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舌战群儒”的口才艺术

摘 要：“诸葛亮舌战群儒”这个故事历史上并未发生，完全是罗贯中的文学再创造。罗贯中根据诸葛亮出使江东与孙权会面、最终说服孙权跟刘备结成联盟、之后打败曹操的史事，演绎出“舌战群儒”这个情节，将诸葛亮置身于江东众名士面前。面对各种诘难，诸葛亮凭借出色的口才艺术将挑战者各个击破，将这场论战变成展示个人口才艺术的舞台。

关键词：诸葛亮；《三国演义》；舌战群儒

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智慧出众的英才人物，在后世拥有“智圣”的美誉，被清代文学评论家毛宗岗誉为“三绝”人物之一，《读三国志法》中这样表述：“历稽载籍，贤相林立，而名高万古者，莫如孔明。其处而弹琴抱膝，居然隐士风流；出而羽扇纶巾，不改雅人深致。在草庐之中，而识三分天下，则达乎天时；承顾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则近乎人事。七擒八阵，木牛流马，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测；鞠躬尽瘁，志决身歼，仍是为臣为子之用心，比管、乐则过之，比伊、吕则兼之，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1]。毛氏对诸葛亮“贤相”称誉，是基于诸葛亮远见卓识、智慧超群和军事才干卓越两方面而得出的。但他显然忽略了诸葛亮的口才艺术。诸葛亮出使东吴，成功说服孙权与刘备结盟共同抗曹，这才有“赤壁大战”的联军胜利。

诸葛亮出使东吴，这在汉末历史上仅仅是一件小事，然而诸葛亮借此坦诚地向孙权分析了曹操、刘备两大势力的现状，以及可能发生的局势变化，向孙权摆明了组成联军才是正确的选择，才能抗衡强大的曹操。历史走向就此改变，其后“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分割据；也可以说诸葛亮改变了历史，《三国志》对此的记载不能不说客观、详实。但随着后世一步一步将诸葛亮推上神坛，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方式比如“借东风”“草船借箭”等神奇故事，将诸葛亮包装成神机妙算、无所不能的“神人”，哪怕其故事早已偏离了历史。于是我们从《三国演义》中看到了“诸葛亮舌战群儒”的精彩情节。本文拟结合历史从“舌战群儒”的演义故事入手，论述诸葛亮的口才艺术。

一、“舌战群儒”发生的历史故事背景

“舌战群儒”的故事《三国志》未见，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来自《三国演义》第43回，回目是“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是，曹操平定北方之后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开始了向南用兵的军事准备。同年七月，曹操挥军南下，八月，荆州牧刘表病死，其少子刘琮继任。曹操接受了荀彧的意见，先抄捷径轻装前进，疾趋至宛城、叶县。九月，曹操到达新野县，刘琮派人用朝廷过去颁发的符节去迎接曹操，宣布投降。当时依附刘表屯兵樊城的刘备一直被蒙在鼓中，直至曹军到达宛城附近时才发现。刘备既惊骇又气愤，仓皇之下立即弃樊城南逃。曹操知道江陵贮有军用物资，怕刘备先占据江陵，于是留下辎重，轻装前进，一路追击。到襄阳后，听说刘备已经赶往江陵，曹操亲自率领五千名精锐骑兵急速追击，昼夜兼程一日一夜长途奔袭三百余里，在当阳县的长坂坡追上刘备。刘备抛下妻子及儿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逃走，曹操俘获了大量的人马辎重。

曹操率得胜之军二十余万众，准备从江陵出发，顺长江东下。其面对的只有沿江上至夏口的东吴三万精军和屯驻在樊口的刘备军队万余人。当时的形势是万分危急的，《三国志·吴主传》记载：

荆州牧刘表死，鲁肃乞奉命吊表二子，且以观变。肃未到，而曹公已临其境，表子琮举众以降。刘备欲南济江，肃与相见，因传权旨，为陈成败。备进住夏口，使诸葛亮诣权，权遣周瑜、程普等行。是时曹公新得表众，形势甚盛，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多劝权迎之。惟瑜、肃执拒之议，意与权同。[2]

西晋虞溥著《江表传》载曹公与孙权书：“近者奉辞伐功，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权得书以示群臣，莫不响震失色。[3]

《三国志·周瑜传》记载：

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将士闻之皆恐。权延见群下，问以计策。议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4]

