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中文国际教育的挑战、机缘和对策

[关键词] 后疫情时代;中文国际教育;价值观地缘政治;全球语言教育;国际理解教育

[摘  要] 知识决定行动，行动生产知识。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最大的问题便是对于“国际理解”的威胁，基于曲解或误解的“价值观地缘政治”叙事可能越来越深刻地制约全球行动。在这一语境下，可以说，全球治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需要跨文化的理解，同样，中文国际教育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需要确立自觉推动国际理解的意识。后疫情时代中文国际教育走出困境的最重要的对策便是进一步强化“国际理解”的意识，战略上坚守我国政府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理念上坚持“以全球语言教育促进国际理解”，措施上机制设计、机构设置、资金筹措、教师发展、学科建设、教学内容、教学层次、教学形式、政策供应多元并举。

[中图分类号]H1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174（2022）02-0049-08

中文国际教育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语言公共产品，是中国融入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平台。这既是中国“教育国际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球“国际理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合作”是行动的过程，“理解”则为行动的价值。中文国际教育发展迄今，成就显著。不过毋庸讳言，随着整个国际语境的变化，也开始出现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需要积极应对。

1. 后疫情语境下中文国际教育的挑战

语境制约行为，目的决定过程（胡范铸等，2018）。不同的语境对于中文国际教育必然提出不同的挑战，那么，后疫情时代语境的最大特征是什么，由此将给中文国际教育的最大挑战又是什么？

考察中文国际教育的挑战，有必要首先回顾本世纪以来的历程。如果说孔子学院是我国致力于“中文国际教育”最典型的平台，美国则可以说是全球中文国际教育的风向标。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二者的发展曾经存在相当程度的关联。

1.1 孔子学院的蓬勃发展

我国的中文国际教育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中文教育曾经彼此呼应，尽管各自的动因并不一致。

以孔子学院建设为例，2004年创办第一家孔子学院开始，有关方面曾计划到2020年在全球开办1000所孔院。截至2019年年末，“我国已在162个国家（地区）建立了550所孔子学院和1172个中小学孔子课堂，全球学习中文的人数快速攀升至1亿”（柴如瑾、龙军、禹爱华，2019），而“截至2020年底，全球共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育，70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外国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超过2000万。同时，中文国际地位不断攀升，2021年起中文正式成为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官方语言。”（中国教育在线，2021）其中，在美国，仅仅十年，开设的孔子学院就达上百家，占全球孔子学院总数的五分之一。

几乎与孔子学院创办一前一后，2003年，美众议员向国会提交了《国家安全语言法案》，提出应将阿拉伯语、汉语、朝鲜语列为三大“战略语言”。同年，美国大学理事会批准“AP汉语项目”，汉语教学进入美国中学主流学校教育，成为可以与法语、西班牙语等并列的供高中生选修的大学预修课程。

2006年，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启动“国家安全语言计划”。这项外语政策计划致力于加强美国教育体系中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阶段的外语教学和人才培养，以大幅增加“关键语言”包括阿拉伯语、中文、俄语、印地语和波斯语等的学习人数。其中包括由美国教育部负责实施主要资助中小学教育机构的“K-12”计划和资助从幼儿园到大学的“K-16”计划，由美国国务院负责实施的帮助美国研究生和大中学生及教师到关键语言区域的国家学习的计划;由美国国防部负责的旨在培养高端人才的“国家旗舰语言项目”、由美国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负责的旨在培养冷僻语言人才的“星对话”的暑期培训。

不过，这一发展趋势持续了十年便出现了某些异样。2012年5月美政府审查孔院学术资质，要求部分教师离境，此举引发舆论热议。如果说这一事件表面看还是一种“技术性故障”，则到了2014年，便产生了实质性的问题。

1.2 孔子学院的意外挫折

2014年可说是西方社会对孔子学院看法的分水岭。随着中国影响力的迅速提升和对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触动，以孔子学院建设为标记的中文国际教育也日渐受到了污名化。

