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现代阅读实验系列研究述评

[摘 要]“五四”以来，我国心理学研究开始兴起，观察、调查、实验、统计等新教育实验方式日益盛行，艾伟、杜佐周、沈有乾、龚启昌等学者借用新的实验方式致力于汉语文教育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在识字、阅读、写作等领域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就阅读而言，有综合实验，也有专题实验，主要涉及阅读兴趣、阅读速率和阅读能力等阅读实验研究内容。近现代一系列阅读实验对我国语文教育科学化进程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阅读教学改革实验与实践等具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 阅读实验;阅读兴趣;阅读速率;阅读能力;历史价值

[中图分类号] G6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634（2022）05-0072-06

“五四”以来，我国心理学研究开始兴起，借助课堂教学这一平台得以快速发展。艾伟、杜佐周、沈有乾、龚启昌等学者可以说不只是心理学家，更是教育家，在汉语文教育心理学实验研究方面都有着突出的建树。就阅读综合性实验研究而言，如艾伟在阅读兴趣、阅读速率、阅读理解能力等方面，龚启昌在“阅读之机能”“阅读之理解与速率”“阅读之兴趣”“阅读的方法与条件”和“阅读之教学原则”等方面，对20世纪前期国内外近20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做了介绍，并对汉语文阅读心理做了重点实验研究，得出一些重要的研究结论[1]。就阅读专题性实验研究来说，如艾伟等学者都相继开展了一系列的单项实验。实践证明，近现代阅读心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于当时及日后语文教材的编写和阅读活动的开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1 阅读兴趣实验

20世纪3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对儿童心理与儿童阅读兴趣等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儿童心理的发展特点和状态影响着阅读兴趣的养成，同时只要阅读材料内容得当，就能刺激兴趣，诱导兴趣，育成兴趣。

1.1 艾伟的阅读兴趣实验：反复求证，力求科学

艾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注重阅读的实效性，在汉语文阅读心理方面的实验研究成果硕丰。1938年9月，艾伟以某小学五六年级上学期9名学生为实验对象，以16篇文言文为实验材料，组织实施了第一次阅读兴趣实验。他按照学习内容将文言文材料分为四大类，即儿童故事、惊人的描写和叙述、生动的描写与叙述、静的叙述。让每位学生将所学的16篇课文按照自己的兴趣大小进行等第的排列，最后将学生排列出来的文章兴趣的等第加以平均，进而观察位于不同等第文章的所属特性。此次实验的结果为：由于所阅读的文章特质不同，学生的阅读兴趣也会有很大不同，学生最感兴趣的是儿童故事类材料，比较感兴趣的是惊人的描写与叙述类材料，一般感兴趣的是生动的描写与叙述类材料，而兴趣不高的是静的叙述类材料。但是，就这个实验研究而言，实验结果的可信度并不高，结论也比较片面，对当时教材的编写参考价值也不大。究其原因，该实验存在被测试人数过少、文言文材料偏难且数量有限、实验的方法和技术手段也不够科学等诸多制约因素。

在汲取第一次实验教训的基础上，艾伟于1939年6月再度举行较大规模的阅读兴趣实验。该实验以四、五、六年级下学期26名小学生为测试对象，实验材料为当时通行的教材，随机从中抽取数篇文章，体裁既有白话文也有文言文等，主要采用等第的办法，对文章的兴趣的评价结果进行表达。被测试文章按照兴趣等第由高到低排列为：《刮骨医毒》、《好妹妹》（一）（二）（三）、《千里寻父》、《鸽子医生》（一）（二）（三）、《鲁宾孙漂流记》、《世界最大民族》（一）（二）、《喜雨》、《孙中山先生的故居》、《愚公移山》、《黄天荡之役》（一）（二）、《出塞》、《最早的火车》、《书籍的故事》、《夏日的田园》、《水的旅行》（一）（二）、《交通大道》、《劝种牛痘》、《蒙古人骑马》、《报告乡村生活的一封信》、《窑居生活》。实验结果为：学生对于阅读读物兴趣相近，阅读兴趣的浓与淡和读物特质转变有紧密关联性，学生对惊异、生动、动物叙述、谈话式、幽默、情节、男性、女性、儿童等类读物最感兴趣，但是对于成人、静的叙述、知识灌输、道德暗示等类读物阅读兴趣不高。学生对于韵文并没有表现出异常的偏爱，对于文言文与家庭生活经验类的材料兴趣不高，甚至淡然，没有白话文受欢迎。究其原因，与阅读的难度关联度不大，与学生的生活经验接近的阅读兴趣会高一些。在实验研究中，他认为，作家应当熟悉儿童发展的心理，同时要多创造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唯有这样的作品才能引起儿童的阅读兴趣[2]。由此可见，第二次阅读实验相比首次实验而言，在实验对象、材料、方法等方面都有所改进，增加了实验的信度和效度，无形中也提高了实验结果的科学性。

