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编撰《通典》探微

摘 要：《通典》一书在我国史学上的地位颇高，开创了政体书这一种新的史学编撰体例。一直以来，多数学者都将关注的重点放在《通典》内容的分析与思考上，对杜佑编撰《通典》的原因的探究并不多。依据史料，可以从杜佑家世、仕途发展、性格等方面得出杜佑能够编撰出《通典》的内在、外在原因，进而认识到《通典》这部著作的深刻内涵。

关键词：杜佑；《通典》；编撰意图；仕途；性格

杜佑所撰写的《通典》一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开创我国古代史学著作的新体例。自此之后，我国史籍出现了政体书这一新的体裁。钱穆先生认为：“……在史学方面，唐代也有一番创造开新，论其成果，似并不比韩柳古文运动李杜古诗之成果为小。这就是杜佑的《通典》这部书，可以说在中国史学里是一个大创辟。而这一种大创辟，也可以影响时代。”[1]《通典》作为我国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一块里程碑式的巨著，学界评价一直褒贬不一，且多以其内容评价为主。但我们了解一部书还应该去了解作者本人撰写这部书的意图以及其生活的时代背景、人生经历、个人性格等方面的影响，才能更加全面了解作者的创作目的，更好地帮助我们去认识整部书的构架及重点内容，进而理解书中的内容及其背后的深刻含义。

一、杜佑谈撰写《通典》的意图

杜佑本人一共有4篇文章叙述了编撰《通典》的原因，这4篇文章分别是约在大历六年（公元771年）撰写的《〈通典〉自序》，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上书时写的《进〈通典〉表》，还有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撰写的《〈理道要决〉自序》和《进〈理道要决〉表》，我们从中可以直观地了解到作者创作《通典》的深层次缘由。

杜佑在《〈通典〉自序》中写道：“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这表明杜佑撰写的意图，是从治国理政的角度，为国家建设和治理提供方法借鉴和指导帮助。“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官职，设官职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堕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裨分领焉，置边防遏戎敌焉。”[2]这段话主要是对“理道”中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刑法、州郡、边防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初读或许认为这只是简单地陈述《通典》内容结构划分的原因，但深入思考后会发现，这种逻辑顺序的安排，也恰恰体现了杜佑对治国理政的看法，以及他对各要素重要程度的认识，也是杜佑对于治国理政方法的具体描摹。

《进〈通典〉表》中，杜佑对于自己的写作意图有了更进一步的描述，“臣闻太上立德，不可庶几；其次立功，道行当代；其次立言，见志后学。由是往哲，递相祖述，将施有政，用乂邦家。”[3]这段话中的“乂”是“治理”的意思，就是指实行相对有效的政治措施，来治理国家。以往的记叙“然多记言，罕存法制，愚管窥测，莫达高深，则肆荒虚，诚为臆度”。之前的经书对于如何去实施道理，或者说是怎样才能达到理想境界，却很少有记叙与讨论，这就会造成书本知识与实践的脱离，“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法”，造成“未原其始，莫畅其终”，因而其言很像是一纸空文。杜佑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才编写了《通典》，为的就是将有利于国家发展的道理，以典章制度为媒介传递，为后来人提供可行的方法论借鉴，“可为今来龟镜”，使得理论可以更好地付诸实践，从而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帮助。

《进〈理道要决〉表》其实是杜佑《通典》的内容提要。在《进〈理道要决〉表》中，杜佑对于自己编撰《通典》的意图作出更为简明的解释。他在编撰《通典》时牢牢把握住国家政治发展这一中心，考察与其相关的内容，对于无关的部分，则不会记录，即“不录空言”。因此《通典》对于此前史书大多记叙的“艺文”或“经籍”类的内容未加涉及，科学技术方面的内容更无可见。这或许是由于杜佑对于这方面的不重视；也因此很多史家批判，认为这是《通典》的局限。但从杜佑编纂此书的目的来看，杜佑做出这样的选择并不奇怪，因为这正是他的书写原则“简而有要，核而不文”，由此可以说杜佑通篇并没有偏离初衷。从这个方面来看，似乎并不能将他的选择视为其书的局限。

