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养心殿”和“三希堂”的名称一脉相承

摘 要：三希堂和养心殿两个名称一脉相承，其寓意是宋儒心性义理的集中反映，是修养论的准确表达，亦是中国古代正统思想的传承。宋明理学的核心就是心性义理。“心即理也”，意思是本心即天理——世界的本源即“诚”，亦是“心”。理学名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关键词：养心殿；三希堂；修养论；宋明理学

三希堂，是北京故宫养心殿内的一间斗室——西暖阁，面积不足8平方米。它最早是大殿内用作皇帝取暖和读书的地方，所以也称温室。自从乾隆皇帝为它题写了“三希堂”匾额后，遂改叫此名。

说起故宫养心殿，它在紫禁城内举足轻重，取名颇有番来历。明清时期的皇帝大都崇尚宋明理学，明嘉靖皇帝朱厚熜，自幼聪慧过人，父亲教读诗书几乎过目不忘。他还是兴献王世子时，已通读《论语》《大学》《孟子》等书籍，也对心性理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深谙修身齐家治国之道。他崇尚孟子的“养心莫善于寡欲” 之说，推崇北宋思想家周敦颐“予谓养心，不止于寡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是圣贤非性生，必养心而至之”的境界，认为要成为圣贤或明君，就必须修养心性。朱厚熜14岁承继大统，也曾是一位开明皇帝。为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他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举措，诸如厘革宿弊、振兴纲纪、下令退还被侵占的民田、裁撤军校匠役10万余人等，史称“嘉靖新政”。乾清宫是皇帝起居办公的地方。为了有个清静的修身养性之地儿，朱厚熜在故宫建成52年之际，也就是嘉靖十六年（1537年），又在乾清宫西侧建造了一个大殿，取名“养心殿”，用作皇帝闲居读书、静心、养性的一个偏殿。

为什么养心殿后来又成为紫禁城内的政治活动中心呢？这还得从清朝雍正皇帝说起。1722年12月20日，康熙帝驾崩，梓宫停寝在皇帝起居办公的正殿乾清宫。雍正帝接位后，为了表达对康熙帝的孝道和敬重，将守丧之时的起居移至乾清宫旁的养心殿，得住“苫次”之地。从此，养心殿便具备了“政寝合一”的特点，8位皇帝在此起居，成为清朝中后期实际上的政治中心。其同时见证了这之后清朝历次权力更迭、内政外交。乾隆皇帝入住养心殿后，对“养心”二字更有了一番体会，特地为此殿写下一篇《养心殿铭》，其中有云：“人心惟危，在闲其邪。道心惟微，在培其芽。其闲其培，皆为所养。……养心之方，存诚主敬。”他的这番言论分明是在阐释周敦颐和程颐的理学思想，提出养心的目的，就是要守住真心，回归到宇宙的本源“诚”上来。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他在宁寿宫后又新建了一座养性殿，并写下《题养性殿》：“养心期有为，养性保无欲。有为法动直，无欲守静淑。”不难看出，清朝虽为满洲贵族统治，但统治者的思想却完全归附到了中华大一统的道统上来。乾隆帝已将宋明理学融化在了自己血液中。他认可修身养性的重要性，即在修身的过程中，不仅要养心，而且还要养性。何谓养心？《黄帝内经》中有“恬淡虚无”，即拥有平淡宁静、乐观豁达的心境。《孟子》中有：“养心莫善于寡欲。”而周敦颐的《养心亭说》认为，修心养性不能只像孟子所说止于寡欲，而是最后要达到无欲的境界。这里所说的欲，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欲望，而是指私心杂念、利欲熏心、损人利己等非分之欲。寡欲以至于无欲，是指要去掉一切非正常的欲望。人非圣贤，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欲望，但通过修心养性，就可以克制甚至去除非分之欲，就可成圣成贤。作为聪慧的“十全老人”，乾隆帝已参悟到养心的目的在于“诚立、明通”，诚立明通之后，就会希望有所为；作为帝王来说就是勤政不怠，推行仁政；养性的目的在于保无欲，即孔子所言老者戒之在得，放下过度的物质追求，守住静淑之心，通过不断地自我反省和感悟，达到无欲的境界，“立人极焉”。这就是有宋以来新儒家思想以“诚”为本、“主静”的修养方法，以求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

那么，偌大个紫禁城，共有房屋9000余间，不乏豪华的宫殿和舒适的楼阁，富敌四海的乾隆皇帝却为什么偏偏对养心殿里这间不足8平方米的西暖房情有独钟呢？在世俗人的眼里，他们更多的看到是物外的东西，认为这里存放有乾隆皇帝所珍爱的3件稀世珍宝——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希”可作通假“稀”字来解，于是人们纷纷揣度，乾隆帝将3件流传了1500多年的绝世珍宝存放在这里，故匾额题名“三希堂”就顺理成章了。

