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岁月 青春飞扬 千秋内蕴 个性凸显

按阐释学的循环理论，文本解读者根据文本局部、细节来理解其整体，又根据文本的整体来理解其局部、细节，而且这个过程不断循环。局部理解与整体把握互为依存，对整体的把握有助于局部的理解，对局部的理解有助于整体的把握。这就是整体与局部兼顾的原则。在此基础上，我们再采用比较的方法，探究和分析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之间的共同性与差异性，以期对文本的理解更为透彻。下面，我们就从文本的叙述角度、时代主题、人物性格、心理描写等方面对《百合花》《哦，香雪》《边城》作一对读。

一、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叙述，精彩纷呈

小说叙事学认为：小说就是叙述者按一定叙述方式结构起来传达给读者的一系列事件。那么，小说就存在叙述者与其所讲的故事间的关系，即叙述角度、叙述视角，也称叙述聚焦，就是故事是由谁讲的，故事里发生的事是谁亲眼看到的，或者是谁想到的。叙述视角由叙述人称决定，通常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下面，我们从叙述视角的角度来分析一下《百合花》与《哦，香雪》《边城》的差异。

《百合花》采用的是第一人称视角，也即有限视角。以“我”为线索，从“我”出发，一以贯之。

“我”是《百合花》故事的叙述者，也是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当然只是一个配角。“我”一身二任。作为叙述者，借助“我”的感觉和意识，从“我”的视觉、听觉及感觉等角度去传达一切；作为故事的一个角色，“我”进入了故事和场景，参与了事件过程。“我”作为线索人物，串起了整个故事。无论小通讯员与“我”夜行的一段、借被子的情节，还是小战士牺牲及新媳妇献被子、缝衣服破洞的情节均是通过“我”叙述出来，“我”成了故事的目击者、见证人。在叙述故事的同时，进入了场景，与主要人物小通讯员和次要人物新媳妇形成了对话关系、见证关系，通过“我”来看待小通讯员、牵挂小通讯员、描绘小通讯员、评价小通讯员（间接），对所叙故事及人物直接或间接地作出了情感反映和道德评价，如对小通讯员的喜欢、赞美与崇敬。这种双重的身份，使这个角色不同于作品中的其他角色，“她”可以参与故事，也可以离开作品环境进行描述和评价。其比其他故事中的人物更“透明”，更易于理解。同时，第一人称让小说叙述处于一种“独语”状态，有利于描写心理和抒情。在小通讯员送“我”去包扎所这一部分，“我”的动态的心理变化过程就得到了明晰的揭示。

这种第一人称的有限视角，使得故事充满现场感，读者有了参与感，拉近了读者与文章的距离、与人物的距离、与作者的距离，增加了亲切感、真实感。

可见，这种叙述方式，借“我”的叙述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强化了作品的真实性，扩展了作品的表现力。叙述亲切自然，利于描写与抒情，尤其利于描写心理。

与《百合花》不同，《哦，香雪》《边城》采用是第三人称视角，也即全知视角。

《百合花》以第一人称叙述，所叙内容局限于“我”的所见所闻，而《哦，香雪》《边城》以第三人称叙述，不受时空限制，叙述就表现得自由灵活，客观直接地展现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哦，香雪》中的等待火车、迎接火车，与乘客做生意、渴望铅笔盒、得到铅笔盒，《边城》中的端午等节日的风俗、端午节的比赛场景等无不写得生动具体，引人入胜。

作者以旁观者的角度进行叙述。叙述者凌驾于整个故事之上，洞悉一切，叙述者可以无所不知，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出现在不同的地点，可以了解过去、预知未来。作者写了台儿沟的闭塞、落后，香雪等姑娘们与火车的故事，也写了香雪在学校受到同学的奚落，也暗示了台儿沟及台儿沟姑娘们的未来。《边城》中作者先介绍了端午、中秋和过年的热闹的风俗，并写了时下端午节的情景，紧接着又写两年前端午节发生的事情，然后又回到现实，叙述这两年的中秋节留给翠翠的印象等。同时，叙述者还可以进入任何一个人物的心灵深处挖掘隐私。如香雪渴望得到铅笔盒的心理，得到铅笔盒以后走夜路回家的心理，还有翠翠情窦初开时朦胧隐约、害羞又憧憬的微妙心理都得到了生动的揭示。这与《百合花》中的“我”直接描述自己的心理也是不同的。

