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胤锡谥号考辨

摘 要：谥号关乎教化、政治作用，是等级身份的象征，臣子的谥号往往最能反映时人及后人的评价。堵胤锡作为永历朝重臣，为南明抗清事业立下汗马功劳。他逝世之后，永历帝赐其谥“文襄”，后改谥“忠肃”。然而，《岭表纪年》《明史稿》《明史》等书记载其谥号为“文忠”，其文集亦称为《堵文忠公集》，且清代有关谥法书籍并未记载其改谥时间和缘由，其“文忠”谥号应为史籍记载之误。

关键词：堵胤锡；改谥；谥法理论

堵胤锡（又称“堵允锡”，1601—1649）字锡君，更字仲缄，号牧游，宜兴（现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人，明崇祯十年（1637年）进士，先后任北关榷使、长沙知府。明亡后，堵胤锡依次在弘光、隆武、永历政权处任职，于南明永历政权时任文渊阁大学士，兼任兵部尚书，节制各路兵马。堵胤锡收编李锦、高一功所率大顺军残部，建立忠贞营，并在此基础上于永历二年（1648年）收复湘西、湘南，取得“草坪大捷”[1]。然而，永历二年末至永历三年初，清军大举进攻江西、湖南。堵胤锡所收失地再度易手，其被迫退守广西。永历三年（1649年），堵胤锡入阁办事，却处处掣肘于人，其抗清事业受阻，积忧成疾，于同年十一月在浔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逝世。永历帝追封其为“镇国公”，赐谥“文襄”，后改谥“忠肃”。

然而，《明史》卷二百七十九列传第一百六十七《堵胤锡传》中记“王赐胤锡浔国公，谥文忠”。《明史稿》《历代名臣谥法考》等书称堵胤锡追封“浔国公”，谥号“文忠”。且《清朝通典·谥典》《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等史料并未记载堵胤锡“忠肃”谥改“文忠”谥之缘由。

因此，“文忠”谥号是《明史》撰者有意为之，还是单纯性的讹误，其所赐谥号是否符合堵胤锡生平，堵胤锡谥号变更缘由有哪些——本文试图在梳理堵胤锡史料的基础上，以古代谥法理论为指导，逐一分析考辨。

一、“文襄”谥号考

明朝每五年集中赐谥，官员凡三品以上方有谥号。礼部议谥字字珠玑，所赐谥号既能体现该官生平功绩，又能体现时人客观评价。南明作为明朝的延续，谥法制度相对宽松，但基本原则还是沿用旧制。堵胤锡的官职符合谥法规定，其去世前任兵部尚书并入阁办事，为正二品，符合官阶三品以上之规定。故堵胤锡逝世后永历帝赐予的谥号有2个，分别为“文襄”和“忠肃”。

纵观明朝谥法，明代官员赐予“文襄”谥号的官员并不多，有高拱、桂萼、席书等人，或多或少与整治边防有关，如高拱在隆庆年间上疏处理俺答封贡一事，使得边关几十年稳定无忧。从谥法理论的角度来看，“文襄”二字有“能文能武”之意。下面将以谥法理论为主，着重讲述“文”“襄”二字之含义。

（一）“文”字含义。此字作为谥号是自谥法制度出现以来，臣子所能获得的最高奖赐，主要与臣子品行、气节相关。明代对于官员给谥“文”字有明确的规定。“至明代定制，宰辅并以文字冠者，亦无不由词林甲科进阶者，其余尚书卿尹或加文字，或另择二字均不拘一格。明制翰林始谥文，新城王文贞公自序及之及检秀水项氏。今献备遗载马文简等一十九人谥文而非翰林，王毅敏等五人翰林而不谥文，则旧说未足为据。”[2]其有“经纬天地、道德博厚、学勤好问、慈惠爱民、愍民惠礼、锡民爵位”[3]等含义。

从以上史料来看，官员是否为“翰林”是明代赐“文”字谥的标准。堵胤锡于崇祯十年中进士，后于永历朝任文渊阁大学士，其确为翰林，符合赐“文”字谥之标准。而且，堵胤锡的人生经历符合“慈惠爱民、愍民惠礼、以礼安人”的“文”字谥号要求。孔晁在集注“愍民惠礼”时认为，谥“文”字，即“以礼安人”。

