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课堂语境下师生交往的失真与重构

作者: 胡鑫月 徐湘荷

摘 要:  智慧课堂的出现为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有效弥补了传统课堂中师生交往的缺陷,但技术的工具理性也在侵蚀着原有教育系统,使师生交往逐渐远离其本真样态。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有关技术异化及主体间交往行为的探讨为审视技术异化师生交往的现状提供了理论视角。从交往行为理论出发探究智慧课堂语境下师生交往的本质特征,以此为立足点指出师生交往存在主体间性缺失、生活世界背离、合理交往条件不够、交往目标分歧等问题,提出从师生主体间交往关系的构建、师生生活世界的回归、师生交往规范的制定、师生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四方面采取措施,以摆脱技术异化师生交往的困境,走向本真的师生主体间交往。

关键词: 智慧课堂;师生交往;交往异化;交往理性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634(2025)01-0045-09

0 引言

技术的迭代更新不断推动社会的变革发展。近年来,随着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出现,社会在技术的助推下开始从信息化向智能化发展。教育作为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股科技革新的浪潮中自然也难以“独善其身”,智慧课堂便是其顺应社会智能化发展趋势的具体产物。各种新兴技术的介入正塑造着一种全新的教育环境,深刻地影响着教学活动的开展,这也使师生之间的交往对话具备了不同以往的特征。智慧课堂为师生交往的有效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但同时也引发了交往偏离育人本质的异化问题。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探讨了主体间应如何展开理性交往的问题并表明了对技术融入的理性态度,在肯定技术工具性价值的同时也批判其造成的社会制度腐蚀以及人与人交往功利化的弊端,提出建构“交往理性”以消解技术异化对主体间交往的理性控制,重构合理化的社会生活。当前,智慧课堂中师生交往的异化问题也正是技术腐蚀教育系统的表现,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于智慧课堂师生交往合理有效地开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本研究从交往行为理论出发,探究智慧课堂师生交往的本质特征,在此基础上透视师生交往的异化表现,并提出交往回归本真的重构策略,以促进技术为教育教学增效赋能价值的实现。

1 探究本质:智慧课堂语境下师生交往的内在特征

与传统课堂相比,智慧课堂的出现为师生之间的交往活动打造了新的空间环境,同时也赋予其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在这种以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依托组织开展的教学——“智慧课堂”语境下,若要深入分析师生交往中存在的问题,就需要对技术介入下智慧课堂师生交往的内在特征有清晰的认知。本研究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出发,探讨智慧课堂语境下师生交往的本质所在。

1.1 主体间性:师生交往的本然关系

哈贝马斯指出,所谓的“交往行为”即“涉及到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互动,使用一定的手段,建立起理解的人际关系的行为”[1]。在交往过程中,各个主体不再是一种孤立的、单原子式的存在,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支配与被支配、占有与被占有的消极对立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关联、平等对话的积极融洽关系。在教育领域中,师生交往是一种特殊的人际交往。师生双方先是作为主体的人,之后才 “在独立人格的基础上增添了教师或学生身份的角色特性”[2],二者在教学交往中处于平等的主体地位。在传统课堂环境中,师生交往的身份地位多是依据知识的话语权确定,作为先知者的教师对知识的垄断使其最大限度地掌控课堂交往的话语权,进而处在教学主体的上位向学生传递信息。而作为后知者的学生则以相对被动的姿态接受教师单向施加的影响,处在教学客体的下位,师生之间这种单向控制的交往模式具有明显的主客二分结构,难以实现平等的主体间交往。然而,在智慧课堂环境下,学生借助互联网技术不仅能够获取丰富的信息资源,满足自身学习的多样化需求,而且其作为“数字土著”可能会接触到比教师更多更广的信息,从而在课堂师生交往对话中出现“文化反哺”的现象。智慧课堂带来了信息资源的人人共享逐渐瓦解了传统师生交往中知识垄断筑建的信息壁垒,此时的教师不再以高高在上的“知识权威者”形象自居,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也在不断觉醒,能够积极能动地参与课堂教学交往,自觉行使自身的主体权利。智慧课堂中教师与学生以平等的对话者的身份展开交流,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打破了以往主客二分的师生交往模式,逐渐走向双向对话的主体间交往。