在《〈理道要决〉自序》中，杜佑通过举例的方式，来解释其创作的原因，比如杜佑举例说隋朝的季文博撰写的《理道集》，内容多是规谏，而略于体要。杜佑认为如果仅仅空发议论，或只是就事论事，只是进行一种道德上的批判，就不能从宏观的角度去探讨治理国家的方式方法；做不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对于国家的发展是没有益处的。

由上述可知，我们可以通过杜佑本人所言，清晰地认识到创作《通典》的初衷，是为了“究始终”“思理道”“探政理”“将施有政，用乂邦家”。郑鹤声先生将杜佑同西方的波里比阿相类比，认为二者虽身处东西方不同国家，但两人著书目的均体现出史学经世致用的特点。[4]这也正是杜佑耗时多年撰写《通典》的原因。

二、杜佑仕途与《通典》编撰的关系

杜佑出身于官宦世家，“曾祖行敏，荆、益二州都督府长史、南阳郡公。祖慤，右司员外郎、详正学士。父希望，历鸿胪卿，恒州刺史、西河太守，赠右仆射”[5]。杜佑的孙子杜牧曾写诗自夸道：“我家公相家，剑佩尝丁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6]杜佑家世出身并不低，而杜佑本人刚开始也是“以荫入仕，补济南郡参军、剡县丞”。县丞虽为一县副官，但要处理的事务却繁杂。如果单纯从工作强度来看，这一官职显然是一份不好干的差事。但此时的杜佑才18岁，正是年轻气盛、想要有一番作为的年纪。这个职位给予杜佑一定程度上的锻炼，积累了很多实践经验，增强了处理事情的能力，为他后来在政坛的发展起到奠基作用。

杜佑在之后的仕途中，遇到了对自己影响很深的韦元甫。起初“元甫以故人子待之，不加礼”[7]，但在一次治狱时，发现“佑为辨处契要无不尽”[8]，自此认为这位故人之子非一般人，对他也更为器重。杜佑的仕途也因此得以进一步升迁。

通过对杜佑所任职位的梳理，我们会发现，杜佑担任过很多与经济相关的官职，大历六年（公元771年），韦元甫病逝不久，杜佑“充江淮青苗使，再迁容管经略使”。安史之乱对唐朝影响极大，不光整个唐朝的国运急转直下，民生经济也遭受重创，直接将原本已经不能继续维持的均田制的弊端暴露得更为明显。大历元年（公元766年），朝廷下令按亩收税，每亩十五钱。由于国库亏空，等不到秋收，朝廷便在禾苗尚未青时派遣官员征收赋税，称为青苗钱；而征收税务的官员，就是青苗使。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杨炎主持朝政，让杜佑“历金部郎中，为水陆转运使，改度支兼和籴使”。杨炎的“两税法”改革对于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税收和经济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当时就产生了“军国之用，仰给于度支、转运二使”的效果。杨炎知道这一职务的重要性，选择杜佑担任，可见杜佑本人在经济方面颇有能力。而杜佑也是尽心尽力。不久，杜佑“以户部侍郎判度支”，直接掌管国家财政。

仕途的经历让杜佑在考虑问题时更多考虑经济方面的因素，这也是杜佑十分重视经济因素的重要原因，我们在思考和分析杜佑撰写《通典》的原因时，应该注意到这一点。

三、杜佑性格与撰《通典》的关系

“宏观经济学之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说：“习惯形成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性格对于人的发展十分重要。杜佑之所以能够写出《通典》，和其自身性格是有一定关系的。