隆武朝成立后，唐王朱聿键派堵胤锡招抚大顺军残部。堵胤锡“乃身赴其军，（李）锦、（高）一功以铁骑数千乘迎入营，称诏赐高氏命服，并公蟒玉，及金银器犒其军，皆踊跃拜谢，军中置酒，胤锡以巵，教以臣忠子孝大义，侃侃数千言，众皆感动。明日，高氏出拜，谓锦曰：堵公天人也，汝不可负”[4]。这段记载体现出堵胤锡“愍民惠礼，以礼安人”的品性。农民军残部作为烫手山芋，各势力避之不及，而堵胤锡在此时敢于单骑招抚，使农民军为南明所用。此举不仅为抗清事业注入一支强心剂，同时也使堵胤锡声名鹊起。

史载堵胤锡在攻打荆州时，“自二月朔，渡江攻城，凡六昼夜……百道齐攻，大清帅郑四维坚守，城崩数十处，皆随方拒战，有献策者，谓荆城夹蜀汉二江之门，水高于城者数丈，昔人筑堤为长围，使水入江，安流赴海；若决二堤，则两江之水，建瓴而下，荆襄一带望风归附，恢复之计，在此一举矣。公曰，我为朝廷复疆土，首以民人为本，若此声民胥溺，我得空城，何益？”[5]堵胤锡不愿将城池彻底摧毁从而达到夺回失地的目的，他所想的是如何将占领之地重新发挥作用，保障老百姓能安居乐业，体现出“慈惠爱民”的政德。综上，堵胤锡既符合三品以上官阶，又符合“文”字谥号标准，因此赐其“文”字谥并无问题。

（二）“襄”字含义。“襄”字有“辟地有劳，甲胄有劳”含义。潘振解释：“辟地非取也，有德则化行，而服从之国日以益众，《诗》所谓日辟国百里也，其治成矣。襄之为言成也；甲，铠也。用金谓之铠，用皮谓之甲。胄，兜鍪也。有劳，有功也。征伐有功，所以拨乱而成治也，故曰襄。”也就是说，“襄”字谥号主要与沙场建功有关。堵胤锡在任长沙知府时，“山贼掠安化、宁乡，官军数败，允锡率（督）乡兵破灭之，又杀醴陵贼魁，遂以知兵名。”[6]其早年就因剿贼有功为世人所知。

堵胤锡真正“知兵名”是在收编大顺军残部之后。永历二年（1648年），堵胤锡与马进忠趁孔有德等三王撤出湖南的机会，从湘西九溪卫（在今湖南省慈利县西北）、永定卫（今湖南省张家界市）出发，一举收复常德。当堵胤锡等部在湖南势如破竹之际，因丢失湖南全省躲入广西的何腾蛟意欲抢下“复湘”首功，派遣堵胤锡及其麾下忠贞营引兵援江西金声桓、王得仁。然而，何腾蛟刚愎自用，加上其麾下兵源质量较差，给了清朝长沙守军喘息之机。永历三年（1649年）正月，济尔哈朗引兵入湘，何腾蛟逃亡湘潭被清军所俘后被杀，清军随后将湖南大部重归入清朝。堵胤锡在援赣途中得知南昌被破，清军已经拿下江西大部州县，于是回湖南、入衡州抵御清兵进攻。最终衡州城破，堵胤锡只能往广西方向撤退；后在途中被召入阁，任兵部尚书。

诚然，堵胤锡“辟地有劳，甲胄有劳”实属不假，但其听信何腾姣之命令，分兵驰援江西，间接导致了湖南全省的再次沦陷。堵胤锡确有失地之责，其从谥法理论角度不应给予“襄”字谥。因此“文襄”谥号在之后被改。

二、“忠肃”谥号考

相较于“文襄”谥号，笔者认为“忠肃”谥号既符合堵胤锡的人生经历，又符合其个人品质。这一谥号改于永历帝云南入缅之际。从谥法理论的角度来说，“忠”“肃”二字包含“忠君报国、整军备战”之意。改谥事件不仅反映了南明当时面临的内斗窘境，也饱含永历帝对堵胤锡的怀念。

