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高中阶段普职融通：推进历程、基本特征及现实启示

[摘 要]20世纪后期，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解决高中阶段高辍学率等问题，澳大利亚在高中阶段开展了普职融通的实践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梳理澳大利亚高中阶段普职融通的推进历程，可以发现其具有系统完善的顶层设计、互通互认的国家资格框架、多元参与的推进机制、多样融通的课程设置等鲜明特征。澳大利亚普职融通实施的成功经验之于我国的主要启示是：建立统一的国家资格框架，寻求普职等值;构建多元参与的办学格局，形成普职融通推进合力;丰富优化课程体系，加强普职课程渗透。

[关键词] 澳大利亚;高中阶段教育;普职融通;特征;启示

[中图分类号] G7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634（2022）05-0078-08

0 引言

高中阶段普职融通实践发轫于20世纪初的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际竞争的加剧以及高中教育的日益普及，普职融通逐步在世界多个国家得到推广与实践，蔚然成为世界高中阶段教育改革的潮流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应对全球化的挑战，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以及解决高中阶段教育高辍学率等问题，澳大利亚开始酝酿筹划，并着手积极开展高中阶段普职融通的实践探索。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澳大利亚在普职融通实施推进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高中阶段普职融通模式，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与充分肯定。那么，澳大利亚高中阶段普职融通是如何推进的？其具有哪些方面的显著特征？之于当前我国高中阶段普职融通深入实施的借鉴与启示是什么？本研究拟对上述问题进行相应的探讨。

1 澳大利亚高中阶段普职融通的推进历程

高中阶段教育普职融通的酝酿筹划与推进实施，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澳大利亚国内经济、政治、社会和教育等多方面需求的综合反映，同时也适应了其时国际高中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整体趋向。依据政策深化程度和推进实施的成效，澳大利亚高中阶段普职融通的推进实施可以大体划分为酝酿筹划、提出实施和深化发展3个阶段性历程。

1.1 20世纪80年代：酝酿筹划阶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澳大利亚面临着从低工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高工资、高附加值产业的升级转型。为应对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对中高级技术人才的迫切需求，澳大利亚加快实施人才战略，希冀以人才结构的优化来助推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在此过程之中，澳大利亚一些教育界人士就曾积极呼吁在普通中学主流课程框架体系中设置相应的校本职业课程，藉此满足青年人的多样化需求[1]。但是受制于种种因素，呼吁与设想并未在实践中得到切实的贯彻与实施。因此，及至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高中阶段教育仍大都属于升学预备型性质，过于偏重学术性课程，职业教育几乎处于“休眠”状态[2]。大量缺乏基本职业技能与素质的高中毕业生涌入本已疲软的劳动力市场，不仅形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并因之受到了“雇主们的抱怨”。据统计，1981～1983年，15～19岁的青少年获得全职工作的总数减少了10.02万人，而青少年失业率从15.6%上升到了23.3%[3]。持续攀升的失业率还严重影响了在校生完成高中学业，使得本已疲软的就业市场更是雪上加霜。时任自由党领袖、总理弗雷泽（Malcolm Fraser）公开承认：“雇主对青年人不良的工作态度及低下的工作能力的抱怨，其实是对教育制度而不是对青年人本身的谴责。”[4]

