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修辞学理论研究的话语转向

［关键词］ 当代修辞学；话语转向；国家与机构形象修辞；科学化；实用化

［摘  要］ 《修辞学发凡》实现了中国修辞学作为独立学科的转型，当代修辞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立足互动的真实话语活动来探讨修辞的本质，实现了修辞学话语视角的理论突破，体现为研究对象的话语指向、理论建构的话语解释、修辞手段的话语策略构建、修辞目标的话语效果聚焦等。当代修辞学研究的话语转向也突出表现在领域话语应用上，解决社会的话语应用需要，推动社会进步，在国家与机构形象修辞、领域语言行为、功能言语行为等话语应用领域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当代修辞学的话语转向推进了修辞学理论的科学化和实用化。

［中图分类号］H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174（2024）01-0076-09

李宇明认为大量的关于语言运用的问题都被边缘化，在国际上出现“话语转向”的新形势下，将研究基点从“语言结构”移至“语言运用”，或者说实现由“语言”向“话语”的基点转变，是很有必要，也是很迫切的（李宇明，2019：100）。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当代修辞学的成就之一就是突破传统修辞的局限，立足真实话语领域来探讨修辞的性质和机制，修辞学的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和社会应用都出现了新面貌，修辞学的社会意义日渐突出，但学界对这种变化重视不够。我们有必要反思中国当代修辞学四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总结修辞学向话语研究转向的趋势，探讨话语转向对中国修辞学科学化与实用化的促进作用。

1. 中国修辞学独立学科的建立

中国修辞学是一门古老学科，历史悠久。从春秋时期开始，修辞学就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张弓（1926）探讨了修辞学的阶段性分期，提出了“辩说期”“词章期”。20世纪开始，中国修辞学开始形成学科理论。朱星（1957）提出修辞是讲词句艺术加工的法则。胡怀琛（1935）认为修辞就是把我们所说的话修饰一下，使它更美一些。王易（1933）更明确指出修辞者，乃研究辞之所以成美之学也。这些修辞定义的共同特点就是追求文辞的艺术美，研究的对象是文辞。它传承了古代求美的文论传统，具体的修辞分析关注对书面修辞用例的赏析和辞格的总结。如上述张弓等所言中国修辞思想从先秦时就有口头辩说与书面词章两大传统，求美修辞观窄化了汉语修辞传统。

陈望道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代表着中国现代修辞学的正式创立，《修辞学发凡》提出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陈望道，1979：6），认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景为第一义”（陈望道，1979：11），将修辞体系归为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两大分野。将修辞从修饰、加工发展成调整，将研究对象从文辞扩大到语辞，在理论上有所创新，“适应题旨情境”也成了修辞学的活的灵魂。《修辞学发凡》使得中国修辞学研究结束了长期附属状态，实现了修辞学作为独立学科的转型。其修辞思想成了之后半个世纪修辞学研究的指导纲领。

陈望道先生的语辞调整修辞观未总结出具体的调整规律与操作模式，同时调整也是对已有成品的再加工，而不是对全部话语活动的解释。进入20世纪八十年代，修辞学界掀起了对“同义形式”的讨论，如王希杰（1983）、林兴仁（1988）等，把修辞看作“是一个选择过程”（张志公，1982：3），认为修辞的含义是“选择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来加强表达效果”（黄伯荣、廖序东，1991：207）。

选择说的同义形式比较方法能深化语言材料的修辞效果分析，但何为同义形式？同义形式的范围究竟有多宽？存在争议，理论上也不好限定。同义形式选择说难以解释语言的创造性使用与整体的修辞策略运用，难于解释动态的修辞活动。选择说希望突破陈望道先生的修辞理论，但还是在“适应题旨情景”的理论范式之内，只是将修辞活动从“调整”改换到了“选择”，未进入互动的话语活动领域。

