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非典型宾语的认知语言学阐释：回眸与前瞻

［关键词］ 现代汉语非典型宾语结构；认知语言学；现状；展望

［摘  要］ 文章主要对现代汉语非典型宾语的认知语言学研究予以回顾和展望。经梳理，代表性观点主要有转喻观、概念整合观以及构式观。相关研究颇有洞见，但尚存缺憾。后续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第一，立足汉语的语言事实，对非典型宾语进行重新界定和分类；第二，颗粒度观察非典型宾语的本体特征，聚焦其在细部表现方面的差异；第三，依据语言事实，选用适恰的理论模型，避免“削足适履”；最后，针对鲜有涉足但价值不浅的问题（例如语言内的能产性问题、跨语言的动因问题等），展开细致探讨，尝试填补盲区，从而全面深化对非典型宾语结构的理解和认知。

［中图分类号］H146； 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174（2023）03-0034-10

1. 引 言

“形义错配”类结构在句法-语义界面发生龃龉，历来是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其中，非典型宾语结构无疑是“形义错配”的典型代表。具体而言，不同于常规的宾语类型，非典型宾语常由工具、方式、处所、原因等外围格担任，与搭配动词一般无受事关系。例如：

（1） a. 写毛笔、织正针、抽鞭子

b. 存活期、唱美声、读函授

c. 吃食堂、睡窑洞、教大学

d. 逃饥荒、躲暴雨、愁经费

一般而言，观察动词配项能否充当“把”字句和“被”字句中的宾语，可作为检测其受事性质的有效手段（任鹰，2000：120）。从（1）中的例子来看，名词性成分显然和相应的动词无受事关系。①试比较：

（2）a. 王老师教大学—*王老师把大学教了—*大学被王老师教了

b. 王老师教学生—王老师把学生教（会）了—学生被王老师教（会）了

例（2）表明，尽管“大学”处于直接宾语的位置，但却并不能像“学生”那样获得句法允准，呈现在“把”字句或“被”字句中。

就所及文献，刘复（1931）的《释“吃”》当是现代语言学对非典型宾语的最早论文（晁继周，1998）。针对这种特殊的语言现象，相关研讨至今未有停歇。学者们将其称作“代体宾语”（如邢福义，1991）、“伪受事”（如陶红印，2000）、“非受事宾语”（如任鹰，2000）、“非选择宾语”（如Lin，2001）以及“非典型宾语”（如Zhang，2018；田良斌等，2021），基于研究偏向以及描述的便宜性，①本研究采用“非典型宾语”展开讨论，并主要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予以回顾和展望。

2. 既有研究回顾

从非典型宾语的研究历程来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在早期研究（关涉阶段）中，学者们（Chao，1968；王宗炎，1956；朱德熙，1982；李临定，1983等）对非典型宾语的关注，主要是复杂述宾语义关系讨论时的关联性提及。他们指出汉语的动宾语义关系较为繁杂，除了受事宾语外，还涉及施事、结果、工具、处所以及原因等语义类型。然而，尽管只是关涉性分类或例证性提及，学者们已然提出自由宾语和受限制宾语（如李临定，1983）的概念，并梳理出一些非典型宾语的类型。

随着宾语研究的深入，非典型宾语的重要性亦日益凸显。学者们展开了一系列专题性描画和讨论（描画阶段）。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1）非典型宾语的个案描画和区分（孟庆海，1987等）。（2）非典型宾语的形成条件（邢福义，1991；郭继懋，1999等）。（3）非典型宾语的鉴定模式研究（储泽祥，2004；谢晓明、谷亚丽，2009；赵旭，2013等）。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但也凸显出对非典型宾语仍界定不清、判定标准不一的问题。另外，由于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学者们大多仅偏重于对非典型宾语的描写（尤其是分类、界定以及判别标准），而对非典型宾语的成因探讨尚有不足。值得提及的是，有学者（如邢福义，1991等）注意到非典型宾语的形成条件，但囿于时代和理论发展局限，相关论点仍有不及，例如邢福义先生（1991）提出的“三角关系”就存在主观性较强的问题。②

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为非典型宾语的形成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阐释阶段）。下文不揣冒昧，尝试爬梳回顾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2.1 转喻观