1.2 生活世界:师生交往开展的背景世界

哈贝马斯指出,主体间交往活动的开展必须立足于其所处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一方面指的是交往主体可直接感知的现实生活世界,它能够提供交往所需的共通性素材,为主体间的相互理解、达成共识搭建桥梁,发挥着“信念储存库”的功能。同时,它也指促进交往主体精神素养发展的人文世界,强调双方在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的隐形交流。换言之,主体间交往的内容要联系实际且丰富多样,以促使交往过程中“完整的人”的生成。放置教育领域,以生活世界为背景展开的师生交往要求教师能够将“知识教学与生活整合,同时要时刻指向学生作为现实主体的发展”[3],在教学交往中注重与学生的情感交流、精神对话、心灵沟通,以促进学生个体的全面发展。在传统课堂环境中,师生交往多是围绕现有教材进行认知层面的抽象交流,加上学校教育制度的规约以及教学交往时空的限制,教师在教学交往中更多关注学生显性知识的增长,而对其内在的精神发展与人格完善等方面则无暇顾及,师生交往的过程容易被简化为纯粹的知识技能“授受”活动,难以实现其育人的整全性。相较之下,在智慧课堂情境中,师生之间的交往可以借助多种技术设备的支持,围绕教材文本从当下所共处的现实生活中选取素材,并将其以音视频、图片、文字等多样化的形式进行呈现,这在帮助学生深刻理解知识的同时也引发了师生的心理共鸣。此外,智慧课堂的技术介入打破了以往师生交往的时空限制,师生可以随时随地地沟通交流,这能够帮助教师平衡好教学交往过程中知识传授与情感关怀之间的关系,进而与学生展开认知、情感、精神、心灵等全方位对话,实现师生双方生命价值的提升与精神世界的充实。

1.3 自由平等的交往情境:师生有效交往的前提条件

哈贝马斯指出主体间以语言媒介进行有效交往必须满足四个方面的要求:真实性、真诚性、正确性以及可理解性,即交往主体要用他人可以理解的语言去表达自身真实的思想观点,针对双方存在的差异或观点上的分歧以平等对话、沟通协商的方式达到彼此行为上的协调与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满足这种交往行为有效性要求的前提是使交往主体处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理想话语情境中,双方平等对话,不存在任何的压制与强迫,“只有自由的交往条件”[4],才能够保证彼此交往行为的合理性。在传统课堂情境中,教学空间设计的单一性与时间安排的有限性使教师难以照顾到学生个体的差异化需求,加上师生知识话语权的悬殊,使双方交往多以“上传下受”的形式展开,这种“由上而下的知识传播方式使得教师和学生自然形成了等级关系,并且过度的‘师道尊严’使师生关系形成了一种失衡状态,学生对教师怀有服从和畏惧”[5]。师生面对面的直接交往过程中,原本有助于彼此感知、相互理解的空间距离可能会反过来拉大双方的心理距离,致使学生在与教师交流时不敢、不愿去表达,造成二者交流的障碍。然而,在智慧课堂环境中,技术的介入催生出“人—机—人”的师生间接交往形式,这不仅能够扩大教师交往的对象范围,让每个学生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到与教师的交流中,而且也能够缓和传统课堂中由教师权威带来的严肃、僵化的交往氛围,减少学生的心理压力,使其在与教师沟通时能够并敢于自由自主地抒发己见或提出质疑,师生彼此能够畅所欲言,进而在双方自由平等的对话中达成共识,推动师生主体间的交往合理有效地开展。

