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教学改革的政策特征及逻辑

摘 要 大学教学改革是高等教育质量生命线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以来，大学教学改革经历了初始发展（1985～1999年）、深化发展（2000～2012年）和内涵发展（2013年至今）三个重要阶段。教育政策在大学教学改革不同阶段的落实和推进中均发挥着关键作用。借助Nvivo软件，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教学改革政策文本的分析发现，初始阶段的政策较为注重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深化发展期质量成为政策关注的焦点和主要诉求；内涵发展阶段“以学生为中心”的政策导向越发明显。教学改革政策体现了从关注内容规范到关注创新人才培养、从注重社会需求到关注学生需求的逻辑转变。

关键词 改革开放；教学改革；政策文本；Nvivo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5－4634（2022）03－0062－07

大学教学改革一直是高等教育领域改革的重要内容，涵盖教学理念、内容、方法、制度等。对于大学教学改革的探讨主要分为宏观思维和微观思维两种方式。宏观思维是从学校、社会或国家角度考虑大学教学改革，往往是一些比较宏观的、影响整体或全局的理论、政策或制度问题，如国家颁布的具有普遍影响力和规范性的教育政策等。微观思维是从师生角度考虑教学改革，主要考虑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以及师生教学过程各环节各要素的具体改变或修正问题[1]，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大学各学科、各专业的人才培养，教与学模式的变革成为讨论的焦点。实践表明，宏观思维对微观思维往往具有引导作用，且对教学改革的影响更大。本研究采用宏观思维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教学改革政策文本进行梳理，以期为新时代大学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提供些许启示。

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教学改革政策的总体特征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改革开放后对教学改革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份政策文本。选取1985～2019年涉及我国高校教学改革的相关措施、办法等41份政策文本作为分析对象，对带有“教育教学改革”“教学改革”“人才培养”“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内容”等的关键词进行统计，保证政策的基本完整性和覆盖面。各年度文本发布数量反映了政策制定者对该问题的关注程度，见表1。

从历年政策发布的时间和数量可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教学改革一直在路上，从未停止过。2010年之后政策发布的密度和数量均明显增加，进入深度改革阶段。通过对政策文本进行词频统计发现，“人才”“教师”“社会”在文本中突显度强，表明教学始终紧密围绕“人才”进行改革，出现频率越高说明该问题在政策中所占据的位置越重要。“教师”是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影响因素。“社会”作为高频词，则说明大学教学改革一直围绕“为社会培养所需要的人才”这一使命。“创新”“学生”“质量”“课程”具有相对较高的词频共现度，某种程度上是对“人才”内涵的进一步解析，创新是人才培养的根本要求，质量是评价标准，课程则是人才培养的载体，见图1。利用Nvivo软件对政策文本进行开放式、主轴式和选择式编码，生成“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内容”“教学管理制度”“教学理念”“教学评价与督导”5个一级范畴、28个二级概念、80个三级节点的政策内容编码层次结构。各部分所占区域面积代表在文本中出现的频次，见图2。

由图2可知，1985～2019年整体上我国大学教学改革政策较为关注“教学方法与手段”，这部分内容所占文本篇幅量较大。一方面，教学方法改革作为一种外显的变革手段，最易于显现效果，又是影响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因而一直备受政府和高校重视[2]。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在线教育的大力推广，要求教学内容与技术的深度融合，也使得教学方法改革成为关注的焦点。另外，改革开放以来高校开展通识教育，大类招生、创新人才培养等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均需对相应的课程内容进行调整，因而教学内容改革所占篇幅也相对较大。整体而言，政策文本较少关注教学评价与督导，包括对“教”和“学”的评价以及对整个教育教学质量及保障制度的评价。

2 改革开放以来大学教学改革政策的阶段特征

大学教学改革受特定历史阶段的教育环境和政策的影响较大。按照高等教育发展的几个重要时间节点，可以把改革开放以来大学教学改革分为初始发展、深化发展和内涵发展三个阶段，教学改革政策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2.1 1985～1999年初始发展：教学内容与方法改革为主导

1985年，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在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同时，也明确把“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提高教学质量”作为高等教育改革十分重要而迫切的任务，要求高校“积极进行教学改革的各种试验，例如改变专业过于狭窄的状况，精简和更新教学内容，增加实践环节，减少必修课，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增加自学时间和课外学习活动，有指导地开展勤工助学活动等。”[3]《决定》对大学教学改革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和要求，成为本阶段教学改革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1986年，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高等教育的宏观指导和管理，扩大高校管理权限，国务院出台了《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第四部分“扩大高等学校管理权限，增强高等学校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能力”，要求高校“根据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及修业年限、培养规格，可以按社会需要调整专业服务方向，制订教学计划（培养方案）、教学大纲，选用教材，进行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4]，再次明确了大学教学改革的社会服务导向。在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始终是政策关注的焦点。

1993年是高等教育领域具有分水岭性质的一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确认了大学教学改革与社会发展需求同向同行的思路，指出“教育在总体上还比较落后，不能适应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程度不同地脱离实际……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认真加以解决。”[5]为了落实高等教育改革的相应任务，进一步强化教育教学改革，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同年出台了多项教育政策与法规，较有代表性的政策文本如《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意见》（1993年）、《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的意见》（1993年）等。其中《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的意见》首次直接以“教学改革”命名，提出“在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改革中，体制改革是关键，教学改革是核心。”[6]进一步释放高校办学自主权，“各高等学校在政府宏观管理和指导下，具有主动根据社会需要，自行确定专业服务方向，制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管理制度和选用教材等方面的教学自主权。”“加大力度深化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的改革。”[6]在强调服务社会需要的同时，对教学内容体系改革的重点和教学手段的现代化提出了明确要求。