此时被曹操称为“天下英雄”的刘备在曹军追击下已经溃不成军；荆州新的州牧刘琮也不予抵抗而转降曹操，曹操之军的威势已经给孙权及其部属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所以，《三国志·吴主传》所记载“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多劝权迎之”以及《三国志·鲁肃传》所记载“权得曹公欲东之问，与诸将议，皆劝权迎之”，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当然，东吴阵营中持抵抗意见的也大有人在，“（周）瑜、（鲁）肃执拒之议，意与（孙）权同”。《三国志·鲁肃传》记载：

刘表死，肃进说曰：“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辑睦，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加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肃请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权即遣肃行。[5]

英雄的见解总是相似的，当东吴的孙权、鲁肃欲与刘备联合抗曹时，刘备这方更有此意，因为他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至于他对鲁肃说要到苍梧去找太守吴巨，不过是装出来的一副自有去处的托词，所以“先主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6]

《三国志·鲁肃传》又记载：

到夏口，闻曹公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备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肃径迎之，到当阳长阪，与备会，宣腾权旨，及陈江东强固，劝备与权并力。备甚欢悦。时诸葛亮与备相随。肃谓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备遂到夏口，遣亮使权，肃亦反命。[7]

也就是说，在曹操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东吴孙权内部团结、统一认识以及与刘备合作，是最佳的应对之策。尤其是身处危难中，弱小的势力更是会不约而同地寻求联合，齐心协力抵抗强敌。所以，当此之时，诸葛亮就和鲁肃一起去柴桑见孙权。

上述历史，真实地反映出孙刘两家必须联合共同抗曹方能生存的背景，这也造成诸葛亮出使东吴的使命重大，只能成功说服孙权与刘备组成联军，否则他们都将成为曹操囊中之物。《三国演义》中的“舌战群儒”的故事情节，就是结合这样的历史背景，用生花妙笔创作出来的。

二、罗贯中创作“舌战群儒”的动机

罗贯中创作这个故事的用意何在？个人认为，是利用历史并借助文学的手法，以诸葛亮的“多智”来展示他的与人交流的才华和口才艺术。关于这点，毛宗岗其实早就意识到了。他的评点本中这个回目开篇就说道：“孔明将欲以东吴之兵破曹操之兵，而此回则是孔明之以舌为兵也。其战群儒以舌，其激孙权亦以舌。舌如悬河，则以舌为水；言扬属火，则又以舌为火。盖虽赤壁之兵未交，而卧龙先生先有一番水战，先有一番火战矣。”[8]他所说的“以舌为兵也，其战群儒以舌”，说直白一点就是这次外交会晤让诸葛亮充分展示他的口才艺术，以说服孙权结盟参战。按照《三国演义》的描写，“舌战群儒”发生在诸葛亮到柴桑见孙权之前，而且孙权为掩饰自己想见诸葛亮的内心，又要摆出一副并非主动相见的姿态，进而还说：“今日天晚，且未相见，来日聚文武于帐下，先教见我江东英俊，然后升堂议事。”[9]其试图给诸葛亮一个下马威。但即使在孙权故意安排下，诸葛亮并未落下风。作者的目的是让诸葛亮在这场唇枪舌剑的外交会面中力压群儒，展示他博学多才的知识、应对自如的口才。

故事开头，诸葛亮就遭到“张昭、顾雍等一班文武二十余人”的责难。面对东吴谋士咄咄逼人的提问，诸葛亮阵脚不乱，因人而异，各个击破。第一个向诸葛亮发难的是孙权手下第一谋士张昭。他说诸葛亮出道前，刘备能够割据城池；得到诸葛亮辅佐后，反而变得情势危急，没有容身之地。难道这就是你诸葛亮的本事吗？面对这个问难，诸葛亮并没有就事论事，因为事实上诸葛亮刚出山辅佐刘备，立刻面对曹操大军强势南下，刘备仓皇向西撤退，的确如张昭所言失去了容身之地；如果正面回答很容易落入张昭设下的陷阱。因此诸葛亮避实击虚，采用中药治病的原理作比喻，把抽象的时势化为具体形象。他打比方说：人得了重病，必须先吃清淡的食物和药，等到脏腑调和，身体安定，再吃肉食，服猛药，那样就可以去除病根，使身体痊愈；如果不等气脉和缓，就用猛药和大肉，那要保全身体，实在是难。刘备当前兵不满千，将领只有关羽、张飞、赵云，正如人病入膏肓，切不可急于求成。这样回答，不仅巧妙地避开张昭挖的坑，而且比喻通俗易懂，贴近生活，让张昭发力打出的重拳落在棉花上。号称“东吴第一”的谋士一时竟找不出合适的话语来反驳。

