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教育与国际中文教育协同发展的内在逻辑、现实问题与实施路径

［关键词］ 华文教育；国际中文教育；协同发展；内在逻辑；实施路径

［摘  要］ 本文聚焦华文教育与国际中文教育协同发展问题，梳理了二者的内涵和关系。二者协同发展的内在逻辑主要表现在学理逻辑的同一性、中国语言文化国际传播进程中的共生性以及当前中国语言文化国际传播创新发展的现实诉求。本文还分析了二者协同发展面临的观念、学科和专业、体制机制及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二者协同发展的实施路径，即强化学科交叉，优化政策机制，加大机构合作，发挥市场拉力，扩大话语传播等。本研究将为新形势下华文教育与国际中文教育协同发展提供学理依据和决策参考。

［中图分类号］H1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174（2023）04-0009-09

［收稿日期］ 2023-05-01

［作者简介］ 王辉，男，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语言政策与语言传播、国际中文教育等。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宋晨曦，女，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育。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非洲百年汉语传播研究”（21&ZD311）；国际中文教育研究中外联合专项课题“基于中文国际传播的语言传播理论：转向与建构”（22YH23ZW）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广泛传播，华文教育与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目前全球有各类华文学校约2万所，华文教师20多万人，在校学生数百万人（贾益民，2020）。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学，81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开设中文课程的各类学校及培训机构8万多所，正在学习中文的人超过3000万（马箭飞，2023）。当前，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剧变，不确定性显著增强，华文教育与国际中文教育事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面临巨大挑战。新形势下重新认识并重塑华文教育与国际中文教育的关系，促进二者协同发展，对增进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有重要意义。

关于华文教育与国际中文教育之间的关系及如何协同发展问题，学界虽已有讨论，但还不够充分。鉴于此，本文将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三个问题：一是华文教育与国际中文教育协同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二是二者协同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什么？三是二者协同发展的实施路径是什么？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究，以期深化对华文教育和国际中文教育学科内涵的认识，促进华文教育与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协同发展。

2. 研究综述

华文教育通常指以母语或第一语言非汉语的海外华人、华侨为主要教学对象开展的中国语言文化教育（贾益民，1998），也包括马来西亚等地对汉语为母语的学生进行的中国语言文化教育。国际中文教育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国际中文教育指国内外面向非华裔的外国人的中文教育；广义的国际中文教育还包括了面向华侨华人的华文教育（王辉、郑崧，2022）。本文中主要使用狭义的“国际中文教育”的定义。

一般认为华文教育是广义的国际中文教育的组成部分。如周小兵等（2015）认为广义的汉语国际教育应该包括母语文教学、对外汉语教学、华文教育、少数民族汉语教育等不同方面。刘芳彬（2015）提出，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国际推广计划中，应加大对华文教育的支持。吴应辉（2016）认为海外华文教育是汉语国际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贾益民明确指出，汉语国际教育知识体系构建必须把海外华文教育纳入其中，汉语国际教育的对象既包括非华裔外籍人士，也包括外籍华人和长期居住外国的华侨及其子女（刘利、赵金铭、李宇明等，2019）。

郭熙、林瑀欢（2021）对国际中文教育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探讨，强调国际中文教育包括横向的国际中文传播和纵向的海外华语传承，二者联系紧密，相辅相成，构成了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一体两翼。王辉认为海外华文教育可放置于国际中文教育框架下，既保持相对独立的定位和特点，又协同发展，共同形成更加开放、包容、规范的国际中文教育新发展格局 （李宇明、 黄德宽、 周建设等， 2022）。郭熙（2022）指出国际中文教育有两个路向：一是海外华侨华人的母语或祖语传承，一是中文作为外语的国际传播。吴应辉（2022）也认为应将海外华文教育纳入国际中文教育范畴。以上代表性观点其实都倾向于将华文教育包含于广义的国际中文教育之中，尽管在表述上有所不同。

反之，也有观点认为华文教育包含国际中文教育。如耿红卫（2009）在界定华文教育的概念时，认为华文教育的教学对象“不仅是侨民，还包括外籍华人、华裔和非华裔的外国人”，华文教育的教学目标“包括华侨教育和华人教育的培养目标，同时也培养外国人，使其成为‘中国通’或‘汉学家’”，这实际上是将国际中文教育涵盖在了华文教育的范畴之中。贾益民（2018）则提出了“大华文教育”这一概念，认为其既包括面向海外华侨华人的中华语言文化教育，也包括面向世界各国的中国语言文化国际传播，这里显然将国际中文教育包含在华文教育中。

此外，也有学者将华文教育、国际中文教育的概念囊括在某个更大的概念之中，如孙汝建（2015）提出“汉语教育学”，认为其涉及的领域包括境内汉语教育和海外汉语教育。陆俭明（2016）为了避免因各种称呼间的小差异带来种种纠葛，将“对外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教育”“华文教学”“中文教学”“中国语教学”等统称为“汉语教学”（黄启庆，2020）。

综上，虽然学界对华文教育与国际中文教育二者概念内涵做了阐释和探究，但显然，对二者的动态关系，即发展中的关系探讨还不够充分，对二者如何互促发展还缺乏深入细致研究。本文旨在分析、厘清二者关系，探讨二者协同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实施路径。