1994年，《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教学工作的意见》，回应了把“教学改革是核心”落到实处的要求，要把各项改革所激发的积极性凝聚到教学改革上来，实施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改革计划，同时强调了教学管理制度的改革。1998年，教育部颁布《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仍然强调“积极推进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改革教育思想、观念、内容和方法”，高等教育领域继续推进“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7]。同年，为了进一步明确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的思路，教育部颁布《关于深化教学改革，培养适应21世纪需要的高质量人才的意见》，强调“真正做到把人才培养放在首要地位，把教学工作作为经常性的中心工作，把教学改革作为高等学校各项改革的核心。”而“教学内容、课程体系的改革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主要落脚点，也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同时提出“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加强对学生自学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8]，为今后高等学校教学改革明确了新的方向。

从图3可见，这一时期政策文本更加关注“社会”“国家”“管理”“计划”等较具有统一领导性质的词语，以教育体制改革为抓手，修复和重建教育体系，强调该时期“国家”与“社会”对高校“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的需求。

由图4可知，改革开放伊始，教学改革各部分内容的侧重点有明显差别，教学方法与手段占据半壁江山。围绕专业方向和教学计划改革的文本内容相对较多，尤其是教材建设作为影响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对具体的内容和方法具有指导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当时的教学行为，对教学质量提升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因此在文本中出现频次较多。高校教学改革中专业人才培养符合改革开放对人才各方面的需求，“多”“好”成为这一时期的重点要求，“怎么改”和“改什么”是本阶段教学改革政策的主要内容。教学改革在各项工作中的核心地位，以及教学内容与方法改革作为教学改革的关键内容，不断清晰和强化。

2.2 2000～2012年深化发展期：质量成为政策主要诉求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社会发展对人才提出新的素质要求。同年《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要求“各类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增加到1 600万人左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左右。”[9]从1993年提出“规模要有较大发展”至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首次达到15%，中国只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将“大众化”从模糊的目标表述变成了现实，正式进入教育大众化阶段。由此带来了学生群体的异质化和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保障的问题。一些“没有准备好”的学校难以适应量的变化，在对学生的教育引领上处于被动地位。大体量的学生规模与高校的承受力产生冲击，教学质量问题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为了转变大而空的大学课堂，关切学生学习状态，国家逐渐在大学教学改革政策中明确人才培养的质量要求。2000年之后，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叠加的中心，构成了一种围绕“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改革发展趋势，在相应的政策文件中始终将“教学改革的核心地位”“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作为工作的总目标[10]，并逐渐将“学”作为教学质量的过程性考核指标。

这一时期大学教学改革政策明确了高等教育教学的质量标准，并将质量建设与教师教学行为相关联。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对质量的监控体系建设成为这个阶段很明确的信号。2002年，教育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十五”期间加强“211工程”项目建设的若干意见》，标志着国家进一步强化整个高等教育质量的科学规划。2004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要求“以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为目的，进一步深化高等学校的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完善高等学校教学质量评估与保障机制”[11]，建立人才培养与评价的闭环机制。2005年，《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再次强调“实施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在教学上下功夫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战线，包括深化教学改革，优化人才培养过程；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走多样化人才培养之路等。2007年，教育部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牢固树立人才培养的质量是高等学校生命线的观念”“把教学工作质量作为教师职务聘任的重要标准”“建立健全教学质量监测和保证体系”[12]。同年，教育部与财政部联合颁布《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简称《质量工程》），提出“迫切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一步深化高等学校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的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创新性人才的需要。”[13]将教学改革作为一项有明确质量要求且向着高质量高等教育迈进的重要举措，同时提出了“加强内涵建设”的想法。2010年，国务院审议通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简称《纲要》），围绕“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强调人才培养要紧抓质量关，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之后，2012年专门就高等教育质量提升颁布了《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即“高教三十条”），提出“在前期规模增长的基础上不断加强质量评估体系建设，促进科研与教学互动，及时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重点实验室、研究基地等向学生开放等，增加教学的延伸度和教学弹性。”[14]这一系列的发展举措将“质量”强化为高等教育的生命线，从内容规范到质量提升成为这一阶段大学教学改革政策的主要诉求。

从发展初期数量“多”向深化发展阶段的质量“高”标准转变，是这一时期教学改革的侧重点。如图5所示，“质量”“质量工程”等字眼频繁地在文件名称中出现，而且一些与“质量”相搭配的表现政策推行和实施的动词明显增多，如“建设”“提高”“加强”“实施”“完善”“推进”等。从图6可以看出，对比之前的政策框架，教学内容、教学质量评价与督导版块有所增加，教学政策的整体侧重比相对更加平均，而且教学内容增加了重视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效果的内容。这种变化趋势也体现在政策文本名称及主要内容上。总体上看，教学改革的主线围绕质量提升、教师发展和教学方式变革，虽出现了对人才培养质量的关注，但多是围绕外在影响因素进行改革，对学生的关注仍相对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