一方面，美国政界开始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意识形态渗透”焦虑和“国家和社会安全”焦虑。美国媒体指控孔院利用留学生作间谍，收集美国敏感资料，“威胁国家安全”，尽管连美参议院调查也表示没有发现任何证据，但某些舆论却依然将孔院与某些“华人技术间谍案”捆绑式报道。《华尔街日报》发表《中国宣传的教训》，借助当年的所谓“布拉加事件”，大肆渲染孔子学院的领导是“中国思想审查制度的执行者”。

与此同时，美国的业界又出现了“职场竞争的焦虑”。中国的发展为全球汉语教育市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可能，但孔院的介入却与各国尤其是美国本土汉语教师产生了一定的竞争关系，引发部分教师工会的不适。加拿大大学教师协会、美国全美学者协会等便先后敦促政府限制与孔院的合作。而各地教师工会的职场焦虑更多地又是以“反意识形态渗透”“反聘用条件不公”等面貌出现。

在这一背景下，2016年，9月和10月，美国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先后宣布终止与孔院合作。

不过，从2014到2018年，尽管孔子学院遭遇愈来愈多的指责，但在美国政府层面，对孔子学院的挤压尚未全面展开，孔子学院在困难中依然继续发展。

但到了2018年，美国政府直接介入了对于孔子学院的打压。2018年8月美总统特朗普签署《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第一次明确限制接受美“中文旗舰项目”（其资助数额高达百万美元/年/校）的大学同时举办孔院，美国十多家知名大学直接受到打击。尽管法案包含了各大学可以申请豁免的条款，但美国防部后来明确表示不给任何大学豁免机会。于此前后，西佛罗里达、北佛罗里达、伊利诺香槟、爱荷华、德州农机、马州塔夫茨、密西根、马州波士顿等相继宣布关闭孔子学院，印第安纳、罗德岛、明尼苏达、旧金山州立、俄勒冈和西肯塔基大学等更纷纷表示受到该法案的压制而不得不关闭孔院。从2014年到2019年3月为止，美国先后有17所孔子学院关闭，或是准备关闭。

到了2019年2月，美国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的调查和美国政府问责局报告几乎同时发布。美国政府问责局（GAO）发布的《孔子学院报告》对在美孔院进行全面评估，并称：一些学校官员和研究人员对中国对孔院的影响表示非常关切，孔院如同试图影响年轻人学术思想的病毒软件。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中国对美国教育系统的影响（Chinas Impact on the US Education System）”报告，该委员会2018年对孔院展开了长达8个月的调查，并于2019年2月27日公布报告称：中国在美国学校设立的孔院，成为北京严格控制的宣传机构，在基本不受美国政府监督的情况下，扩张中国的影响力，“扼杀了美国大学的言论自由”。为此，该委员会正寻求立法加以限制，甚至考虑让孔子学院根据《外国代理登记法》注册为中国政府代表。并强调如果孔子学院不进行改革，他们将建议美国政府关闭所有孔子学院。2月28日，该委员会在参议院举行听证会，美国政府承诺，将更严格监督孔子学院。

随后，2019年5月中美贸易磋商未果，冲突升级。美国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华纳（Mark Warner）于5月9日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题为《全球中国：评估中国在世界上日益增长的作用》的演讲，开始更密切地把孔子学院和中美贸易冲突捆绑在一起，提出了他对中国海外活动的看法和新的外交政策倡议，表示将推动国会出台更严厉地应对孔子学院和华为的政策。

特朗普政府更在2020年10月9日“敦促美国中小学和大学重新考虑是否与孔子学院合作教授中文课程，因为其中有来自北京的‘恶意影响’”。 10月15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广播节目《早安奥兰多》访问表示，孔子学院的代表“表面上来这里是为了文化交流和教授汉语’，但事实上是为了要替中共施加影响力”（邹宗翰、张慈，2020）。

受这一连串事件影响，截至2021年3月，美国高校有70多所孔子学院先后关闭或者准备关闭，其中包括拥有美国第一家孔子学院的马里兰大学。与之不无关联的是，2020年，瑞典关闭境内所有孔院，从而成为西方世界第一个关闭所有孔子学院的国家。