到了20世纪40年代，艾伟开始在初中进行“由背诵结果分析学生之兴趣”“学生对读物兴趣之评判”等多个阅读兴趣实验。其中最为典型的实验就是艾伟通过背诵来观察学生对阅读内容的兴趣。此次实验材料均为初中国文教材的文章，共计43篇，被试学生16人。背诵等第为1～27，实验表明：兴趣最高者为《陋室铭》，最不感兴趣者为《瓯喻》。实验的结论是：（1）初中的学生最感兴趣者为惊人或奇异的叙述，如《口技》等;（2）学生也喜欢描绘生动或者带有情感叙述的文章，比如《捕蛇者说》等;（3）容易引起学生学习兴趣的包括幽默、奇辟、别致的韵文，如《归去来辞》等;（4）另一个为学生所欢迎的阅读内容就是伟人故事或者儿童故事，如《岳飞之少年时代》等;（5）简短的游记与教条有时也能使学生感兴趣，如《座右铭》等;（6）学生们不感兴趣的内容则是包括《习惯说》等这些刻板的理论以及类似《瓯喻》的静态的描述;（7）就文章形式而言，初中学生喜欢文字简洁、叙述曲折、浅近易识类的，如《口技》等;而最不喜欢文字艰深、生涩、难于了解类的文章，如《战国策》各篇等[3]。实验表明：就各种读物而言，儿童的阅读兴趣不随成人的喜好而转移，成人喜欢的读物，未必就受到儿童的欢迎。因此在阅读学习中，儿童阅读不喜欢的内容，教学质量就会降低。这一实验结果备受当时学界的关注，成为语文阅读教材编写的主要参考依据。

1.2 胡士襄、江文宣等学者的阅读兴趣实验：扩大规模，力求实效

在艾伟的指导下，胡士襄、江文宣于1943～1944年间，以初小三年级上学期至高小二年级上学期685名学生为测试对象，进行了一次规模比较大的阅读兴趣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学生对不分阶级性别的儿童故事;儿童现实生活的叙述与描写类的文字材料;惊人的叙述与描写，包括冒险故事;拟人叙述的诸多动物故事;赞颂祖国的爱国故事;能够满足儿童心理需求的幽默故事以及具有儿童感兴趣的人物故事或时事报告等读物材料最为感兴趣。然而，学生对于自然、卫生、公民等常识性知识;枯燥乏味的应用文材料;成人角度写作的作品，不论是幽默、讽刺类的，还是机智、勇敢类的语言风格;含有道德驯化类的材料以及平铺直叙、内容单调等的劣质文章，均表现出反感和厌恶的情绪[2]。此次实验研究方法与前几次基本相同，其价值非常明显，在于以存在的大量样本为基础，证实了其研究结果的有效性。此研究与艾伟的同类研究结果相近，对于当时国语课程与教材改革、教学方式的变革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通过对以上学者关于阅读兴趣实验研究的梳理发现，中国的儿童对于国语、国文的阅读与美国儿童对于英语的阅读一样，尽管材料不同，但阅读兴趣趋势基本相同。就读物的特质而言，儿童对惊异、生动、动物叙述、谈话式、幽默、情节、男性、女性、儿童类的阅读材料感兴趣，而对于成人、静的叙述、知识灌输、道德暗示类的阅读材料兴趣不足。从国外的同期研究看，美国儿童对道德行为叙述类材料也最不感兴趣。可见，中外儿童的阅读兴趣点大体是相同的。研究发现，儿童读物的深浅程度、儿童文学的优美程度及读物的内容，此三者之间有密切关联，但是儿童的阅读兴趣与读物的难度则没什么关联。就文言文与白话文学习而言，与阅读兴趣关联度不大，但是文言文读物的选择要重于白话文。