王占华（2000）、任鹰（2000）、胡勇（2016）等主要以“吃食堂”为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他们认为“吃食堂”中的宾语名词“食堂”既非处所宾语，亦非方式宾语，而是受事宾语的转喻形式。具体而言，“食堂”转指“食堂的饭”，是“容器”转指“内容物”这一空间转喻机制的具体类推。在“容器—内容物”认知框架中，“食堂”和“食堂里的饭”产生关联，形成语言中的转喻现象，因而“吃食堂”中的“食堂”应该为受事宾语。褚瑞莉和张京鱼（2020）对“吃 + NP”构式进行了研究，并指出该类构式引申义的产生主要以转喻机制为核心机制，例如“吃食堂”中的“食堂”就是“食物”的转喻衍生物，并由“吃”的引申义“依靠某种事物生活”而得以理解。

然而，尽管以上学者对“吃食堂”结构的观点较为一致，但在转喻作用的类推性方面却各有不同。王占华（2000）指出除了“吃食堂”类结构是转喻助成外，工具宾语（如写毛笔）、方式宾语（如唱A调），乃至杂类宾语（如吃瓦片儿）等也都是转喻使然。诚然，任鹰（2000）认为转喻的发生涉及复杂的心理过程，只有符合“容器—内容物”认知框架的非典型宾语才由转喻促成。胡勇（2016）则认为“吃食堂”类结构依靠转喻模式的形成路径，突破了原有语法规则的限制，并发展出新的结构规则，从而为后来相关结构的“诞生”提供了类推模式。具体而言，“吃食堂”通过转喻成为“非典型宾语结构”，而诸如“写毛笔”“洗冷水”等则是类推的结果。褚瑞莉和张京鱼（2020）的研究则强调有些“吃+NP”构式的产生是转喻、隐喻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吃黄牌”就首先涉及“食物是经历的事件”这一概念隐喻，而经历事件后所产生的影响则是转喻的结果。

毋庸讳言，转喻观的分析有一定道理，尤其是对“吃食堂”类结构的分析颇有见地，但尚存缺陷。首先，转喻观在解释力方面存在分歧，仍未形成统一的阐释口径。其次，倘若转喻观的分析合理，亦即，非典型宾语是转喻后的受事宾语，那么为何无法获得句法允准呢（此类结构一般无法变换为“把字句”和“被字句”，这跟常规的受事宾语相比，差别较大）？最后，转喻观认为“吃食堂”不仅是“在食堂吃”，把“饭”带回家吃亦可称为“吃食堂”，而若将“食堂”理解为“吃食堂的饭”，便可轻易获得理解。然而，转喻观显然忽视了常规情况，即通常“吃食堂”都是指明“在食堂吃”。

2.2 概念整合观

谢晓明和王宇波（2007）、朱怀（2011）以及徐蒙蒙（2013）等从概念整合理论的视角对非典型宾语进行了颇为有益的探索。谢晓明和王宇波（2007）在研究中指出非典型宾语结构这种超常的动宾搭配，实际上是动作和事物的概念意义基于整合机制加工形成，例如“吃”“饭”“食堂”等处于同一个语义网络中，且“食堂”和“吃”配位共现的频率较高，这就导致二者的概念语义容易相互激活，并构建起某种常规关系，从而二者所代表的事件（分别为“某人吃饭”“某人在食堂”，处于两个不同的输入空间）在整合机制作用下得以实现整合，并呈现出“吃食堂”的表层形式。简言之，与动词有常规关系的概念在句法上容易与动词组合在一起，通过概念意义的整合，在句法结构上也进行相应的整合。朱怀（2011）、徐蒙蒙（2013）以及朱怀和范桂娟（2015）又分别在概念整合思想下对材料宾语句、处所宾语句等进行了讨论，尽管这些研究在具体论述以及研究对象方面与谢晓明和王宇波（2007）的文章略有差异，但总体遵循了概念整合的操作理念。