之后又有步骘不怀好意地问诸葛亮，是不是仿效张仪、苏秦来游说东吴。面对诘责，诸葛亮坦然自若，接着他的话题直接为苏秦、张仪正名，并用二人不畏强国、不凌弱小的品行对比步骘畏惧曹操、耻笑勇谋之士的行径，有力地揭露他畏强凌弱的本质，使步骘无言以对。诸葛亮采用对比的方式，论证苏秦、张仪不仅为个人争得声誉，同时使国家利益得到保证；而步骘之流畏强贪生，引喻不当，不配与二人相提并论。诸葛亮连续驳斥七人后，“众人见孔明对答如流，尽皆失色”。

整场辩论，诸葛亮淡定自若，口若悬河，自始至终充满自信，不失气场，在心理上压制住了对方，可以说是诸葛亮口才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一次表演。面对东吴谋士的轮番攻击，他灵活运用多种辩论方法，如举例论证、比喻论证、引言论证、对比论证、归谬反驳、反唇相讥、揭悖反驳等，各个击破、以少胜多，最终取得了这场辩论的胜利。

“舌战群儒”是文学作品中少有的一篇论辩经典，许多人从各方面对它进行过研究，如于全有《“诸葛亮舌战群儒”的论辩语言艺术》[10]，许光烈《诸葛亮舌战群儒的论辩艺术》[11]，王晓红《论〈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舌战群儒之修辞策略》[12]，许中康、许中荣《〈三国演义〉中“舌战群儒”的文化解读》[13]，傅芸《诸葛亮舌战群儒公关策略浅议》[14]，谢玉麟《浅谈〈诸葛亮舌战群儒〉一文中的心理对决》[15]，黄文汇《从诸葛亮舌战群儒看辩论过程中的透析对手》[16]等等。这个故事脍炙人口，影响很大。

可是，“舌战群儒”于史无据，它就是罗贯中的创造啊！那么，罗贯中为什么要创造这样的故事情节呢？

第一是痛斥故事中的妥协派，坚定孙权抗曹的决心。因为倘若孙权不抗曹，没有立锥之地的刘备根本不可能独家抗曹，只得又东奔西逃。由于《三国志》只有“多劝权迎之”“皆劝权迎之”这样大略的记载，“劝权迎之”的具体人、具体话《三国志》并没有交代，仅有“子布（即张昭）、文表（即秦松），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曹公）”[17]，裴松之注《江表传》“权既即尊位，请会百官，归功周瑜。昭举笏欲褒赞功德，未及言，权曰：‘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18]，两处点出张昭的名。说张昭等是妥协派，却记载得很隐晦，不了解当时主战主和之争者是看不出问题的。罗贯中要复原这段历史，增加“舌战群儒”情节就很有必要了。因为所谓“群儒”其实就是代表孙权内心的顾虑；以群儒出面诘难诸葛亮，代表了孙权的两种态度。诸葛亮此番舌战论辩，实际上就是要消除孙权内心的疑虑。不可否认的是，“舌战群儒”这场激辩，虽然是文学创作，却展现出不同的知识精英在救亡图存中的所思所想，宣泄了曹军逼近、存亡之际的东吴群儒的焦躁心理，扫清了孙刘联合抗曹的心理障碍，使尴尬的辩论会场变成了同病相怜、惺惺相惜、同仇敌忾的结盟场地。

第二是成功地塑造了诸葛亮口才出众的智慧形象。诸葛亮是《三国演义》作者倾尽全力歌颂的人物，被毛宗岗誉为“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19]，“三顾频烦天下计”隆中一对极为精彩。但历史上，诸葛亮在出山后，初期并没有大的作为。《三国演义》作者于是精心打造出了“博望烧屯”“火烧新野”这类突出诸葛亮博学多才、足智多谋的故事情节。《三国志·先主传》载：刘备屯兵新野（今河南省新野县南）时，“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刘）表疑其心，阴御之，使拒夏侯惇、于禁等于博望。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夏侯）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20]。原来“博望烧屯”之事发生在刘备“三顾茅庐”之前，其实是由刘备指挥的一次成功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