《旧唐书》《新唐书》对于杜佑的性格都有直接描述：“为人平易驯顺，与物不违忤，人皆爱重之”[9]；“佑性敦厚强力，尤精吏职，虽外示宽和，而持身有术”[10]。两书虽然言语描述上不是完全相同，但都展示出杜佑性格谦和谨慎，与人友好，不愿意得罪人，回避人事纷争的一面。除了在这两部正史中有关于杜佑的记载，在其他史籍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杜佑为人处世的风格特点。《唐语林》记载：“杜司徒常言：‘处世无立敌’。”[11]此外还有关于杜佑的两则故事，一为“杜太保宣简公，大历中，有故人遗黄金百两。后三十年为淮南节度使，其子投公，取其黄金还，缄封如故”[12]。面对金钱，即使已经过去多年，杜佑始终不为所动，并为故人完整保存后全数归还，其品性可见一斑。还有一则故事是由刘禹锡讲述——“刘禹锡言：司徒杜公佑视穆赞也，如故人子弟。佑见赞为台丞，数弹劾，因事戒之，曰：‘仆有一言，为大郎久计，他日少树敌为佳。’”[13]刘禹锡是杜佑的幕僚，深得杜佑信任，知道杜佑对穆赞的劝诫也不足为奇。不过通过杜佑对所欣赏之人的劝诫，可以从侧面了解到杜佑在官场的为人处世之道。

正是这样的处世之道，导致杜佑后来的贬谪。杜佑在扬州时，整顿军队，“士马修葺”，“然于宾僚间依阿无制，判官南宫僔、李亚、郑元均争权，颇紊军政，德宗知之，并窜于岭外”。[14]以杜佑的聪明，他不可能不知道部下的内斗；但他却选择无视，最终导致仕途的逆转。可见杜佑本人确实是不愿意同他人产生矛盾的。或许有人会说，杜佑是不是没有行政能力，所以造成幕僚之间的争斗，其实并不然。杜佑的行政能力绝对是一流的。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费，渐权百司之职，广署吏员，繁而难理；佑始奏营缮归之将作，木炭归之司农，染练归之少府，纲条颇整，公议多之”[15]。可见在当时，大多数官员是认可、称赞杜佑的行政能力的。皇帝对于杜佑也是十分器重。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杜佑已经74岁高龄了，“岁余，乞致仕，不听，诏三五日一入中书，平章政事。佑每进见，天子尊礼之，官而不名。后数年，固乞骸骨，帝不得已，许之，仍拜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俾朝朔望，遣中人赐予备厚”[16]。如果杜佑没有一定行政能力，皇帝也不会如此挽留与礼遇。但是面对人事关系，他却选择漠视，不去处理。他可能认为，只要处理，肯定有一方会不满意，甚或会加深双方的矛盾。这是杜佑不愿意看到的。

前面我们提到杜佑人生中的一位贵人——韦元甫，其人“少修谨，敏于学行，初任滑州白马尉，以吏术知名。……元甫精于简牍”[17]。他是杜佑的伯乐，“是杜佑平生遇到的最为重要的的人物之一，对青年杜佑的的成长发展影响最大”[18]。

从杜佑的为人处世去思考杜佑为何会撰写《通典》，可以给予认识《通典》一个新的视角。杜佑为人宽厚，不愿与人发生冲突，著书可以让杜佑远离纷乱复杂的人际关系，让他身处复杂危险的官场能够明哲保身，将注意力更好地放在为国家建设提供建议和帮助上。再加上上司认真负责行为的影响，杜佑认真收集、积累各项规定、制度、礼仪等资料，最终完成了《通典》这部巨著，希冀为天下士子提供经世致用之学。

五、结论

最了解自己的人就是自己，故本文从《通典》的作者杜佑写起，从作者本人的视角出发，探求作者创作的意图。但仅从作者自身出发去认识一部书是浅显的，因此本文又分别探析了杜佑的仕途经历和个人性格特点，研究其人生经历对于杜佑著述的影响，以期更全面地认知杜佑创作《通典》的意图，进而对《通典》的重要意义具有更深层次的了解。

注释：

[1]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36页。

[2]（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页。

[3][5][10][14][15][17]（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983页，第3978页，第3982页，第3979页，第3979页，第3376页。

[4]参见郑鹤声：《杜佑年谱》，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2页。

[6]（唐）杜牧著，（清）冯集梧注《樊川诗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60页。

[7][8][9][1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85页，第5086页，第5090页，第5089页。

[11]（宋）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5页。

[12]（唐）佚名撰，恒鹤点校《大唐传载》；《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84页。

[13]（唐）韦绚撰，阳羡生校点《刘宾客嘉话录》；《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第826页。

[18]郭锋：《杜佑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作者：郑州大学历史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