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类研究生与导师的交往模式建构研究
作者: 张金萍 郑益乐
摘 要: 教育学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直接影响到教育学学科的发展与教育学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为促进教育学研究生与导师关系的和谐发展,笔者借助扎根理论,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全国8 所师范类院校的16位在校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的访谈资料进行三级编码分析,归纳出影响教育学研究生导生交往关系的因素,主要包括导师的教学内容、方式、态度、期愿,以及相对应的学生求学的内容、途径、态度与方向,并且外部环境影响着师生双方的关系发展方向,据此构建了理想的有助于教育学研究生导生关系和谐发展的导生交往关系模式。
关键词: 教育学;导生交往模式;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2095-5995(2023)05-0030-07
一、问题提出
我国当前的教育现状为:学生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要通过考试来向更高层次的教育迈进,在考试中取得一定成绩的学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顺利通过层层考试的学生其学习能力较强,吸收与内化知识的速度较快。而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中的最高层次,其发展质量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研究生在经过学校几年的专业培养之后,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之一是理论向实践转化的重要中介,从国内视野来看,研究生在实践中取得的成绩对我国实体行业的进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从国际视野来看,提高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在于人才的创新与进步。因此,国家高度重视研究生的培养与教育。
其中,教育学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高低一方面关系到教育学学科发展的水平,另一方面,教育学研究生毕业后走向学校承担责任的同时也会影响到学校教育的成果。教育类研究生与导师作为学术共同体其关系最为密切,导生制最早是在19世纪由英国国教会牧师和公益会教师兰卡斯特开创,具有节省师资、节省经费、扩大教育对象的数量等优点,因而在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然而近年来社会中不断出现一些因为导生关系不和谐而对学生的心理、甚至生命造成伤害的新闻,在社会上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导师团体中的个例行为却足以给导师队伍带来丑化的标签,负面新闻也给一部分渴望进入科研领域、读研深造的学生带来了心理上的恐惧,打击其求学积极性。目前,部分师范类高校存在着师生比失衡的现象,即教育学研究生的数量多,导师的数量少,导师直接负责的研究生数量超过了合理的范围,且导师本身的学术压力较重,即使导师主观上想拉近与学生的距离,也会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若研究生导师与学生的关系不和谐,将更不利于教育学研究生的发展。此外,有研究表明:将同样中等强度的负面刺激施加给性别相反、年龄相仿的实验者时,女性实验对象比男性实验对象具有更高的情绪易感性,也就是有更强的N2和P3波幅(是对刺激呈现在脑电的形式上的一种反应,一般来说,数字代表的是刺激呈现后的时间,P和N代表波是正向波还是负向波,N2是刺激呈现200ms后的负向波,N2 P3是内源性成分,反映的是与心理有关的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注意、辨别、工作记忆等)。这说明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更容易受到外界刺激的影响[1]。而教育学研究生的性别大部分为女性,与导师关系的好坏这一因素更容易对她们的学术科研活动产生影响,因此,找到导生关系的问题所在并对症下药以此来解决问题、规避问题是十分急迫的。
二、研究方法选择与资料收集
(一)研究方法的选择