而有学养、有内涵的人，则会走进乾隆帝的内心世界，读出三希堂暗含“内圣”“外王”的思想。三希堂空间虽小，却蕴藏着乾隆帝博大的精神世界。乾隆皇帝御题《三希堂记》有云：

内府秘籍王羲之《快雪帖》、王献之《中秋帖》，近又得王珣《伯远帖》，皆希世之珍也。因就养心殿温室易其名曰“三希堂”以藏之。夫人生千载之下，而考古论世于千载之上，嘉言善行之触于目而会于心者，未尝不慨然增慕，思与其人揖让进退于其间。羲之清风峻节固足尚；即献之亦右军之令子也，而王珣，史称其整颓振靡、以廉耻自许。彼三人者，同族同时，为江左风流冠冕。今其墨迹经数千百年治乱兴衰、存亡离合之余，适然荟萃于一堂，虽丰城之剑、合浦之珠，无以逾此。子墨有灵，能不畅然蹈忭僻而愉快也耶？然吾之以三希名堂者，亦非尽为藏帖也。昔闻之蔡先生名其堂曰二希。其言曰：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或者谓余不敢希天，余之意非若是也。尝慕希文、希元之为人，故曰二希，余尝为之记矣。伹先生所云非不敢希天之意，则引而未发，予惟周子所云，固一贯之道，夫人之所当勉者也。若必士且希贤，既贤而后希圣，已圣而后希天，则是教人自画、终无可至圣贤之时也。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人人有尽心知性之责，则人人有希圣希天之道，此或先生所云非不敢希天之意乎。希希文希元而命之曰二希，古人托兴名物以识弗忘之意也。则吾今日之名此堂，谓之为希贤希圣希天之意，可也。慕闻之先生之二希，而欲希闻之之希亦可。即谓之王氏之帖诚三希也亦可。若夫王氏之书法，吾又何能赞一辞哉。

乾隆帝将此堂命名为三希堂并非只是因为藏帖。其命名的真正内涵当来自周敦颐《通书》中的“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的修养论。在周敦颐的思想体系中，人的修养被划分为不同层次和境界；在不断的努力中，人最终要达到与天同体的“诚”之境界，就是学做圣人。这一过程用周敦颐的话描述就是“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后人将之称为“三希真修”。翻译成白话文即士人渴望成为贤达之人；贤能的人希望成为圣人；圣人则希望可以成为知天命之人，天人合一，达到与天同体的境界。

乾隆帝自己曾说过：“朕自幼生长宫中，讲诵二十年，未尝少辍，实一书生也。”[1]作为一位文人皇帝，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才是他人生的追求，以修养心性而达“内圣”境界是他的最高精神追求。因此，尽管他将三帖视为“虽丰城之剑、合浦之珠，无以逾此”，但最终还是化用周敦颐的“三希为内圣外王之依，正符养心”，来承载自己“三希”之志。

周敦颐《通书》希望君王能修圣德，纯其心。他在《顺化第十一》中说：“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这里的圣人，应是有修为的明君。由明君治理的天下，将是万物顺、万民化的升平天下。接着，他又在《治第十二》中进一步阐明纯心的作用：“仁、义、礼、智四者，动静、言貌、视听无违之谓纯。心纯则贤才辅，贤才辅则天下治。纯心要矣，用贤急焉”。也就是说，帝王心纯才能得贤才的辅佐，有了贤才的辅佐就能治天下。因此，修身很重要的因素在于纯心和用贤。随后，他又在《孔子下第三十九》中提出了圣人的标准，说：“道德高厚，教化无穷，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其惟孔子乎。”朱熹对周子这一章点评道：“道高如天者，阳也；德厚如地者，阴也。教化无穷如四时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极乎！” 他们都认为，道德修养深厚无比，教化作用无穷无尽，精神境界堪比天地，并与四季轮回（五行生克）相呼应，这样的典范唯有孔子能够达到。周敦颐希望贤达之人、明君都能以这样的标准来修炼自己。