（一）“忠”字含义。“忠”字有“危身奉上、虑国忘家、危身立国、廉方公正”等意，陈逢衡解释为“事君能致其身故曰忠”。[7]堵胤锡的“忠君爱国、危身奉上”思想贯彻其为官为人的一生。作为南明为数不多头脑清醒的将领，堵胤锡联合农民军抗清的战略思想超脱时代局限。清军入主中原，占领京畿要地，堵胤锡率先想到的是如何团结力量收复失地，而不是为所谓“正统性”进行内斗。

永历朝入阁后，堵胤锡积极集聚力量对抗清兵。《南疆逸史》评价其“强毅敢为，而中藏机械……及其死，而粤事愈不支矣”[8]，可见堵胤锡“危身立国”之品质。但是，堵胤锡为抗清事业四处奔走，却有人于背后处处搅局，“时李承胤用事，每有奏请，辄为掣肘”[9]。堵胤锡请加封孙可望为“平辽王”事，言官以明有祖制为由上书永历帝，最终不了了之；堵胤锡节制诸营事，大臣们又认为“堵阁臣有兵，则丰其羽翼……堵阁臣而有饷，则资其号召也”[10]。时人评价多贬低其为人，《永历实录》《三湘从事录》《南疆逸史》等史书多认为堵胤锡所节制的忠贞营是流寇、是南明朝廷的敌人，认为其招抚大顺军残部与结交孙可望所帅大西军残部是叛国行为。

从后人视角来看，堵胤锡联合农民军抗清应是稳定政局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忠君爱国的行为表现；因为只有集聚力量共同抗清才能避免亡国。然而南明各朝廷深陷党争漩涡，已是岌岌可危，先有金堡、蒙正发等人组成“五虎”与所谓“吴党”斗，后有所谓“粤党”与“楚党”斗等等。正如顾城先生《南明史》所载核心观点：“内斗就要亡国，亡国也要内斗。”

（二）“肃”字含义。“肃”字有“刚德克己、执心决断、身正人服”的含义。《太平御览》有言：“唐独孤及谥吕湮曰肃，严郢驳曰，国家故事，宰臣之谥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以吕公文能无害，武能禁暴，贞则干事，忠则利人，盛烈宏规，不可备举。《左传》叙八元之德曰忠肃恭懿，若以美谥拟于形容，请曰忠肃。及重议，曰，谥法在惩恶勤善，不在多字，肃者威德克就之名，以湮之从政，威能闲邪，德可济众，故以肃易名，而忠在其中矣。”

堵胤锡治军严格，永历帝让其下辖忠贞营、忠武营、开诸营等部，看中的正是堵胤锡治军有方。其治下的忠贞营前身为大顺军残部，军纪极差，但在堵胤锡治下，很快恢复战斗力，并在堵胤锡的指挥下收复部分湘地。在党争环境下，堵胤锡想要出淤泥而不染实属不易，其所辖忠贞营保留了农民军时期的陋习，肆意搜刮军粮，掠夺地方；下辖诸营将领各怀鬼胎，为争夺地盘不择手段。这不仅使朝中官员加深了对农民军的阶级偏见，也使堵胤锡在朝中受到排挤和攻讦。

从上述史料来看，堵胤锡能够招抚大顺军残部，撮合孙可望封王，已经达到“肃”字“执心决断、身正人服”的赐谥要求。因此，笔者认为此谥字应属合理。

纵观堵胤锡生平，其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一生奉献抗清事业，“慈惠爱民，身正人服”。针对其改谥，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认为：“后上跸云南，念公忠勤，改谥忠肃。”永历帝认为堵胤锡忠勤，便改堵胤锡谥“忠肃”，这一推断是否有些简单？

笔者推测堵胤锡谥号由“文襄”改为“忠肃”应受到孙可望降清影响。堵胤锡入阁办事后，因忠贞营兵力大减，欲拉拢孙可望出兵抗清。然而，永历帝在堵胤锡去世后受到孙可望所帅大西军残部的钳制，无任何实权，被孙可望如傀儡般控制。之后，孙可望投降清朝。永历帝逃亡云南，偏安一隅，想起堵胤锡转战湖南多地事迹，于是给堵胤锡改谥。

