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时代加强劳动教育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

摘要：智能时代加强劳动教育需遵循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理论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突出以政治导向为主的生产劳动教育；从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劳动教育作为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逐渐被国家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劳动教育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并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新时代，随着智能技术不断渗入生产生活，劳动教育的开展面临推崇算法忽略劳动过程、网络亚文化侵蚀劳动情感、教育场域虚拟化等现实困境，这些困境进一步弱化了主体的创造性思维和劳动知能，并且使其难以形成正确劳动观念。基于劳动促进人实现全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党中央将劳动教育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视其为实现立德树人总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接班人的有效途径。为摆脱劳动教育开展面临的一系列困境，智能时代的劳动教育要秉持全面发展理念，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注重劳动过程的育人属性，强化以劳动素养为主的劳动教育目标，实施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方式，借助技术手段培养主体的创造性思维，树立尊重劳动、崇尚劳动的观念，在不轻视体力劳动的基础上注重脑力劳动，实现体脑并举、协同发展。

关键词：智能时代；劳动教育；劳动观念；创造性思维

中图分类号： G40-0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615（2024）01-0055-10

DOI： 10-15958/j-cnki-jywhlt-2024-01-006

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虚拟技术的发展将人类带入智能时代。智能时代新的劳动形态不断兴起，更加需要复合型的创新人才，对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劳动观念、劳动精神、劳动习惯和品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引发劳动教育的革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推进教育数字化[1]。2020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强调：劳动教育要体现时代新特征，适应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2]。如何在智能时代减少人对算法的依赖，激发人的创造性思维；如何防止网络亚文化侵蚀人的劳动情感，形成正确劳动观念；如何避免由于教育方式智能化导致的过度重视脑力发展而忽视动手能力发展的状况，等等，成为当前劳动教育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本文试图在阐明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与理论逻辑的基础上回应上述问题，探讨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的实践路径。

一、智能时代加强劳动教育的历史逻辑

技术的腾飞助推人类进入智能时代，物联网、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技术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劳动手段和场域，催生出新的劳动方式。新的劳动方式需要新型劳动者，这对劳动教育提出新要求。通过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劳动教育方针政策的演变历程，可以为智能时代加强劳动教育提供启发与借鉴。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以政治导向为主的生产劳动教育

在这一时期，劳动教育主要为政治服务。从1950年至1953年颁布的相关文件中可以看出：劳动教育以专业实习形式纳入高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教学计划，未被纳入其他学段。1953年起，教育部针对中小学因毕业人数增多导致部分学生无法升学的现象出台相关文件，并开展形式多样的劳动活动。1957年，毛泽东指出“要使受教育者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3]725，从此教育以培养劳动者为主要目的。这一时期的劳动教育具有以下两个特点：其一，劳动教育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1958年，陆定一在《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向来就是，教育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3]852，由于这一时期将政治理解为阶级斗争，因此劳动教育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其二，注重学生的体力劳动。虽然党中央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3]852的方针，但人们更多将生产劳动理解为体力劳动，由此形成以注重学生体力劳动为主的生产劳动教育。后来在毛泽东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指引下，劳动教育被视为将“手与脑、学习与劳动、生产与教育结合”[3]828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使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又红又专”的工人的直接方式，由此在社会上形成了半工半读的高潮。1966至1976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遭到片面理解，导致半工半读的劳动教育发展到近乎狂热的地步，过度强调其政治属性，将教育等同于劳动，忽视甚至批判理论知识的学习，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完全对立起来，劳动教育无法按照科学规律正常开展。

（二）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召开：作为全面发展教育组成部分的劳动教育

1978年经过拨乱反正后，党和政府开始对教育方针进行积极探索。首先，不再否定脑力劳动，提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4]1952的方针。其次，弱化了劳动教育的政治导向作用。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正式用“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代替“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表述[4]2286。最后，劳动教育作为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被重新提出。1986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对学生进行适当的劳动教育，使青少年儿童能受到比较全面的基础教育”[4]2409，同年提出“德智体美劳五育全面发展”[4]2519的理念，1993年将“五育”调整为“三育”。在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正式提出“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5]3790。随后，江泽民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造就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6]293，将“三育”调整为“四育”。

