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化胡”唐代造像发现记

摘 要：唐末五代时期刻造的遂宁龙居寺摩崖造像第10龛，龛内上层刻造“一老君二仙真（弟子）两菩萨两力士”的道教七尊像，龛内下层刻造“一佛二仙真四天王”的佛教七尊像，呈现出契合“老子化胡”经典与故事的一系列图像特征，与敦煌写本《老子化胡经》卷十所列“老子十六变词”中的“十三变”词文主题也有一定的契合度，或为国内首次发现的“老子化胡经变”摩崖造像。

关键词：10号龛；佛道合一；敦煌写本；孤例

一、遂宁龙居寺的唐末摩崖造像概观[1]

遂宁市位于四川盆地中部，涪江中游，辖船山、安居2区，蓬溪、大英2县，代管射洪市，是成渝经济区和成都平原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遂宁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摩崖石刻分布广泛，仅安居区就分布有多处唐宋石刻及摩崖造像，特别是在东禅、分水、石洞三处乡镇，仅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摩崖造像就达二十余处。具有本地特色代表性的造像遗存主要有东禅龙居寺、金马寺、石洞梵慧寺、三家千佛岩、常理长年坡摩崖造像等。

位于东禅镇白鹤嘴村的龙居寺，计有摩崖造像21龛1200余尊。这些造像留有纪年题刻最早者，为唐光化二年（公元899年），可知其大体为唐末五代时期的作品。造像分别雕刻在两块天然巨石上，其中一块巨石坐落于龙居寺内，长7.5米，宽3.6米，高2.7米。巨石东、南、西三面造像，北面未作造像。另一块巨石则坐落于龙居寺外东南方的寨子坡下。两块巨石相距约500米。

坐落于龙居寺内的巨石之上，有造像及石刻共10龛。第1号龛规模较大，长4.4米，宽3.3米，为以释迦说法龛为中心龛的千佛龛。第2号龛为道教造像，为太上老君、南华真人并坐像，有唐光化二年造像题刻。第3号龛刻古印度梵文六字，或即佛教密宗所谓“六字真言”。第4号龛造像为巴蜀地区较为流行的孔雀明王造像，但有别于安岳、大足等地的宋代大型造像，而是具备唐末五代时期特征的早期小型龛像遗例，弥足珍贵。第5号龛为地藏菩萨造像，第6号龛为双观音造像，第7号龛为观无量寿经变造像，第8号龛为四天王造像，第9号龛为弥陀经变造像，第10号龛是以老君像为主尊的道教经变类造像。

应当说，这一块巨石之上的10龛造像及石刻遗存，透露出来的历史信息是相当丰富的。显然，这些龛像的存在，表明唐末五代时期这一地区佛教造像风尚之兴盛，且净土宗与密宗两大宗派并行不悖，各有其拥戴与追随者。其中，第1、5、6、7、9号龛造像，都可以视作净土宗的典型代表作品；第3、4、8号龛造像，则可以视作受到密宗影响之下的佛教造像。值得注意的是，此处仅有的第2、10号两龛道教造像，也呈现出有别于唐末五代时期巴蜀地区道教造像的特异之处，这更是此处造像遗存的难得之处。

有着明确纪年题刻的第2号龛，为太上老君、南华真人并坐像，虽然保存状况不佳，仅余大致造像轮廓之残痕，但这一题材的唐末摩崖造像，实不多见。第10号龛的道教经变类造像，更是世所罕见。仅据笔者所见所知，这类道教造像见于唐末五代时期摩崖造像者，仅此一例。

二、遂宁龙居寺佛道合一的唐代造像

第10号龛为方形双层龛，内龛分作两层刻造。内龛上层刻造以老君坐像为主尊的“一老君二仙真（弟子）两菩萨两力士”七尊像；内龛下层之外壁，则以高浮雕方式，刻造以倚坐佛像为主尊的“一佛二仙真四天王”七尊像；外龛右侧壁下端刻有两立佛像，外龛左侧壁刻有带螭首的、碑额中央雕有坐佛的摩崖碑一通；惜风化漫漶太甚，已无一字可辨识。

不难发现，此龛造像的总体特征，乃是佛道两教的混合造像，但又与目前已知的自盛唐以来的流行的所谓佛道合一造像，有着显著的差异。

所谓佛道合一造像，往往在龛像的总体构图上，要体现出佛道平等的空间感，即佛道两类造像皆需在同一个空间里予以表现。或因佛道两教在一时一地的地位差异，或因造像主的宗教倾向有主次之分，佛道合一造像中主尊的确定，即对称轴中心所在位置的造像，时佛时道，有所变迁，并无定法；但以佛道平等为基本原则的空间营造，即佛道两类造像皆需在同一个空间里予以表现，乃是这类造像的基本特征。

可是，像前述龙居寺第10号龛那样的造像空间的营造，道教与佛教造像的地位尊卑高下，可谓一目了然。

龛中居于最高处的，端坐于三脚夹轼之上的老君像，无疑是此龛的核心造像，即是此龛的主尊造像；龛中居于底端的，倚坐于台形座上的佛像，则是此龛的次核心造像，即是与主尊造像有所关联的，居于仅次于老君像地位的另一身重要造像。

