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杨振宁式提问”对学生作业发展的启示
作者： 胡扬洋[摘 要]我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存在多方面的挑战，尤其是学生作业问题，已成为棘手难题。作业在微观上是“题”的组合，革新“题”有可能成为促进作业发展的“蝴蝶效应”。在观念上，“题”应该具备基础性的享用价值，题的类型应该是特色多元的，题的功能组合则是一种非线性叠加关系。这是革新“题”的正确发展观。在杨振宁先生教育思想的启示下，通过分析表明，从“小问题”到“大问题/大概念”需要的是“全新的思想”，“涌现性”是“全新思想”出现的机理。基于此可以明确，“杨振宁式提问”是指向并启发科学美学的提问。未来对学生作业的改革应规整“小问题”，慎选“大问题”，直面“真问题”，提出“好问题”。
[关键词] 作业;杨振宁;问题解决;双减;钱学森之问;大概念
[中图分类号] G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634（2022）05-0064-08
1 “杨振宁式提问”的内涵与意义
2021年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100岁华诞，关于杨振宁先生物理学与教育思想的论述与阐发再次受到公众的普遍关注。杨振宁先生不仅是享誉海内外的科学大家，他的教育思想也一直以来滋养着我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对当下的诸多教育问题，杨先生的相关理念也可以带来关键性的启发。
1.1 “杨振宁式提问”的内涵
杨振宁先生曾用独具个人特色的“杨振宁式提问”考查一位曾到他处请求进研究院的15岁少年。杨振宁说：“我跟他谈话以后，对于他前途的发展觉得不是那么最乐观。……他虽然很聪明，比如说我问他几个量子力学的问题，他都会回答，但我问他：这些量子力学问题，哪一个你觉得是妙的？然而他却讲不出来。对他讲起来，整个量子力学就像是茫茫一片。我对于他的看法是：尽管他吸收了很多东西，可是他没有发展成一个taste。……因为学一个东西不只是要学到一些知识，学到一些技术上面的特别的方法，而是更要对它的意义有一些了解，有一些欣赏。假如一个人在学了量子力学以后，他不觉得其中有的东西是重要的，有的东西是美妙的，有的东西是值得跟人辩论得面红耳赤而不放手的，那我觉得他对这个东西并没有学进去。他只是学了很多可以参加考试得很好分数的知识，这不是真正做学问的精神。”[1]
足见，“杨振宁式提问”鉴别的是答题者关于科学的品味（taste）、风格和鉴赏力，是一种指向并启发科学美感和审美能力的提问。长期以来，科学美育一直少有实质进展。以至于教师教给了学生很多知识，学生也认同科学知识体系在形式上具有某些美感，但是少有自身真实而深厚的审美体验，遑论审美能力。培育这种能力，“杨振宁式提问”或许就是一种独特的突破口，也对当前学生作业问题的深化解决提供了深远启发。
1.2 探索“杨振宁式提问”的意义
“杨振宁式提问”不是一个“简单问题”，本身不容易回答，但能从多个角度折射与透视教育教学改革的进路。
1.2.1 期待“题”的变革引发“蝴蝶效应”
学习者在学习中接受着各种“题目”和“题型”。一般而言，学生日常操练的各种“题”即包括各种任务（task）、问题（problem）、提问（question）、议题（issue）等不同的类型。对各种“问题”和“提问”的解决与解释构成了学生学习（尤其是作业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各种形式或类型的“（作业）题”中，还鲜有“杨振宁式提问”这样具有浓厚教育意蕴和功能的“题型”。在学生的“题目供给”中增加更多“杨振宁式提问”这样的题型，对从根本上变革学生作业质量，具有深远意义。
时下，我国基础教育正在落实以“减轻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为内核的“双减”政策，意在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保障课堂教学质量。“双减”政策规格之高、规定之严、影响之广，均前所少有。可以说，我国基础教育正在经历一场重构和变革。“双减”首次在国家政策层面，将一直以来的“学业负担”“课业负担”等单一话语转变为减轻作业和校外培训两个负担，反映了施政思路的深化和具体化。在实践与研究领域，应进一步具体化至“题”的层面。