所谓“士希贤”， 是说士的修养应该以贤为榜样。在周敦颐的思想中，“士” 并不指“四民之首” 的士人或知识分子，而是指一切进德修业、学道习艺的普通人。而所谓“贤”， 是指相对于“圣” 的不同层次的修养境界，归纳周敦颐《通书》中《志》《颜子》《过》等章节的论述，可以看出他把贤人分为三种：即以伊尹为代表的任事型贤人；以颜渊为代表的洁身型贤人；以子路为代表的改过型贤人。周敦颐说：“伊尹、颜渊，大贤也。”周敦颐希望学者“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有了正确的修养方向就不会误入歧途，修养成果也势在必得，只是成果大小不同：超过伊尹、颜渊的就能成为圣人；赶上伊尹、颜渊能成为贤人；就是暂时还没能达到他们的境界，但照此去做了，也会落下好名声，不失为“令名”之士。

乾隆帝正是在这样的正统理学环境中长大的，他的爷爷康熙帝就非常崇拜周元公（周敦颐谥号“元”），曾写下一首盛赞周敦颐的诗：“自汉迄宋初，道昏人如醉。伟哉无极翁，粹然秉道气。学不由师传，理已臻极致。”“无极翁”是周敦颐的代称，因为他曾写下第一个阐释宇宙生成论的《太极图说》。康熙帝诗中所指的“道”，即道学（理学）。《宋史》首立“道学传”，周敦颐被后人称为道学宗主。现代学者刘立夫、黄小荣在《周敦颐何以被尊为“道学宗主”》一文中对周敦颐在宋明理学中的贡献归纳有三：“一是恢复了儒家中断近千年的‘道统’，即性命之学’；二是积极提倡和践行‘孔颜之乐’；三是敢于打破‘三教’壁垒，大胆引佛释道入儒，开创了重要的理学方法论。周敦颐不仅为‘理学’贡献了诸多原理与方法，也为‘理学家’提供了一个内在的超越境界。他赋予了儒学哲学的涵义，给了儒学第二次生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2]实际上，康熙帝早已领悟了这些，并用前述那首诗作了最好的诠释。乾隆帝受其影响，在《钦定精义》的按语中这样写道：“治统原于道统，学不正则道不明。有宋周程张朱诸子，于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与夫用功节目之详，得孔孟之心传，而于理欲公私义理之界，辨之至明，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谓入圣之阶梯，求道之涂辙也。学者精察而力行之，则蕴之为德行，学皆实学；行之为事业，治皆实功。此宋儒之书，所以有功后学，不可不讲明而切究之也。”从乾隆帝这些话中不难看出，他对宋之道学推崇备至。他透彻地认识到，心性义理之学若能很好掌握，就能教化民众，塑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就能修己改变人生命运，甚至能踏上修身成圣的阶梯。学懂弄通的人就会心明眼亮，遵循去做的人就是君子，悖之则为小人。而且他还把它上升到了治国理政的高度来看：“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因此，他劝诫学者要深学精修，修养到家了就是德行，照此行动就会成就事业，运用得好就会取得功绩。

另外，乾隆帝与他的老师蔡世远不同。蔡世远也知道周子的“三希”说，但却没有那样的胸襟，认为知天之人的境界远非常人所能及，自己既未曾有周子那般的学问，又不曾有诸葛亮般的事迹，因此不敢与圣贤比肩。正如蔡世远自己所说：“或者谓予不敢希天，予之意非若是也。”他只有敬仰北宋范仲淹（希文）、南宋真德秀（希元）的为人了，遂将斋号取名为“二希堂”，以纪念二人。然而，对于乾隆帝来说，则志存高远，希望自己将来能修为成一个知天之人，因此他说：“予惟周子所云，固一贯之道，夫人之所当勉者也。”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西暖阁这处温室才被乾隆皇帝定名为“三希堂”，这自有鞭策之意。

由此可以看出，清代传承了宋明理学，而宋明理学的核心就是心性义理。“心即理也”，意思是本心即天理。理学有几句名言：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在认识论上，理学家提出 “致良知”学说，认为良知就是本心，就是理，天理就在自己心中，只要克服私欲、回归本心（良知）就能成为圣贤。

乾隆皇帝不仅是这些正统思想的传播者，更是这些修为理论的践行者。他一生清心寡欲，行为有制。他虽贵为天子，却生活简单，每餐只一荤，菜不过三五道，而只食七分饱。他虽处深宫，后宫佳丽三千，但从不纵欲，所以他在中国历代皇帝中是屈指可数的高寿皇帝，在位时间也最长，承前创造了“康乾盛世”。“养心殿”及其“三希堂”正是这个盛世的一处思想回翔之所。

注释：

[1]《清高宗实录》卷五“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一日清高宗谕旨”，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一册第4页。

[2]刘立夫、黄小荣：《周敦颐何以被尊为“道学宗主”》，《船山学刊》2018年第5期。

作者：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