仔细观察这两尊造像的面貌特征，即可发现，老君像的发型呈现出盘卷收束为四层的尖锥状，而倚坐佛像的发型也与之完全一致，并无佛像特有的螺髻或波浪纹发型。再者，倚坐佛像的胁侍者也并非惯常的二弟子或二菩萨，而是“二仙真”造像，即两位道教所谓的仙人或真人造像。“二仙真”造像中，有一身为青年形貌的道教真人造像，头戴中央有圆孔的圆形道帽，头顶部束发从帽孔中穿出伫立；双手持玉笏状物，捧举于胸前，面貌恬静温和。另一身则为老年形貌的道教仙人造像，头部发型仍呈现出盘卷收束为四层的尖锥状，只是发量稍小，盘卷幅度较为收缩；仙人须髯三绺，双手合握于胸前，面貌肃穆安详。

仅就笔者所知所见，惯常的佛道合一造像中的佛像胁侍者，往往是作佛教比丘形象的佛弟子造像，或是分别呈现出青年与老年形貌的阿傩和迦叶两身造像。如此龛这般，径直将佛像胁侍者的造像，处理为青年与老年形貌的“二仙真”造像，实不多见，可称罕见。这样的倚坐佛像与道教胁侍者造像的组合与配置，是否意味着由道教神祇监督或护卫佛教之意？虽无法即刻通过明确的传世文献或宗教仪轨予以确证，可予观者的现场观感，着实令人寻味。

三、遂宁龙居寺“老子化胡”造像与敦煌写本

言及于此，不免疑问：第10龛上下与内外两个空间里，老君像与倚坐佛像之间，究竟有何关联？这样的关联，通过此龛世所罕见或为孤例的造像方式所表达出来的，究竟又是何种宗教寓意呢？实际上，但凡稍稍了解中国佛教与道教历史者，面对此龛这样的空间情况与造像布局，很容易就会联想到自佛教东传以来，道教徒曾一度力倡的“老子化胡”之说。

据考，佛教东传之初，它在中国被认为是神仙方术的一种，时人将老子与浮屠混淆为同一人，将佛教视作道术的旁支分部。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汉献帝时牟融所著《牟子理惑论》一书，依然将佛老混为一谈。到了三国末年，《魏略·西戎传》沿续了这一说法，并为之进一步解说道：“《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屠。”[2]

到了西晋惠帝时，道士王浮直接编写了一部《老子化胡经》，来专门演绎老子化身成佛、教化西胡的一系列故事。在这部经书中，“老子化胡”之说得到了充分发挥与拓展，从历史、政治、文化、习俗、教义等各个方面，力图表现道教优越于佛教的自身特性，意欲使道教凌驾于佛教之上，并最终兼并佛教。

遗憾的是，西晋王浮所编一卷本《老子化胡经》，早已亡佚无存，后经增纂的十卷本，也仅存残卷。今存敦煌写本，有此经十卷本残卷，存一、二、八、十等卷，为盛唐时期唐玄宗时写本。

敦煌写本残卷的主要内容是演绎老子西入天竺，化为佛陀，立浮屠教，从此才有佛教的故事。后经考证，敦煌写本第十卷《老子化胡经玄歌》，成书年代应远远早于唐代，或为北魏时期作品，可见此十卷本非一时一人之作，实由多个时代的作品汇编而成。

此外，同经异名的现象，在敦煌写本中也普遍存在。譬如，今藏于法国的敦煌写本P.2007即名为《老子西升化胡经》，今藏于英国的敦煌写本S.2081则名为《太上灵宝老子化胡妙经》，还有今藏于大英博物馆的隋代写本《老子变化经》等等。据此也可进一步探知，自西晋王浮编成《老子化胡经》以来，关于“老子化胡”之说的民间流传与衍变，一直绵延不绝，故事的演绎日益繁复，情节的表述也日益丰富，甚至连经书本来的名目也变化多端了。

然而，由于元代禁止《老子化胡经》的印行，销毁措施极其严厉，遂使此经一度失传。至明清两代，此经续有印行，随之而兴起的《老子八十一化图》的刻印及壁画作品，至今尚有相当数量的遗存。不过，早于明代之前的相关图像，至今未见遗例。

也即是说，自西晋王浮初编一卷本《老子化胡经》以来，迭经南北朝及隋唐时期，此经虽已迭增至十卷之多，却始终没有出现与之相配置的“经变”图像或造像。此经经元代禁绝之后，明清两代复兴之际，因随之兴起《老子八十一化图》，方才有了与之相对应的“经变”图像。

如果这一推论成立，那么，遂宁龙居寺第10号龛，唐末五代时期刻造的“老子化胡”造像，就应是《老子化胡经》面世以来，现存已知年代最早的“经变”造像。此乃世所罕见之作。不但如此，此龛的造像内容与敦煌写本《老子化胡经》卷十所列“老子十六变词”中的“十三变”词文[3]在主题上有一定的契合度，或还可将之视作直接对应敦煌写本的“经变”造像。如此一来，此龛造像则更是研究北魏至唐代道教史（特别是《老子化胡经》传布史）至为宝贵的重要史迹了。

注释：

[1]本章内容所涉龛像编号、测绘数据与相关统计者，均源自遂宁市博物馆、遂宁市文管所编印的《遂宁文物》（1991年版）。

[2]《浮屠》即《浮屠经》，传为最早传入中国的佛经。胡屠，指当时印度的佛教或佛教徒。

[3]敦煌写本《老子化胡经》卷十所列“老子十六变词”的“十三变”词开首为：“十三变之时，变形易体在罽宾。从天而下，无根无号，作弥勒金刚身。”意即老君西行至罽宾国，以弥勒佛身示现教化于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