从实践上说，学生作业的构成就是“题”的组合[2]，作业的本质必定要通过这一构成形式来承载和实现。学生作业的基本盘是中小学各学科题目。而“题海战术”则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学科问题解决研究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领域。现实中，学生“做作业”的实质就是在“做题”，“作业负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题”的负担。一直以来，对“题海战术”的反思与改进也是我国教育理论实践中的一大热点难点。现实中，学生只有“会做题”，才被认为是学会了一门学科;教师对题的搜集、整理、研究与解题教学水平则往往是成败的关键，甚至可以通过研究“题”成为“名师”。
然而对“题”的学术挖掘至今仍极为不足，这与“题”在现实中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一种原因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首先，由于作业是很多学校‘克敌制胜’的‘法宝’，很少有学校愿意将学校自己开发的作业或者学科校本作业进行共享。其次，因为作业代表了一所学校的学业负担，学校对于作业实际情况往往‘讳莫如深’。”[3]对“题”的系统探索应全面涉入这一长期缄默的领域。
事实上，关于“题”的焦虑在近年来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甚至“现象级”热点。一些作业辅导、各类考试中出现的“奇葩”题目均被广泛报道。尤其是2020年以来，“小镇做题家”这一称谓迅速被媒体关注并引起广泛热论，引起了一定青年群体的共鸣。“做题家”，“指的是……在中学阶段依附于‘题海战术’，迫于师长的压力与管教取得优异学习成绩，从而脱离小镇考入一流名校。但在步入大学后，有人感叹错过时代红利，有人学业荒废，哀叹前途迷茫。”[4]“做题家”现象诚然是多重问题的叠加，然而长期以来教师给学生的作业（题）本身有积重难返的缺陷也是不应回避的。
相关讨论提示人们，“题”的研究是当前我国学生作业发展不容轻视的起点。中小学教育是系统的育人活动，需要深度学习，在心理学的意义上需要丰富知识领域的学习，学科教育就是最集中的体现。通过学科题目的深入探究与革新，有可能造成我国整体教育发展的“蝴蝶效应”。
1.2.2 迎接我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挑战
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以来，中央先后印发关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的三个重要文件，具备衔接性与针对性，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进入全面提高育人质量的新阶段。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基础教育政策史无前例的一次重大转向。在全面脱贫攻坚和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的背景下，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必然和必举。在科学教育方面，如何实现新发展阶段要求的高质量、高要求，是一个新的历史任务。
在新的历史关口，拔尖创新人才培育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众所周知的“钱学森之问”就是呼吁拔尖创新人才的一道著名论题，自2005年提出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回应。时年，钱学森在同时任总理温家宝会面时感慨道：“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时至今日，对“钱学森之问”的探索已十余年，我国科技创新人才的培育仍然有诸多困难需要破解。在很大程度上，包括杨振宁先生在内的许多科技专家、教育专家都在关注并促进创新人才培育事业。在世界局势发展演化的当下，可以说，这是一项持续存在的发展挑战。“钱学森之问”也是我国基础教育进入全面提高质量时代需要继续回答与诠释的问题。
2 对当前学生作业问题及其解决方式的现实分析
我国教育学术界已在积极探索相关问题的解决思路。对解决作业问题而言，“作业管理”“双减”政策出台前后，作业有关的专题论著已然呈“井喷”之势。当前，分层作业、非书面化作业等作业设计和管理研究开始大量涌现，极大地丰富了作业变革的视角，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已有的对作业内涵的阐释充实了研究与实践的视角选择，有利于作业问题的合理解决。然而也应看到，对“作业”的理解应从描述性向本质性进展，从而透过现象触及“作业”埋藏于深处的独特性。