修辞学理论建立时期的“美词说”“调整说”“选择说”对修辞本质的解释都未立足于互动交际中的话语活动，《修辞学发凡》提出“写说本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写说者同读听者的社会生活上情意交流的现象。从头就以传达给读听者为目的，也以影响到读听者为任务的。”（陈望道，1979：6）强调了说听双方的话语交际，但并未将这种话语研究落实到具体章节的实际分析中。刘焕辉（1989：31）就提出“《发凡》早在30年代初期，就能从交际目的、手段、效果上全面考察修辞现象，确是难能可贵的，可惜对于该书这样的真知灼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却没有引起修辞学界的普遍注意，不少谈修辞的书和文章，只孤立地就修辞现象论修辞，停留在为《发凡》补例证、作解说的阶段。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期”。并认为“修辞原是言语交际的产物，人们是为了达到预期的交际目的、完成预定的交际任务才去进行修辞活动的。可是以往的修辞研究却偏离了它的‘真正出发点’，长期停留在就修辞论修辞的阶段，未能自觉地把修辞现象放在言语交际中来观察、研究”（刘焕辉，1989：32）。中国修辞学真正的话语转向还要到上世纪80年代开始。

2. 当代修辞学话语视角的理论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修辞学理论研究开始了话语意识的觉醒，试图借鉴国际的语言学理论，立足互动的真实话语活动来探讨修辞的本质，建立科学和实用的汉语修辞学理论。

2.1 研究对象的话语指向

修辞学的话语转向首先是要将研究对象转到真实的互动话语领域，真正从双向互动的话语交际视角来探讨修辞的机制和规律。刘焕辉的言语交际学从80年代开始探讨话语活动领域，提出言语交际学“就是要研究语言在交际中的运动形态、结构规则和交际功能，揭示人们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客观规律”（刘焕辉，1988：52）。但刘焕辉的主要目的是建立言语交际学，尽管也提出修辞学研究也要从言语交际领域着眼，但还是将修辞学和言语交际学做了严格区分，认为“修辞活动仅处于交际过程中表达一方力求‘辞达’的这一层次活动中，超越这一界限便不是修辞活动了。故从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到当代学者的修辞论著，都不把交际中接受者的言语解码列入自己研究范围”（刘焕辉，1988：53-54）。明确提出“言语交际学所要研究的语言运动形态、结构规则、交际功能、特别是交际过程表达者言语编码的失误和接受者言语解码中的一切现象，却不在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之中，修辞学仅研究表达一方如何提高言语表达效果的规律”（刘焕辉，1987：80）。

言语交际学的探讨及从交际领域角度研究修辞的看法，有将修辞学引入话语转向的重要意义，但刘焕辉定位修辞为言语交际中的一个子系统，这个局部视角不利于修辞活动的整体考察。我们认为表达与理解是一整个相互作用的交际过程，话语表达的取效机制和规律必须从整个交际活动中探讨才能全面和科学，仅仅作为一个子系统来观察，很难得出科学的完整的规律，话语修辞的机制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李军1996年发表《修辞研究视角的思考》，提出要从言语交际的双向动态视角来探讨话语修辞行为的本质，认为“修辞表达的实质也是一个动态的综合的言语意图与策略的制定、调控与实现过程。因而，修辞规律的研究不能只从微观的局部着眼，要从动态发展着的言语交际过程中把握言语交际从大到小的意图与策略调控，考察意图与推理的内在联系，从而总结出提高言语表达效果的规律和修辞策略的运作机制”（李军，1996：2）。重视表达与理解的互控作用，认为这种互控的关系给修辞策略的运用提供了广阔的回旋天地。更有见地提出“从理解出发，从对话语的理解逐渐靠近对表达本身的理解，从理解中探讨表达的要求和机制，建立修辞表达和言语交际的一般性理论。”（李军，1996：3）

表达与理解作为相互作用的整体的话语思想在谭学纯先生的广义修辞学中也得到了阐述，认为“表达中心论是残缺的修辞理论”（谭学纯，2016：106），认为“修辞活动是表达者和接受者共同建构审美现实的话语活动”（谭学纯，2016：108），支持基于话语行为发生与理解的修辞学研究。

2.2 修辞学理论建构的话语解释

立足于动态的话语活动，修辞的本质、运作的机制和模式就相应会产生质的变化，形成新的修辞理论和研究范式。修辞本质的揭示朝向话语活动本身开拓，就出现了多样化的修辞理论解说。

