年）、全唐文（嘉庆十九年，1814年）、刘喜海《金石苑》（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咸丰版《简州志》（咸丰三年，1853年）。另外，清代石韫玉（1756—1837）曾记载他“托人搜访得”[6]此碑，但未记载到手时间，亦未收录此碑碑文。从《全唐文》收录此碑的碑文来看，显然是据此碑残存碑文拓片并简单处理后的文字，咸丰版《简州志》应当也是如此。但这些残存碑文来自哪里呢？又是什么时候由谁发现的呢？如前所述，在嘉庆以前，虽然有关书籍有断断续续的此碑著录信息，但都没有残存碑文的全文。现在可考最早按残碑原样格式记录原文的是嘉庆十年（1805年）编成付梓的王昶《金石萃编》，即如《金石萃编》卷一百五《唐》六十五“韦皋纪功碑”条王昶跋语所谓：“是碑在简州，久沦沙土中，不显于世。昶族弟启焜官是州，得而出之。因拓两通见贻，分其一以赠翁学士方纲，存其一具录如右”[7]。

如此，王启焜又是何时将此碑“得而出之”并“拓两通见贻”与王昶和翁方纲的呢？王昶《春融堂集》卷五十四“四川盐茶道王君墓志铭”条称：“余族弟南明之仕于蜀也四十一年……（乾隆）三十九年升简州知州，四十四年升泸州知州”[8]。联系到上段引文中“昶族弟启焜官是州，得而出之”的记载，王昶是在此期间（即1774—1779年）获得此碑拓片的。

在这里，按王昶的说法，是他将该拓片送与翁方纲的，而翁方纲在《复初斋文集》卷五十《苏斋小草·六》的说法则是：“周载轩编修自蜀来拓得柳子宽书诸葛祠记并阴及简州韦南康纪功碑……”[9]并赋诗以谢，这就是说，翁是从“自蜀拓得”此碑的周载轩处获得的。翁方纲先后获得的拓片是出自一人（王启焜）之手，还是分别各自拓片，现无从考订，也与本文论述关系不大；但至少可以说明：曾任翰林院编修、实录馆纂修官、《四库全书荟要》纂修官的著名学者周载轩也见到和拥有过此拓片，并与同为大学者的翁方纲一起讨论过它。

另外，将翁方纲在《复初斋文集》卷二十四中的“跋韦皋碑”[10]条的内容，与《金石萃编》中此碑跋语相比较，明显可见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跋语。这说明，应当是翁方纲在得到周载轩的拓片时写了一条跋语，得到王昶赠送的此碑拓片后也写了一条跋语。给王的拓片所做跋语，主要是从金石学和史实的考证为主；给周的拓片所做跋语，除考证碑阴、碑阳书丹者非同一人外，主要是评论此碑的书法水平。而王昶专门送翁方纲拓片的目的就是邀请翁为之作跋，否则，翁方纲没必要就一件事写两次跋语。

至于刘喜海《金石苑》著录此碑残文的时间，则远远晚于《金石萃编》。因为，《金石萃编》纂就付梓之时（嘉庆十年，1805年），刘喜海才14岁；而且，《金石苑》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年才出版，二书相差43年。[11]

《全唐文》收录的此碑残文又是出自何处？我们认为，也应当是出自《金石萃编》。理由是：首先，如前所述，此碑碑文在《金石萃编》之前不见著录，《全唐文》著录碑文格式就是残缺碑文拓片格式，只是为著录规范而做了简单处理，并非传世全文格式，此前的《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明《全蜀艺文志》中亦无此碑残文；其次，《全唐文》编纂的起始时间为嘉庆十三年至十九年（1808—1814年），晚于《金石萃编》出版的嘉庆十年。按《金石萃编》在当时的影响，编纂《全唐文》时收录此“最新发现”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在当时是唯一的。

而咸丰版《简州志·艺文志》收录的此碑残文，[12]其格式与《全唐文》同，应当是抄自《全唐文》或是按《全唐文》格式抄录自《金石萃编》或《金石苑》。

如此，则存在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那就是：乾隆版《简州志》完成付梓时间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而上述“官是州”的王启焜将“久沦沙土中，不显于世”的此碑“得而出之，因拓两通”的时间是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四年（1774—1779年）间，乾隆版《简州志》付梓的时间晚于此碑重新出土并经本州知州王启焜拓片的时间至少有14年。《乾隆志》仅按之前诸书对此碑的记载做了简单的照抄，而没有收录关乎本州如此重要的碑文。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笔者认为，应当有三种可能：1.疏忽失载；2.修志者可能见到此碑及拓片，但未将此碑残文载入；3.此碑经王启焜重新出土，在王离任后很快就重沦土中，以致此后修乾隆志时未被修志者知晓。