1983年，霍克领导的工党重新执政，并逐步出台了一系列经济与行业改革计划。其中，教育改革是这一系列改革的核心领域。针对其时突出的高中巩固率问题，是年，澳大利亚学校委员会（The Schools Commission）发布“参与和平等计划”（Participation and Equity Program），核心主旨是欲意通过高中课程改革，吸引高中生继续在校学习，巩固、提升就学率，从而减少就业市场的压力。计划提出了8条课程方面的改革建议，其中第一条就是“加强职业课程，把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结合起来，帮助学生更好地从学校转入工作生活”[5]。计划实施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些高中因之开设了相应的校本职业课程，高中的吸引力以及就学巩固率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1987年7月，霍克连任总理。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与训练之间关系，霍克政府将原“教育和青年事务部”与“就业和训练部”合并重组为新的“就业、教育与培训部”（DEET）。前经济部长约翰·道金森（John Dawkins）转任该部部长。“道金森的改革主要遵循微观经济学的规律，寻找提升教育效率的办法。”[6]在道金森的影响与积极推动下，1987年10月，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ACTU）在考察了欧洲之后，发布了《重建澳大利亚》（Australia Reconstructed）报告。报告认为教育在国家经济重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人力资源支撑作用，一段时期以来澳大利亚青年人失业率节节攀升，高中就学巩固率难以为继，主要原因在于从学校到工作（School-to-Work，简称STW）过渡这一环节出现了严重问题，义务后中学教育普遍缺乏劳动力市场所需的职业训练与能力培养。基于此，应进一步加强学校职业教育与培训，为青少年提供平等的职业教育机会，着力强化与工作相关的通用能力和专门能力的培养[7]。是年不久，就业、教育与培训部又颁布了由道金森部长等亲自编制的《澳大利亚需要的技能》（Skills for Australia，1987）报告。报告再次强调了加强学校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中，明确指出：“高质量的基础教育是使社会获得具有一定职业技能的、有用的劳动力的前提。”为了实现既定的高中巩固率及解决青年人就业问题，“需要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使高中教育更具有吸引力和适应性。改革课程就是一条基本的措施”[8]。

概言之，20世纪80年代，虽然说澳大利亚并未明确正式提出高中阶段普职融通的实施，并且“参与和平等计划”中高中开设的校本职业培训课程也没有被纳入主流课程体系，但可以明确的是，《重建澳大利亚》和《澳大利亚需要的技能》等报告与计划的陆续颁布或施行，充分说明面对日益严峻的国内就业形势，澳大利亚政府已经着手从政策上积极酝酿筹划将职业教育培训课程引入普通高中教育，高中阶段普职融通的实施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1.2 20世纪90年代：提出实施阶段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澳大利亚国内就业形势继续恶化。为了使中等教育结构层次积极适应社会变化，应对日趋严峻的青年人就业问题，1991年澳大利亚政府任命费恩委员会针对义务教育后教育和培训开展调研。费恩委员会调研后，发布了《年轻人参与义务教育之后的教育与培训》（Young People′s Participation in Post-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报告，即《费恩报告》（The Finn Report）。针对长期以来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径渭分明的状况，报告首次明确提出要将普通高中教育与职业教育融合，在高中阶段启动职业教育和培训（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简称VET）计划，旨在确保完成义务教育的学生进入高中或职业技术教育学院（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简称TAFE）继续学习，以使学生毕业后能够顺利地过渡到升学或就业[9]。《费恩报告》发布后，其所提出的普职融通相关建议被其后召开的澳大利亚教育、就业、培训和青年事务部部长委员会（MCEETYA）会议所接受，成为高中VET计划正式开始实施的标志，对澳大利亚高中阶段普职融通的推进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联邦政府层面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澳大利亚政府积极发挥统筹指导作用，通过成立专门性的工作机构，建立统一的资格框架，引入职业教育培训包以及实施校本新学徒制计划等措施，积极致力于普职融通的实施与推进：（1）成立专门性的工作机构。澳大利亚教育、就业、培训和青年事务部部长委员会是联邦、各州和地区就相关教育问题开展合作的重要机构。为了促进高中VET计划的深入开展，1996年，该委员会特别设立了普通高中VET工作小组，作为加强普通高中实施职业教育的专门性组织。工作组汇集了各地区、行业机构的代表，反映了各利益集团的需求，共同为普通高中实施职业教育计划制定方向，促进普职融通政策的推进与实施。（2）建立统一的资格框架。长期以来，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缺乏统一的资格证书认定标准与有效的衔接。鉴于此，澳大利亚政府于1993年正式推出新的资格框架体系（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简称AQF）。该资格框架涵盖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两大类别，就高中教育领域而言，资格证书分为一级证书和二级证书，横跨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分别等值于职业教育与培训领域的一级证书和二级证书。统一的资格框架确保了职业资格证书与教育学历证书之间的同等地位，有利于在普职等值的基础之上推进普职融通的实施。（3）引入职业教育培训包。培训包是由澳大利亚行业开发的一整套全国认证的标准和资格。为了满足澳大利亚迅速发展的劳动力市场的需求，1997年，高中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VET）开始引入职业教育培训包。培训包的引入，不仅为普通高中开展职业教育提供了全国统一的合格教材资源，提高了课程标准性;同时，其所制定的学生学习评价标准，也为高中VET融入主流课程提供了被认可的评价方法，因此，其有效地促进了普职融通课程的统一性与标准化。（4）实施校本新学徒制（School-Based New Apprenticeships，简称SBNA）计划。为了进一步降低青年人的失业率，让普通高中生掌握基本的职业技能，澳大利亚政府自1998年1月1日开始实施新学徒制。新学徒制规定学生可以获得所在州颁发的高中毕业证书和全国范围内承认的VET资格证书。该计划拓展了普通教育的单一层面，使学生的选择更为多样化，促进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有效衔接。