整体而言，采用概念整合理论对非典型宾语进行探讨，具有较大契合度。但需要注意的是，概念整合理论本身及其对非典型宾语的研究仍遗留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概念整合过程中，输入空间的哪些结构或成分应该被保留，而哪些又因为压缩而被消除？其中的保留和消除的机制是什么，在概念整合理论中尚不明晰。另外，概念整合原则和机制在多大程度上或哪些方面可以决定句式的产生也需要进一步论证（朱怀，2011）。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够深入考虑，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也会大打折扣。

2.3 构式观①

构式语法聚焦论元的句法实现及其语义关系，因而众多学者（张建理，2008；董粤章，2011；刘琦，2013；李艳芝，2018；李劲荣，2019；田良斌，2020等）尝试借助该理论对非典型宾语做出解释。张建理（2008）从构式语法的角度对单宾语句进行了颇有洞察力的分析，并认为该类构式主要以动词构式为主，如吃食堂、吹电扇、晒太阳等。刘琦（2013）进一步对汉语单宾构式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并主要以单宾动词本原构式和超动词构式为研究对象，讨论了二者之间的区别和互动。李艳芝（2018）指出非典型宾语结构主要经历了构式化与构式变化。具体而言，有些动词的语义随着宾语语义类型的增容而不断扩充，经历了构式变化，如从隋唐时期至今，“吃+NP”在演变过程中仅伴随NP语义的扩展，并无结构形式的变化；还有些动词则由不带宾语演变为可以带宾语，发生了构式化，如上位“睡+NP”构式图式的形成。李劲荣（2019）则主要对“吃食堂”类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食堂”处于宾语位置是由构式决定的，构式的及物性特征要求其宾语成分必须显现。

董粤章（2011）、田良斌（2020）以及张翼（2022）等是从认知语法对非典型宾语展开的构式研究。董粤章（2011）认为“吃食堂”结构的句法实现是由其上层构式的允准以及动词的概念潜能共同决定，主要经历了“食物的去焦化”和“环境的核心化”。田良斌（2020）在认知语法视角下提出了“场景凸显识解”的假设，并以“晒太阳”结构为例，认为该类构式是经过一系列认知操作后，场景成分转变为界标的结果。张翼（2022）也主要以“吃食堂”为例进行了细致探讨，他指出基线/加工模式可为“吃食堂”结构提供较为妥帖的认知阐释，能将文化图式的百科知识纳入语法分析。例如，“在食堂就餐”这一文化图式具有较高可及性，“食堂”可激活对基线的认知加工，从而为“吃食堂”提供必要的概念语义基础。

将构式语法应用于非典型宾语的论元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但需要注意的是，构式义只是认知操作的一个结果义，而意义如何产生，构式语法并未给出具体的操作路径。另外，以上研究在对非典型宾语结构的探讨中，也大都只关注构式类型、构式特征描述，而构式义来源似乎语焉不详。例如，张智义和倪传斌（2012）就指出董粤章（2011）对“吃食堂”所归纳的构式义还需斟酌，其所论及的低及物性还缺乏深入的认知阐释。另外，董粤章（2011）的研究也过于聚焦“吃食堂”结构，从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理论模式的实用性，其他相关结构在其框架下恐难获得解读，例如，“吃食堂”的形成涉及“食物的去焦化和环境的核心化”，那么对于不及物动词所构成的非典型宾语结构（如睡沙发）又当如何处理呢？从田良斌（2020）的分析来看，文中所提到的“场景凸显识解”的假设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然而，对于该类结构中的细部表现差异，田良斌（2020）的观察有待深入，例如有些非典型宾语结构（如“走山路”）既可转换为“动词 + 介词 + 非典型宾语（方位词）”（走在山路上），又可转换为“介词+非典型宾语（方位词）+ 动词”（在山路上走），而有些非典型宾语结构（如吃食堂）却只能转换为“介词+非典型宾语（方位词）+动词”（在食堂吃）。如果这些细部表现方面的差异不能妥善处理，恐怕所得结论就不够有说服力。张翼（2022）的研究同样未能涉及这些细部表现，且该操作模式的类推性问题也值得商榷。①

3. 认知研究带来的启示

承上所示，认知视域下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转喻观、概念整合观以及构式观。这些观点均有一定道理，深化了对非典型宾语结构的认识。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观点或多或少仍有不足，尚不能对非典型宾语结构做出较为全面、合理的解释，但却为后续研究的深入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