2 阅读速率实验

2.1 汉字直排横排对阅读速率的影响：实验中确立汉字横排的优势

从商代甲骨文诞生之日起到近代时期，我国文字不管是甲骨文、大篆、小篆还是隶书、行书、楷书、草书，均为纵行书写与编排，一行十几字到几十字不等。阅读者的习惯是从上向下，从右到左。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的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晚清政府的国门，拉开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这也是中华民族屈辱史的开端，中华民族不仅遭受到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而且来自西方的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冲击也日益加剧。同时，在这种西学东渐的背景之下，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一些文人志士开始学习西方一些新式教育理念，外语学习一时成为时髦。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到以拉丁文字为主的外国文字的编排方法和阅读方法与国人的阅读习惯不同，即从左至右编排，且为横读。当时受到西方文字编排的影响，我国开始尝试汉字的横排实验。比如，1904年编写的《汉语字典》是第一次汉字横排的印刷品，1915年创刊的《科学》杂志等也陆续采用了横排版。在民国初年，作为方块字的汉字横排与竖排印刷混杂与并存的局面十分严重，也没有统一的编排标准。这一现象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并试图通过教育心理实验来对比中西文字编排方式与阅读速率的关系。尤其是对于汉文而言，哪种编排方式更符合人们的阅读心理，更符合人们的阅读规律，依然是争执不断。

比如，1918年，张耀翔以中国留美学生为对象做了一次中英文阅读速率实验，实验结果是直排好于横排。1925年，沈有乾依然选择中国留学生作为被试对象，做了一次关于中英文阅读横排或直排材料的实验，用照相机记录被试者眼球注视的时间、字数，以秒为单位作为读取字数多少的衡量标准。研究发现：被试者在阅读中文时，眼睛运动的角度要小于英文，阅读竖版文字，眼睛停顿的次数要多于英文，就每秒阅读的字数而言，中文数量多于英文数量。最后得出了要想提高汉文阅读速度，就需要改变人们长期形成的阅读习惯，在文字编排上就必须采用横排印刷的结论。同年，陈礼江、哈尔以两篇汉语散文为实验材料，做了汉字直排与横排哪种方式更适合阅读的研究，最终的结论是两种编排方式无优劣之分，只不过阅读速率纯粹受到个人阅读习惯和阅读训练的影响而不同罢了。赵欲仁等学者在1925年的实验证明了横排比直排更有利于阅读与写作。1929年至1930年前后，周先庚的研究结论是：影响诵读速度最关键的是汉字的格式塔和汉字的位置，而汉字的横读速度与竖读速度之间并无显著的差异。由此可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汉字的横直排对阅读和写作速度的影响问题尚无定论，横排优于直排者有之，直排优于横排者有之，直排、横排无所谓优劣论者也有之。不过，就当时诸多实验的科学性而言，由于个别学者的研究对象是成人留学生，研究方法上过于注重主观推理以及经验和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所研究的结论可靠性不高。

艾伟在1927～1928年采用速视法，通过看无意义的材料进行汉字横直排的研究，科学性比较强，现作重点阐述。艾伟的横直阅读实验研究，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实验共有280人，其中小学六年级和初中二年级各100人，高中一年级80人;实验材料分为白话、文言及无意义汉字三种。第二种实验共有160人，男女生各半，均为高中一年级学生，实验材料中所有汉字纯属于无意义的，只是各组的笔画不尽相同。通过一系列的实验，艾伟借助表格数据统计方式使研究结果更加彰显，核心内容为：（1）在白话、文言以及无意义的汉字中，均为直行成绩比较优秀;（2）三种汉字形式的成绩比较，白话成绩最为优秀，文言次之，无意义者最次。这种情况在横行、直行中也如此;（3）就横行与直行比较而言，白话、文言、无意义三者之中，横行速度相对较快，但同时错误也较竖行多;（4）在不同笔画（无意义）的各组字中，其成绩速度和笔画数不一定成反比;（5）就两性差别而论，横行与直行表示的差异并不明显;（6）在不同笔画（无意义）的试验中，横行成绩远优于直行成绩;（7）通过对两组实验结果的比较，平均成绩中横行的成绩较为优秀。在系列研究中，艾伟得出低年级直行阅读较优而高年级横行阅读较优（无意义材料表现更为明显）的初步论断。为了进一步印证此观点，他在参考杜佐周、陈礼江、哈尔、沈有乾等学者研究意见的基础上，排除阅读习惯和熟悉材料的干扰，通过速视法，最终得出横行阅读速率大于直行阅读速率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