2.2.1 组合说

刘焕辉提出修辞“组合说”，主张“一切修辞手段都可归结为言语形式的组合，一切修辞现象都是言语组合形式的生动表现”，提出修辞研究“不得不将‘题旨情境’的复杂因素暂时离析出去，全力抓住言语形式的组合这一解决矛盾的手段进行结构分析，找出汉语的话语组合模式”（刘焕辉，1993：82-84）。这种组合修辞观，着眼于话语活动的过程性质，有利于话语转向的修辞探讨，但正如李军（1996：48）所说“这种组合分析还仅仅是对修辞言语形式的探索，有意抛开了言语形式的表达作用及对情境的利用。……各种复杂的因素制约着话语修辞，不可能仅从语言因素本身去解决问题，应该建立起修辞运作的更加综合的模式。”

2.2.2 调控修辞理论

李军的调控修辞理论（1996、1998a、1999，2002、 2003、 2008、 2009）提出修辞学研究“立足的是话语活动的人际行事本质和双向互动性质，着眼的是一整个针对交际意图与交际对象的策略制定与实施，探讨的是修辞调控的策略系统、深层机制及解释体系”（李军，1999a：43）。其1998年发表的《论修辞的本质——从言语交际的双向动态视角对话语修辞行为的新审视》将修辞的本质定义为“是言语交际活动中的话语控效行为，即发话人有效调控言语交际的进程和交际的各种参与因素，运用最具针对性的话语策略，最大限度地促使发话人所期望的话语效果的成功实现”（李军，1998a：64），认为“修辞学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修辞控效的要求、模式和规律”（李军，1999a：44）。修辞学既探讨各领域的话语取效规律，这形成领域修辞学，又统一解释所有话语活动共同的话语取效机制和规律，形成理论修辞学。

修辞学的话语取效性质决定它从社会科学的体系来看“属于社会科学中的行为控效科学，它从行为科学、管理科学、运筹学、社会学、系统控制理论等中吸取营养，根据言语交际的特点和要求，建立语言运用领域中的控效科学，即修辞学”（李军，1999a：44）。修辞学在语言科学中的地位则是“修辞学是语言运用领域中一门具有鲜明目的趋向性的控效科学”（李军，1999a：44），要利用语言体系的特点和规律，又要充分遵守和利用言语使用的规律，去组织最具针对性的话语策略，促进发话人交际目的的最成功实现。

李军（2002）总结修辞控效策略包括意图内容的有效发出和成功实现这一意图的驱使力的利用与调节两大方面：

李军（1998a）提出意图内容的发出是调动意图内容的驱使力，它将形式与内容统一作为促进交际效果取得的话语策略手段；驱使力的利用和调节是调动语境驱使力，利用初始语境的驱使力和调节语境关系轴上的力量来激发受话人的反应实现发话人的交际意图。

调控修辞理论将修辞调控贯穿在言语交际活动的每一环节与进程之中，认为修辞性构成了所有话语活动的本质要求与内在属性。修辞探讨的范围是人类一切有目的的言语交际行为，修辞学的任务是寻找有效实现交际目的的话语策略手段，总结其类聚体系、构成模式和运用规律，并从社会文化、认知等多维视角来阐释这种修辞活动的过程，揭示修辞规律形成的内部机制。

调控修辞理论提出修辞手段应是话语策略，是语言手段与语境手段的统一，将交际的全过程和全要素纳入修辞机制的形成思考中，能够更宏观、更系统、更动态地探索修辞的机制和模式，也更能指导实际的话语修辞活动，为各领域的语言运用和领域修辞的解释提供了参考工具。调控修辞理论改变了修辞研究的单纯述己视角，建立了较全面的修辞解释性理论。

2.2.3 广义修辞观

谭学纯（2001、2016）提出的广义修辞学要求兼顾“表达←→接受”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话语建构方式、文本建构方式、修辞参与人的精神建构三个层面。广义修辞学就是两个主体的双向交流行为在三个层面的展开。三个层面包括：（1）修辞技巧，属于话语层面，修辞被作为话语的建构方式，也即是修辞化了的“说法”或“写法”；（2）修辞诗学，属于文本层面，修辞被作为文本的建构方式，是被修辞化的“说法”或“写法”影响、甚至支配的文本层面的章法；（3）修辞哲学是指修辞参与人的精神建构，也即被修辞化的“说法”或“写法”影响、甚至支配的话语主体的活法（谭学纯，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