1.4 相互理解与达成共识:师生交往的共同目标

交往行为理论强调主体间的“共识”不是先验存在或将一方主体的权威性观点强加于他人之上形成的,而是主张所有交往参与者拥有同等表达或质疑的权利,在交往中均能够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同时也尊重并倾听他人的思想见解,在双向交流、相互影响中向彼此敞开自身,求同存异,实现双方的相互理解并达成共识。在传统课堂环境下,由于受到教育制度的内在牵制与教学组织形式的外在影响,教师在组织教学过程中多采用直接讲授的方式,以“一刀切”的实时发问与全体学生进行问答对话,学生在这种“一问一答”的互动中只能不断接受教师单向度输出的信息,缺乏向教师表达自身的机会与空间,其学习自主权难以发挥。这种师生交往难以关照学生个体参与教学时的独特感受与差异性,容易使其对教师产生心理上的排斥与抵制,进而在教学对话过程中逐渐封闭自我。此时师生看似热闹顺畅地对话交往,实质是变相让学生接受教师意志的过程。在智慧课堂中,教师可以借助大数据挖掘与分析技术更加敏锐地发现学生个体间的差异,在动态反思自身教学的基础上实施个性化教学,及时满足不同学生发展的真实诉求。学生当感受到教师对自己的尊重与理解后,也会更愿意向教师敞开心扉,主动参与到教学交往中。智慧课堂中的师生交往不再是教师以单向灌输的形式迫使学生接受其思想观点的过程,而是双方相互敞开,彼此换位思考,在信息的双向传递与交换中实现师生主体间的相互理解与认识上的一致。

2 技术殖民:智慧课堂语境下师生交往的失真现状

智慧课堂为师生交往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支持,例如虚拟现实(VR)技术可以打造虚拟化的教学空间,丰富原有教学情境;智能终端设备可以打破师生交往的时空限制,变革传统教学模式;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促进资源共享化,打破信息壁垒,不断消解教师的“话语霸权”等。但是,智慧课堂中各种技术在不断满足师生交往现实需求时,其自身的工具理性也在日益膨胀,师生交往在技术理性的侵蚀下渐渐异化,远离其本真样态。

2.1 主体间性的缺失:传统教师“中心”的逐渐消解与学生主体“中心”的日渐生成

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的师生交往是作为主体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师生双方之间不再是一种主客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以平等的姿态自由对话、在交往中双向建构的主体间关系。在传统教学交往中,教师凭借知识话语权的优势占据交往的中心,以单向控制的形式向学生施加影响,缺乏对学生主体权利应有的关注与尊重,师生平等交互的主体间关系缺少存在的根基。然而,智慧课堂中的师生可以借助各自所持的移动终端展开互动,此时师生就像处在同一课堂教学空间中的不同节点,通过双方多样化的交互行为使节点间产生联结,进而将整个课堂编织为一张无形的“网”。“网”中的每一个节点处于平等的位置,每个人都能够借助技术同步甚至等量地获取信息,且拥有均等的机会去发表自身观点,师生交往呈现出“去中心化”的特征。

然而,技术介入下的师生交往看似实现了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充分尊重,但其中依旧潜藏着“个人本位论”的哲学观,容易使交往落入新的“自我中心”陷阱。一方面,大数据、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带来师生资源获取的平等性,瓦解了传统教学中的信息壁垒,日益削弱教师的知识权威。加之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对部分教学工作的有效替代,也倒逼着教师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角色价值,促使其在摒弃传统集权式师生交往模式的同时尝试下放自身教学权利,以寻找其在教学交往中新的角色定位。另一方面,智慧课堂环境中“搜索引擎的使用使信息获取极为便利,使学生拥有更多的与教师博弈的资本”[6]64,逐渐消解了学生对教师的知识崇拜与依赖。学生在技术的支持下能够实现学习与兴趣两方面需求的自我满足,其自身的主体意识正渐渐苏醒。同时,智慧课堂为参与教学交往的每个人提供了同等的发言机会,在这种自由开放、资源丰富的交往环境中,师生双方观念行为相左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容易出现“目中无人”的现象——每个人都试图让他人肯定自己的观点,进而占据交往的中心位置。此时,师生交往时的“话语只剩下声响和极吵闹的刺激,话语再也不可能以某种‘意义’为标准”[7],师生交往再次回到彼此孤立、相互矛盾的状态,陷入极端“自我主义”的泥潭。

2.2 生活世界的背离:学生主体经验世界的颠覆与交往过程中人文关怀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