从地方各州层面来看，根据联邦政府的政策，各州因地制宜开展普通高中职业教育实践，形式灵活多样，颇具区域特色。例如，维多利亚州政府发布《维多利亚教育证书评价报告》（Victorian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Review），提出积极构建职业教育课程同维多利亚教育证书（Victoria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简称VCE）课程学分的融合模式。这一举措提高了职业教育课程的认可度，使职业教育课程与普通教育课程拥有同等地位，有力地促进了维多利亚州普职融通的推进实施。又如，新南威尔士州部分高中与TAFE学院合作，由TAFE学院向该州高中生提供了28个行业的课程，并且该州教学委员会（the Board of Studies）也向高中重点提供了10个VET课程。这些课程作为高中毕业证书课程的一部分，显著提升了VET课程在高中教育的地位，促进了普通高中职业教育的有效开展。此外，西澳大利亚州的“INSTEP计划”、南澳大利亚州的“工程路径项目”等，都是各州推进普职融通所开展的富有成效的尝试性探索[10]。

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以及各州致力于普通教育中的职业教育元素渗透，积极搭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融通的桥梁，在提升高中阶段学生保有率以及促进毕业生就业过渡等方面产生了显著影响。据统计，在此期间，高中12年级的保有率从1971年的约30%上升到1992年的77%，在1995年降到72%后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11];并且参加高中VET的学生人数逐年攀升，特别是1997年后，新执政的约翰·霍华德联合政府在经费上进行专项重点支持，参加高中VET学生人数更是以年均25%的速度快速增长。然而，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该指出的是，在此期间，澳大利亚高中普职融通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如前期缺乏持续性的经费支持，实施进展比较缓慢;相对于主流学术型课程，VET课程仍缺乏必要的重视;等等。

1.3 世纪之交以来：深化发展阶段

世纪之交，国际高中教育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愈来愈明显，以普职融通为核心的综合高中模式在各国高中教育改革进程中日益成为发展的潮流。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国内经济发展趋势及教育体制的改革也对高中职业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制定一个统一的、完善的中学职业教育与培训目标的需求迫在眉睫。基于此背景，1999年澳大利亚教育、就业、培训和青年事务部部长委员会颁布了《阿德莱德宣言》（The Adelaide Declaration）。宣言面向21世纪提出了学校教育国家目标，是一次跨世纪的教育承诺[12]。宣言特别重视高中阶段普职融通的实施推进，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深化高中阶段教育的普职渗透，确保所有学生能完成12年学校教育或相当的职业教育;要继续加强学校教育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继续教育、就业和终身学习的衔接，以便使之与澳大利亚资格框架相适应。为了实现上述目标，2001年，教育、职业、培训与青年事务委员会制定了《在学校开展职业教育的框架》，提出要进一步完善普教与职教等值证书体系，高度重视普通高中职业教育与培训，保证普通高中职业培训课程与澳大利亚资格框架相互协调，进一步促进职业教育与学校教育、终身教育相融通[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