全方位描述人物事件。这种叙述方式由于没有视角限制而使作者获得了充分自由，读者读来更轻松，就像坐在观众席看戏一般。当然，这种叙述方式不像第一人称叙述方式那样，仿佛与读者亲切交谈，而是叙述者把读者排斥在外，作品与读者之间产生距离，虽然可以使描写更客观，但迫使读者被动地跟着叙述者跑，也就显得不那么亲切。

无论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都是各有其妙，这在三篇小说中都有具体体现。

二、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题材，不同的青春

两篇短篇小说，一篇中篇小说节选，创作的时代不同，表现的题材不同，由此，展现的生活青春也自然不同。

茹志鹃的《百合花》创作于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8年，按题材内容属于革命战争题材作品，是关于解放战争的故事，但却没有战争场景的描写，也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解放战争只是故事发生的一个背景，作者以女性的情怀去关注战争的残酷，表现战争中人与人的圣洁的情感和军民的鱼水深情，表现善良淳朴的人性之美。有了战争的衬托，凸显了革命战争年代年轻人追求民族解放和自由进步的青春。它虽然没有跳出十七年文学的“歌颂、回忆、斗争”的主题，但它却没有十七年文学的主题图解政治、人物形象塑造程式化的倾向。

铁凝的《哦，香雪》创作于改革开放之初的1982年，小说描写了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山村的日常生活。绿皮火车、塑料铅笔盒、服饰打扮、以物易物的小生意，特定的年代、特定的场景、特定的事物，一切都与火车的到来与暂时停靠相关。写出了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年轻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展现了山村姑娘的淳朴、善良及美好的人性，涌动着一种冲破闭塞保守、摆脱愚昧落后、走向开放文明的觉醒的力量。

沈从文的《边城》成书于1931年，发表于1934年，属于现代文学作品。它是一部带有田园牧歌情调的小说，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围绕渡口撑渡船老人与他的孙女翠翠，借翠翠的爱情悲剧，描写了湘西充满古风的风土人情，展现了人性的善良美好和人在不可掌控的命运面前的无奈与悲哀。

三篇小说都写得很美，都充满诗情画意，都没有大起大落的故事情节，但都充满强烈的感染力。茅盾盛赞《百合花》说：“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哦，香雪》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并迅速被改编成连环画和电影。孙犁说它“从头到尾是诗”，“这是一首纯净的诗，即是清泉。它所经过的地方，也都是纯粹的境界”。王嘉良、李标晶认为沈从文“是描绘风土人情的高手，他画出一幅幅风俗长卷，婚嫁、习俗、服饰、神话、传说、信仰、礼节……无所不有，无所不奇，使他成为现代中国的‘风俗画家’。他特别善于揭示这些一代一代流传的古风习俗人情世态所包含的人情美和人性美，令人神往，令人惊叹”。

青春、青春之美，在人的一生中是弥足珍贵的。《百合花》展现的是战争中年轻人的生活与追求，是战斗中的青春，是奉献的青春；《哦，香雪》表现的是改革开放时代的青春，是对现代生活的充满向往的青春，是追寻青春价值的青春；《边城》是对爱情的觉醒与憧憬，是追求美好爱情的青春。同是青春芳华，同是青春激荡，同是青春情怀，同是对青春的礼赞，但其内涵与表现形态却不一样。不同的青春理解，不同的青春情感，不同的青春故事，不同的青春主题，体现了青春的时代性。

三、直率的善良，淳朴的人性，质朴的情感

有人，就有人性，就有情感。读《百合花》《哦，香雪》《边城》，我们能感受到一种暖意与纯净、一种淳朴的人性。它表达了“一种人类能够共同感受到的东西”，那就是平静、质朴、明净、内敛的爱心。

《百合花》中小通讯员及新媳妇纯洁善良的本性就像“百合花”一样洁白美丽。我们来看“我”与小通讯员去前线包扎所的精彩一段。他“撒开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一开始他就把我撂下几仗远”，可“他没让我撂得太远，但也不让我走近，总和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我走快，它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摇摇摆摆”。何以如此？乡村的孩子，没见过大的世面，且不善于与女性交往，因而紧张腼腆，于是总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从没见他回头看我一次”；因为紧张拘谨，所以“背向着我”，“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由此看来，其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点“男女授受不亲”的小“封建”。但我们并不讨厌，不觉得可笑，反而觉得憨厚质朴得可爱，因其背后，充满淳朴善良的人性光辉。因紧张羞涩，不与“我”靠近，但因善良与关爱，又总保持相对的距离。