三、“文忠”谥号考

“文忠”谥号象征着士子读书人“身后名”的较高评价，仅次于“文正”。有明一代赐谥“文忠”的臣子屈指可数，有杨廷和、张璁、张居正等17人，其中官至宰辅的共有12人。得此谥人物无不是历史名人，他们均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较出众的社会经历。但据前言所论，堵胤锡应仅有“文襄、忠肃”二谥，并无“文忠”谥号。对所谓谥号“文忠”，有两点推测：一是来源于李慈铭，他认为堵胤锡谥号是《明史》笔误；二是笔者认为，宜兴为堵胤锡设祠立传时，避免与卢象升所赐之“忠肃”谥混淆，乡人自发为其拟定私谥。

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认为“牧游（堵胤锡号）之谥，明史本传及王氏史稿皆作文忠。今按其集附录墓表及家传，皆云赠镇国公，谥文襄。后上跸云南，念公忠勤，改谥忠肃。表乃其同年进士永历时兵部尚书孙顺所撰。……然表传皆作于其殁后十余年归葬之后；顺之降我，亦已在大兵下滇永历入缅之时，设有改谥，不容不知，是盖正史之误矣。”[11]也就是说，该谥号为永历帝从广西逃往云南时所改，清廷理应知道。笔者查考明季史料及清代史料，仅《岭表纪年》《明史稿》《明史》记其谥号为“文忠”，而明季多数史料或单记其为“文襄”，或“文襄”“忠肃”皆记。李慈铭认为“文忠”谥是笔误，也就是说可能因撰者偷懒，将二谥号首字结合，组成新谥号。但是，若如此推测，永历帝赐其为“镇国公”还是“浔国公”，说法也应该统一。

根据《堵文忠公年谱》，年谱前40年的经历由堵胤锡自己编撰而成，而后8年的内容分别由道光年间张夏、光绪年间周同编撰，二人皆为宜兴人。周同所编《堵文忠年谱》是参照张夏所编《年谱》，在不改变原文叙述的基础上，以注释形式加入个人见解、其他史料，然后汇编而成。二人所编《年谱》对于堵胤锡的评价颇高，皆认为“明季尤忠贞骈奋最著者，推卢（卢象升）堵（堵胤锡）二公。卢忠肃公之效命，遂致人竟知之；堵公效命于偏隅闰连之朝，崎岖楚粤间，卒之驰驱尽瘁，死而后已”[12]。但有意思的是，两篇《年谱》所载堵胤锡谥号皆为“文襄”和“忠肃”谥，并无“文忠”谥，但其标题却均称“文忠公”。卢象升作为明末名将，于清乾隆时期设有追谥，由南明弘光朝时的“忠烈”谥改为“忠肃”谥，其事迹与逝世时间皆早于堵胤锡，相较于堵胤锡更加出名。

限于史料不全，笔者仅能依据谥法理论进行分析，推测“文忠”谥应为乡人私谥，目的是避免堵胤锡谥号与卢象升谥号混淆。

四、结语

王赓唐先生认为，“堵胤锡毕生坚持抗清斗争，最后为此奉献了生命，应是民族英雄，和史可法、瞿式耜、黄道周、何腾蛟等一样受到后人的敬重。他们是我们民族正气的象征”[13]。堵胤锡作为南明将领，并无朋党观念，是南明时期少有的、一心一意的抗清名将。历史对于堵胤锡的评价多为褒奖。

从谥法理论分析，堵胤锡现存“文襄”谥号并不符合堵胤锡之生平经历；“忠肃”和“文忠”两个谥号符合堵胤锡之生平。然而，“文忠”谥号并非清朝重新赐谥，其虽然符合堵胤锡的个人经历，但是明季史料多记其前两个谥号。因此今人在做研究时将堵胤锡的谥号确定为“忠肃”为妥，而不应该继续使用“文忠”谥号。

注释：

[1][12]（清）张夏编《堵文忠公年谱》，清道光二十三年静日轩藏版，第52页，第1页。

[2]参见刘长华：《历代名臣谥法汇考》，张爱芳、贾桂荣编《历代名人谥法谥号文献辑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版，第三册第23页。

[3]参见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35—637页。

[4][8]（清）温睿临：《南疆逸史》卷十七，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0—151页。

[5][9][10]（清）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四，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30页，第335页，第335页。

[6]《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二十三，《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83页。

[7]参见汪受宽：《谥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

[11]（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集部·别集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973页。

[13]参见王赓唐：《堵胤锡史事辨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