我们认为，第三种可能性要大得多。理由是：就简州而言，对在全川都罕见的、鸿篇巨制的御制唐碑（且是唯一的现存御制唐碑），如果修志者见到而疏忽或有意不载入，几乎是不可能的。以后的咸丰版《简州志》增补此碑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证乾隆志不会疏忽失载或有意不载。因此，上述的第三种可能才是真正的原因。实际上，咸丰版《简州志·艺文志》“韦皋纪功碑”碑文条附录中有“州牧贺星斋修亭刊碑”之记载。在乾隆三十四年之后至道光年间又“修亭刊碑”，这大略可以证明：此碑经王启焜重新发现以后又再次沉寂于沙土中。否则，很难解释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付梓的《简州志》不收录早于此14年就已经“得而出之，因拓两通”的有关简州如此重要的碑文。

另外，如何看待王启焜重新发现并拓碑的时间（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四年）比《四库全书》的成书时间（乾隆五十七年，即1792年）早，而《四库全书》虽据《舆地碑记目》对此碑做了简要著录（照抄），却没有碑文的记载？其实原因很简单：此碑残文载入《金石萃编》并公之于世的时间是嘉庆十年（1805年），比四库成书的时间（1792年）整整晚了13年，残文自然不会收入《四库全书》中。四库中没有此碑残文，也可以间接证明最早发现、整理、收录此碑残文并公之于世的，就是王昶的《金石萃编》；否则，曾任《四库全书》纂修官、编修的大学者，金石学家翁方纲就不会在《金石萃编》此碑残文的跋语中指出前人对此碑“罕有及之者”而及之者“亦皆不详”[13]之类的话了。

三、此碑曾遭人为损毁

与大多数年代久远的历史文物一样，此碑除受到自然损毁外，还遭到令人痛心的人为损毁。据上引《金石萃编》该条“翁方纲跋语”中根据此碑拓片的比较准确的统计，原文是1200言，王启焜拓印此碑残文时（1774—1779年）还保存有完全可辨识的文字480言，到“州牧贺星斋修亭刊碑”的道光年间（1821—1850年）时，就只剩下寥寥96字（见图一）。短短五六十年间，就少了384个字。此前，翁方纲在得到周载轩赠与的此碑拓片时，就肯定地说此碑曾遭人为凿坏。其于“周载轩编修自蜀来拓得柳子宽书诸葛祠记并阴及简州韦南康纪功碑……赋诗二首……”句下有双行小字注“诸葛碑阴及韦碑皆被后人凿坏”。[14]而此后这短短五六十年间所缺损的384个字中，大部分也可能是被人为凿坏的。

四、有关典籍著录此碑的差异，及由此引起的后人研究和记载的混乱

如前所述，韦南康记功碑在蜀中曾有四通，分别为眉州、叙州、资州、简州，现仅简州碑存。为考论清晰，在此将有关著录具体情况照录如下。

（一）《四库全书》的著录

考虑到四库全书编审相对比较精详，现仅将《四库全书·史部》十四著录的《舆地碑记目》卷四中有关这四通碑的内容全文照录如下：

眉州碑记：“南康郡王纪功碑，唐贞元十三年建碑，原在龙兴寺，乃皇太子诵书。天圣五年移在州衙门外。”

叙州碑记：“韦南康纪功碑，在江西旧州治。《序记》元和五年刺史张九宗立碑，碑阴载南康谢赐表。碑至今字画大半磨灭。”

简州碑记：“韦南康纪功碑，在州治颂春亭侧。碑甚巨，乃御制，皇太子臣诵奉敕书。”

资州碑记：“唐韦皋纪功碑，碑在郡市心居民室下。绍兴丁巳穴土有碑石，太守命工取其石，重撤民屋下（此段《金石萃编》王昶引《天下舆地碑记》作“重撤民屋，下果有碑”），书工录其文，乃御制纪功碑铭并序，皇太子书，碑面残缺不全，惟碑阴乃开成元年皋从孙铤为本州守日纪述，其文具全，遂复覆之。”[15]

（二）《蜀中名胜记》中有关此碑的著录

《蜀中名胜记》卷八：“志云：简县忠清门外有唐太子诵书纪功碑，甚巨，元和二年朝议郎使持节简州诸军事守简州刺史李维勒石。碑目云：南康郡王纪功碑乃宪宗撰文太子诵书，贞元十三年建，原在龙兴寺。宋天圣五年移在州衙门外颁春亭侧。又云：在郡市心居民室下。绍兴丁巳穴土见碑石，太守命工取之，重撤民屋，不果，上录其文，乃唐御制纪功碑铭并序，皇太子书。碑面残缺不全，惟碑阴乃开成元年皋从孙铤为本州守日记述，其文俱全。遂覆之。按：此碑已取出。”[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