根据研究目的及研究内容,笔者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扎根理论是格拉斯(Barney GLASER)和斯特劳斯(Anselm STRAUSS)两位社会学学者在1965年研究临终病人关怀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并于1967年将此成果在《扎根理论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一书中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扎根理论的提出是为了回答:在社会研究中,如何能系统性地获得与分析资料以发现理论[2]。扎根理论在学术界被认为是社会学五大传统研究方法中最适于进行理论建构的方法,也是情境化研究方法论的代表,目前扎根理论在传播分享的过程中被分成了三大门派:经典扎根理论、程序化扎根理论以及建构型扎根理论,因其具有可以描述解释社会学中出现的一些现象的原因的优点,所以在社会学、心理学、护理学、教育学、宗教学等学科中被学者们所追捧[3]。笔者旨在发现挖掘影响导生交往的因素以及构建和谐导生交往模式,所以选择扎根理论作为研究方法是十分匹配的。
(二)研究对象的确定
原始材料的真实性与准确性直接影响到研究结果的效度,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笔者考虑到了性别、学术资源、学位类型、地理、年级、年龄等因素,最终笔者确定了来自全国8所师范类院校的16名教育学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这8所师范院校在地理位置上存在较大差异,它们在综合实力、排名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以此来保证研究结果的广泛性以及代表性。并且这16名研究生均由同学、朋友、导师介绍而确定,研究对象所学专业都属于教育学,所以沟通起来比较简单,配合程度很高,节省了一定了访谈时间,为之后的资料分析阶段奠定了基础。他们也表示愿意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感受,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研究结果的真实性。访谈对象信息如表1所示。
(三)研究资料的收集
在访谈开始之前,笔者根据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形式拟定了相应的访谈提纲,其中半结构型的问题数量约占全部问题数量的百分之八十,之所以大量采用半结构型问题是为了打开被采访者的思路,以提供给笔者更深层次的信息[4]。最终笔者确定了以导生关系的现状、导生问题出现的原因为一级维度,下设8个相关问题的访谈提纲。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本次访谈均采用线上访谈形式,线上访谈对性格内向的被采访者来说是十分容易接受的,因为可以一定程度上消除访谈的紧张感,使访谈的心情更为愉悦自然。此外,笔者考虑到如果访谈时间太长,访谈对象会容易出现疲惫现象,如果访谈时间太短,收集到的有效信息会不足,笔者决定把访谈时间控制在30分钟到60分钟之间,具体多久要根据访谈的实际情况而定。笔者采用的访谈形式为一对一访谈,对每一位访谈对象都要给与充分的尊重与重视,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通过电话、微信等形式询问被采访者的时间安排,访谈平台的选择与倾向,并告知访谈缘由与目的,将访谈提纲提前发送给被采访者,及时跟踪访谈对象对访谈提纲的接受程度,若访谈对象认为有些问题不方便回答要及时询问原因,并对访谈提纲进行合理化的调整,告知其此次访谈遵循的原则之一是保密性原则,被采访者的基本信息及访谈回答均不会外泄,以打消被访谈者的顾虑,提高访谈的真实性与有效性。在访谈的同时笔者用录音笔录音、视频录像等形式对访谈内容进行了记录,在文字整理的过程中,如果发现问题有遗漏或者被访谈者回答模糊的问题,笔者会对被访谈者进行二次访谈,进而对原始资料进行补充与调整。访谈结束后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发送给被采访者,经确认无误之后笔者对访谈内容进行了分析与整理,共形成了163625字的原始资料库。
三、资料统计与分析结果
对收集到的原始资料进行编码是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重要环节。所谓编码就是对原始资料中的片段式信息进行归类并给与命名,命名要体现出概括性与解释性,编码的过程也是原始资料抽象化与概念化的过程[5]。笔者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三级编码,即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以保证资料可以真实准确地反映当前教育学研究生与导师关系的实际状况。
开放性编码要求研究者不带任何理论假设,一切以原始资料为基础。该过程的结果就是要发现核心范畴[6]。笔者首先对原始资料进行逐句逐段的提炼概括,总结出若干信息条,如1号被采访者表示:“导师每次给我们开组会时会让我们汇报最近看的论文。”笔者将这句话提炼为“文献研读”信息条,2号被采访者表示:“导师有时会找一个教室给我们介绍最新的研究方法。”笔者将这句话提炼为“课程教学”信息条。然后将这些信息条概念化、范畴化,形成第一阶段的初始范畴(见表2)。