还有不忘记“摸出两个馒头”，给“我”开饭的细心；误解了新媳妇的“嘟哝”，并欲把新被子送回去的打算；为救担架员而扑在手榴弹上的壮举。这些与他与陌生女性相对时，总显得“张皇”“讷讷”“局促不安”，“脸涨得像个关公”，扭捏得数腰带上的扣眼，紧张得出汗拭汗的神态行为集中在一起，凸显其善良、淳朴的人性之美。

铁凝在《哦，香雪》中对这种淳朴、善良和美好的心灵也作了生动的描写。

作者主要塑造了香雪这个纯真善美、自尊上进的山村女孩形象。其身心都具有一种未被物欲横流的浊世污染的清纯之美、健康之美、质朴之美、善良之美。十七岁的她，有洁白的肤色，一张“纯洁得仿佛一分钟前才诞生的面孔”，一双“洁如水晶的眼睛”，以及“柔软得宛若红段子似的嘴唇”。“她是那么信任地瞧着你”，“不知道什么叫受骗”，“还不知道怎么讲价钱”。美丽的外表，美好的心灵。

为了火车停留的“美妙一分钟”，“五彩缤纷的一分钟”，台儿沟的姑娘们，吃饭时“心不在焉地胡乱吃几口”，“扔下碗儿就开始梳妆打扮”，“头发梳得乌亮”，“穿出最好的衣裳”，“换上过年时才穿的新鞋”，“悄悄往脸上涂点胭脂”，“刻意斟酌着服饰和容貌”。急切的等待，爱美的追求，一切都是那么纯真自然，没有一点的做作。“跟旅客和和气气地做买卖”，香雪做生意，不讨价还价，最多说一句“你看着给吧”。当女学生要把铅笔盒送给她时，她还是把装满鸡蛋的篮子塞到女学生的座位下面，因为“台儿沟再穷，她也从没白拿过别人的东西”。还有大胆、泼辣的凤娇对“北京话”的好感，对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感情的向往。这些描写无不表现出这群生活在闭塞的大山皱褶里的没有被现代文明污染的姑娘们的自爱自尊、淳朴善良的美好人性。

如此健康、美好的人性在沈从文的《边城》里也得到了鲜明的表现。

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人人诚实热情，个个有君子遗风。龙头大哥顺顺“凡帮助人远离患难，便是入火，人到八十岁，也还是成为这个人一种不可逃避的责任”；二老傩送被翠翠误解为“轻薄男子”，被骂“你个悖时砍脑壳的”，仍热心助人，找人把翠翠送回家；翠翠因误解而骂人，后来“心里又吃惊又害羞”；祖父与商人的争持，“一个不能接受所给的钱，一个却非把钱送给老人不可”，最后祖父收下一个铜子，送给商人一把烟叶；祖父为了陪翠翠去看赛龙舟，找老朋友代替他，还让其“过家中来吃饭，喝一杯雄黄酒”，后来觉得他的老朋友“也应当来看看年轻人的热闹”，于是，顾不得陪翠翠，匆匆回去替换老友；顺顺“知道祖孙二人所过的日子，十分拮据，节日里自己不能包粽子，又送了许多尖角粽子”……人人以诚相待，大家相互友爱，一切都是那么温馨温暖。沈从文正是用他心中的“桃花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巴金言：“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作家留下来的杰作，它们支持我们，鼓励我们，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诚哉，斯言。

四、生动的细节，细腻的心理，多样的情怀

作家沙汀在谈自己的创作体会时说：“找故事容易，找零件难。”他所说的“零件”就是细节。作家就是要发现细节、找到细节并描写细节，因为细节是小说等叙事类作品的情节构成的基本单位，可以说，没有细节，没有细节描写，就没有艺术，就没有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百合花》《哦，香雪》《边城》就是选取典型细节，并进行精细描绘，描写一小点、一小片、一小节，透骨入神，“借一斑略知全貌，以一目尽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