1.3 后疫情时代的新挑战

新冠疫情爆发后，全球治理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临新的巨大的不确定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出现了深刻的“全球治理模式竞争焦虑”，为此纷纷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其中尽管很少直接针对孔子学院和中文国际教育，但却对中文国际教育包括孔子学院发展提出了新的严峻挑战。

对此，有人从“国际政治剧变导致的发展方向、资源配置问题;全球经济重挫引起的资金短缺、市场萎缩问题;社会文化差异凸显引发的国际理解、舆论博弈问题;技术变革加速带来的数字鸿沟、人机关系的问题”（王辉，2021）作了分析，固然不无道理，但似乎未能抓住挑战的焦点。

我们以为，在后疫情时代，对于中文国际教育最严峻的挑战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资源配置、资金短缺、舆论博弈、人机关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并非这几年刚刚发生的，后疫情时代中文国际教育的最大挑战是美国政府发起的“价值观地缘政治”叙事问题，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关注和有效的因应。

传统的地缘政治叙事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叙事，有“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叙事，也有所谓“东方/西方”的叙事。但在全球治理模式的竞争中，美国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这些叙事尤其是“东方/西方”地缘政治叙事模式的无力。正如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Judith Shapiro所说“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国梦’正在使美国梦变得支离破碎。许多发展中国家将与中国的伙伴关系视为他们未来成功的途径，尤其是在美国转向内向并且显然不那么慷慨和可靠的时代。”（Judith Shapiro，2021）于是，美国拜登政府便策划了新的“价值观地缘政治”叙事。

2021年初，美国拜登政府上台，3月，我们团队基于美国顶级智库政治文本的话语分析，研判拜登政府将改变“贸易战”的策略，采用“价值观外交”扼制中国，并将在2021年年底召开“民主国家峰会”（参见张虹倩，2021）。8月11日，拜登果然宣布将召开“全球民主国家峰会”。“峰会”共邀请了110个国家和地区与会，最后在12月9-10日峰会召开时，实际应邀的为89个国家和地区。

当代社会，不但日益成为“注意力经济”的时代，也日益成为一个“注意力政治”的时代。美国试图借助该“峰会”设置全球治理的一个新的议程，并借助这一“议程设置”成为团结西方世界、吸引非西方世界的一个旗帜。由此可能产生了一系列政治效应：一是“标签化效应”—— 一旦所谓“民主国家峰会”常态化，则无疑划出了“民主国家/非民主国家”的对立，一些国家的形象被固化为“民主国家”代表，则一定有另外国家的形象被固化为“非民主国家”的典型，这将极大影响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而标签一旦形成，将会进一步反过来影响全球的社会认知和相应的政治行动。二是“滚雪球效应”——当所谓“民主国家”开始滚“政治雪球”，这一雪球滚得越大，滚的次数越多，内部也将越紧密。

“注意力政治”也是一种“情感政治”，今天的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受到情感的影响，“注意力政治”和“情感政治”不仅意味着议程设置，更意味着一个议程对其他议程的压制，意味着在一个议程中一种认识对其他认识的压制，由此，不但可能生产出始料未及的政策和政治格局，也可能生产出新的议程。“峰会”营造出的国际舆论场，催生了一种新的情感结构，可能形成各国未来政策制定的新的社会心理基础。

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语言情感”“语言态度”乃至“语言市场”与国家形象、文化形象高度关联。基于所谓“民主/非民主国家”概念框架的“价值观地缘政治”叙事一旦被真正确立，将深刻影响未来全球治理，也将深刻影响中文国际教育的发展。

这是一场极为严峻的挑战。在这一新语境的影响下，2021年4月，挪威成为第二个关闭孔院的北欧国家;2021年10月，连德国联邦教育研究部长安雅·卡利切克都致信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议（HRK）和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KMK），要求关闭德国所有孔院;美国本土的孔子学院更是受到越来越严苛的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