3. 二者协同发展的内在逻辑

面向华裔的华文教育与面向非华裔的中文教育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面向非华裔的中文教育可以依托各国华文教育形成的基础，扩大中文的使用场域、使用人数和影响力。反过来，面向非华裔的中文教育也会促进海外华文教育的创新发展。

华文教育与国际中文教育的协同发展建立在二者的统一性之上，是学理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体现在教学原理上的同一性、中国语言文化国际传播进程中的共生性以及当前中国语言文化国际传播创新发展的现实需求中。

3.1 学理逻辑：教学原理上的同一性

华文教育与国际中文教育虽然在教学对象、教学理念、教学目标、办学主体等方面存在差异，但都是中国语言文化在世界的传承传播。从理论根基上看，华文教育的理论基础是语言理论、文化理论、语言学习理论和相关的教育学理论（于逢春，2014），这与国际中文教育大同小异；从教学内容来看，关键点“教什么”没有本质的不同，华文教育与国际中文教育教学的主要内容都是“汉语教学”，即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孙汝建，2011），或是祖语的教学；从文化的传承传播来看，二者教学的主要内容都是中国语言文化，只是侧重点略有不同，华文教育兼有文化传承的使命，更注重文化认同的培养，而国际中文教育则重在文化理解和阐释；从教学者来看，二者都包括了中国教师和当地华侨华人教师；从教学环境来看，华文教育与国际中文教育都可能发生在中国国内、国外和虚拟空间。因此，二者在学理上有同一性，这为二者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学理逻辑。

3.2 历史逻辑：历史发展中的共生性

华文教育与国际中文教育在历史发展中有交融之机、交汇之处。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对二者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冷战”的国际性大气候，各国的华文教育均遭受了长达数十年的禁锢，如泰国将华文作为原华校的一门外语来开设，印度尼西亚政府禁止华文教育的开展，致使华语成为大多数华裔的第二语言（华文教育变为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这一时期的华文教育与后来的国际中文教育的性质大抵相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世界掀起“汉语热”，华文教育走上了复兴之路，国际中文教育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多国放宽了华文教育政策，如新加坡自1978年起，大力提倡华语普通话运动，号召华人讲华语。中越关系有所改善，越南政府对华文教育的政策日趋放宽，1989年准许中小学校设立中文夜校，1990年国会通过决议准许成立民办华文学校和实行华文教育多样化（耿红卫，2009）。国际中文教育也迎来了快速发展。1978年北京语言大学开始面向留学生设立汉语言本科专业。之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也相继开设汉语言专业，来华攻读汉语言本科专业的留学生数量不断增加，2000年有3856人，到2007年增加到12638人（崔希亮，2010）。学习汉语的非华裔学生越来越多，华文学校的教学对象日益多元，华文教育与国际中文教育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沿线各国的学生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热情日益高涨。国家汉办（现已更名为“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和国务院侨务办（现已整体并入中央统战部）在促进“一带一路”中文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语合中心在师资培训、传播机构、教学资源、标准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016年，国务院侨务办编制《国家侨务工作发展纲要（2016-2020年）》，以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为导向，规划了一系列措施推进华文教育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也为华文教育和国际中文教育的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国际中文教育肩负着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的使命，海外华文教育同样也肩负着促进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画好最大同心圆的使命。

3.3 现实逻辑：新形势下促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现实需求

受办学条件限制，华文教育事业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华文教育与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不均衡，如将华文教育事业融入国际中文教育的框架下发展，二者将会形成强大的合力，促进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壮大中华语言文化传播力量（李宇明、黄德宽等，2022）。

当前，孤立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国际理解和文化交流受阻，中文的国际化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王辉，2020），海外华文教育主要由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文学校承担，绝大部分华校是以周末班、课外班形式授课，海外华文学校因其非正规性、民间性，一般未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难以获得政府足够支持。近年来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全球经济萎靡不振，海外华侨华人经济受挫，大量生源流失，华文学校运营入不敷出。此外，华文学校此前就存在教材质量参差不齐，师资供需不平、良莠不齐等瓶颈困境，华文教育事业仅凭一己之力，势单力薄，难以突破困境。

相较于华文教育，国际中文教育发展较快。来华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加之海外孔子学院迅速发展，为国际中文教育带来极大的生机。在教学方面，特别是以成人为对象的目标语环境下的习得和教学法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学者编写了大量教材，探讨了多种教学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然而，以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等为主要载体的国际中文教育容易受到所在国对华关系和教育政策的影响，其发展不太稳定，近几年一批美国孔子学院被迫关闭就是例子。

为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各种不确定性，华文教育与国际中文教育应互帮互助，形成合力，共同应对挑战。开展华文教育的政策环境相对较为宽松，并受到所在国法律保护，因此，在某些国家，国际中文教育可以借助华文学校合法开展。华文教育可在师资培训、教材编写等方面借鉴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经验，取长补短，选拔专业化的教学团队，编写合适的教材，借助国际中文教育的力量走出瓶颈困境。由此可见，华文教育与国际中文教育协同发展是大势所趋。二者协同起来，资源共享、经验互鉴，将会形成强大的合力，推动中文国际传播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