近年来，在以“大单元”教学为代表的一些新的课程教学理念中，大概念、大情境、大问题等术语被普遍倡导并开始应用于中小学课程教学与作业实践，试图从深层推动解决作业问题[5]。这事实上正是着眼于“题的组合”。然而问题在于，在诸种新范畴之间如何把握关联和重点？这需要在教育思想层面谨慎斟酌。
2.1 基于“大问题/大概念”整合学生作业的思想分析
“大概念（big ideas）”一般而言是指“有组织、有结构的科学知识和模型”，强调“教育不是给学生讲授一些零碎的、不连贯的知识片段和堆积在一起的科学定律，而是需要围绕涉及重要科学领域的有结构、有联系的科学核心概念和模型——大概念来进行学习”[6]。国际科学教育的这一理念已被国内所普遍关注和应用。我国亦有学者系统论述了要“以大概念、大思路、大情境和大问题统领单元教学设计”。其中，“所谓基于大情境聚焦‘大问题’，是指面对真实的、复杂的大情境，发现并简化、凝练出涉及大概念统领下的大量具体概念和规律，需要使用大思路才能解决的，带有综合性的核心问题。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大问题，大问题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可以分解为若干具体问题，然后通过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实现大问题的解决”。论述中，“具体问题”也被表述为“小问题”[7] 。
概念形成与问题解决之间存在内在的关联，这有认识论的依据。正如查有梁先生所指出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呢？是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形成的。问题提出后，经过努力得到解决，实践证明为正确，于是，新的概念就逐渐形成了。‘问题解决’ ‘概念形成’ ‘方法产生’三者是一致的。这是概念形成的真实过程。”[8]就此而论，解决“大问题”得到“大概念”、解决“小问题”得到“小概念”，也是很自然的。
进一步的问题是：“大概念”如何通过“小概念”（知识片段）整合得到？与此对应地，即如何从解决小问题整合而促成大问题的成功解决？事实表明，这一步往往并不容易。杨振宁先生曾用“拼版隐喻”向中学生形象地说明了这个过程，他说：“解决问题非常近似于科学研究……解决一个拼板问题很像攻一个科学难题。”“要做的是拼出大幅图案……当你拼板的时候，一般来说开始会拼得比较顺利，但过一会就完全难住了。有几片重要的板，你找不着。科学研究的进程也是如此……在科学上，你既要从整体上、战略上考虑问题，也要从局部上、战术上考虑问题。从局部上，你解决小问题，可是要把它们连成整体，这时你就需要一个重要的思想。找到这个思想就像拼板游戏中找到那片连接板一样。所以我说，用于解决像拼板游戏或其他难题的才能或经验，也是一种人们可以培养的才能或经验，这种经验在某些方面和科学研究非常类似。”[9]在杨先生的隐喻中，拼成“大幅图案”就是“大问题”的解决（获得“大概念”），拼成局部拼版图案就是“小问题”的解决（获得“小概念”），而将各个局部拼版图案（小问题）组成整体的大幅图案（大问题）则往往取决于“几片重要的连接板”，其实是“一个重要的思想”。这是从“小问题”到“大问题/大概念”的过渡中需要格外关注的。
“一个重要的思想”并不简单地对应于“小概念”或“大概念”，而是不少科学家谈到的“全新思想”。理查德·费曼被称为“一位极有独创性的科学家”，他的这种研究风格主要是受到狄拉克论量子力学书最后一句话的启迪：看来这里需要全新的物理思想。“这句话成了费曼日后研究的一个信条。每当费曼受到物理问题的困扰时，哪怕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都会踱来踱去地小声说：‘看来这里需要全新的物理思想。’同时努力寻找摆脱困境的办法。”[10]毫无疑问，在给学生呈现“大问题—小问题”的结构时，不能错失这种提出“全新思想”的教育①。
① 杨振宁先生在评论大统一理论以及规范场在其中的地位时说：“大统一理论是要把已经获得成功的弱电统一理论扩充一下，把强作用也包括进去。不过简单的大统一理论与实验不符合。自然界是奥妙的。大统一理论只是简单地把已获得成功的理论扩大下去，没有引进新的、妙的见解，它的不成功是不足为奇的。我觉得把更多的东西统一起来的方向是对的，我相信大多数理论物理学家也同意这个看法。将来怎样统一我不知道，规范场在统一中无疑会起重要作用，不过只有这一点恐怕还不够，恐怕还应当有新的没有想到的见解。”（详见：杨振宁. 杨振宁文集[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519.）也强调了“全新思想”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