主轴编码就是在开放性编码的基础上对初始范畴进行更深一层次的整理与合并,在不同的范畴之间建立联系,提炼出更高层次、逻辑性更强、联系更为紧密的主范畴[7]。笔者提炼出“导师供给系统”、“学生求知系统”、“外部调节系统”三个影响教育学研究生与导师关系的主范畴,表3所示为主范畴与其相对应的初始范畴。
选择性编码是指经过分析所有已有的概念类属,然后去确定一个与其他类属有关联的“核心类属”,这个“核心类属”贯穿整个原始资料,以“核心类属”为起点,可以建构最终的理论[8]。笔者最终明确了“教育学导生交往模式”为研究的核心范畴,围绕该核心范畴的其他范畴间的典型关系如图 1 所示。
如图1所示,围绕核心范畴的主范畴分别为导师供给系统、学生求知系统与外部调节系统,即教育学研究生导生交往模式由上述三个部分构成,其中围绕导师供给系统的初始范畴为供给内容、供给方式、供给态度、供给期愿;围绕学生求知系统的初始范畴为求知内容、求知途径、求知态度、发展方向;围绕外部调节系统的初始范畴为家庭支持、社会干扰、学校保障。在导生交往中,以促进良好和谐的师生关系发展为核心目的,围绕这一核心,导师供给系统、学生求知系统、外部调节系统共同发挥作用,只有导师的供给内容、方式、期愿、态度与学生求知的内容、途径、态度、方向相吻合时,教育学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才会达到一个稳定的平衡点,如果一旦发生了偏差,外部调节系统就要发挥它的作用,以保持整个系统的平衡。在导生交往中,上述三个系统从不同的角度发挥作用促进良好导生关系的成长与发展。
笔者对提前预留的3份被访谈者样本资料进行理论饱和性检验,没有发现形成新的重要范畴与关系,提炼出来的主范畴的内部也没有形成新的构成因子,研究中的概念与范畴已经到达了饱和状态[9]。所以,笔者认为教育学研究生导生交往模型理论上已经饱和了。
四、研究结论
(一)交往模式构成:“导师供给系统”+“学生求知系统”+“外部调节系统”
导生交往模式从字面意思来看,交往的主体有导师和学生,二者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导生交往模式,但是通过研究发现,外部环境也是构成导生交往模式的一部分,“外部调节系统”在导生交往模式中充当的角色为“看不见的主体”,如2号被访谈者表示:“我的父母从小到大对我的要求都十分严格,经常会打电话询问我最近的学习进度以及未来的工作计划,我有时候会感觉十分的焦虑,没有心情和任何人交流,包括我的导师。”4号被采访者表示:“有时候在朋友圈会看到很多已经参加工作的同学晒存款,再想想自己每天坐在电脑面前看论文,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兼职工作,不禁会幻想如果有人能带我赚钱就好了,虽然我知道我的导师没有这个义务,但是如果在写论文的同时又有额外收入就太幸运了。”如果导生双方都遵循了基本的交往原则,但是导生关系依然存在着裂痕,就可以把问题聚焦到“外部调节系统”,外界环境可以决定导生双方的立场,不同的立场就会产生不同的观点,这个时候就需要“导师供给系统”、“学生求知系统”、“外部调节系统”三者之间进行互动调节,以此来让导生关系达到一个平衡点。
(二)关系破裂原因:“导师供给系统”与“学生求知系统”出现冲突
“导师供给系统”主要包括:供给内容、供给方式、供给态度、供给期愿。与之对应的“学生求知系统”主要包括:求知内容、求知途径、求知态度、发展方向。只有这八个方面完全匹配的时候,导生关系才处于一个理想的状态,但是要想实现这个状态还是存在一定的难度的。在对16名教育学研究生访谈时,发现他们至少在某一方面存在一些让他们困扰的问题,情况之一是导师供给内容与学生想要知道了解的内容不一致,如6号被采访者表示:“现阶段我的一部分朋友已经参加了工作,或者是进入了人生的新阶段,而我在社会上锻炼的时间与机会并不多,所以我感觉跟之前的朋友交流起来发现共同话题比较少,陷入了迷茫的状态,希望导师能为我提供人际交往上的一些建议,但是由于我跟我导师平时沟通的比较少,我并没有把这一想法告知导师,而导师与我沟通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学术方面的,我偶尔会感觉有一点无聊。”需求得不到满足所以影响了导生关系的平衡[10]。第二种情况是导师供给方式与学生求知途径不匹配,如3号被采访者表示:“现在自媒体发展的这么迅速,越来越多的知识我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并且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有时候我认为与导师面对面沟通学习的效率还不如我自己在网上学习的效率高呢。”第三种情况是导师供给态度与学生求知态度不匹配,如9号被采访者表示:“面对导师的监督与催促,我表示自己的压力非常大,自己的抗压能力比较弱,面对任务没有迎难而上的决心,反而一蹶不振,情绪上也表现的非常焦虑,在行动上却选择了“躺平”,进而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第四种情况是导师供给期愿与研究生发展方向不一致,如11号被采访者表示:“导师对我的学术水平有很大的期望,希望我可以继续攻读教育学的博士,发表优秀的学术论文,但是我的自我规划是毕业后就进入体制内。”当发展方向不一致时,应该完成的任务就变成了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