进入21世纪以来，党中央提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6]887的方针，并将这一提法写入党的十六大报告中。2010年，胡锦涛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丰富社会实践，加强劳动教育，提高实践能力”[7]。由此，劳动教育被纳入广义的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可以看出，21世纪以来党中央更加强调劳动教育的实践价值，在劳动课程设置上体现为以综合实践活动为主的教育形式。然而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出现以综合实践活动替代劳动教育课程的现象，模糊了劳动教育的实质，导致劳动教育课程地位下降，劳动教育的育人属性并未充分发挥。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新时代劳动教育

新时代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劳动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对劳动教育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理解新时代劳动教育可以从以下四份重要文件入手。

一是2015年7月印发的《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该文件提出要通过校内外劳动教育和家务劳动，培养学生的劳动素养，树立劳动光荣、劳动伟大的劳动观念，形成自觉劳动、勇于创造的精神品质[8]。但该文件影响不大，效果不显著。

二是2020年3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该文件将劳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进一步贯彻了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的“弘扬劳动精神，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2]的精神。该文件具体指出了劳动教育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基本内涵和总体目标，强调依据各学段、各学科特点，发挥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协同育人作用，广泛开展劳动教育，这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接班人的有效途径。

三是2020年7月印发的《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9]。它从“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具有必备的劳动能力、培育积极的劳动精神、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品质”四方面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中提出的劳动教育总体目标进行了细化，并对大中小学以及职业院校劳动教育的实施提出了更具体细致的要求。

四是2022年发布的《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10]。该标准明确了义务教育阶段劳动教育课程的性质、理念、目标，围绕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服务型劳动三方面，细化了各学段劳动教育的课程内容，强调各阶段每周劳动课程不少于一课时，禁止用每周劳动课程代替劳动周。该课程标准的发布，强化了全国各地义务教育阶段劳动教育的落实，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高中、职业院校和高等学校劳动教育的开展进程。可见，劳动教育已不仅是口号，而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逐渐受到全社会的重视，成为实现立德树人总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接班人的有效途径。

二、智能时代加强劳动教育的现实逻辑

智能技术在变革劳动方式、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冲击着传统的劳动价值观，对劳动教育的开展形成挑战，具体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一）推崇算法忽略劳动过程，弱化主体创造性思维

算法是人工智能软件的核心，它基于数学物理模型模仿人的行为，作出与人相符的反应和判断。智能时代人们在线上的所有痕迹均被开发者记录下来并形成数据，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可以了解用户的喜好，从而实现向用户精准投放信息的目的。用户也在自己制造的原始数据中筑起信息茧房，其所获得的大部分信息是通过数据算法被推送出来的，可以说数据算法简化甚至删减了用户自主筛选信息的劳动过程。这一过程本应是其思考能力的体现，数据算法破坏了这一过程，也就意味着用户的思考能力被不断消解。用户获得的信息被数据算法按照预定的轨迹投送，意味着“人的生活日益被一种固定的认知和行动框架所占领”[11]，进一步割裂了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各种可能。

主体在劳动过程中运用创造性思维便可产生无限可能，但当主体的生活按照预定的轨道运行，其不仅丧失了创造机会的可能，也弱化了自身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依靠算法的生活便利快捷，却使人的敏锐度和洞察力降低，逐渐形成单向度的思维模式。主体除了参与原始数据的创造之外，其余时间都在算法筛选推送的信息下作出判断，自主筛选信息的过程被取消。在此模式下，主体在对算法的依附中丧失独立意志，创造性思维也在算法潮流中被淹没。主体大脑与智能机器联结的时间越长，思维系统在无意识中被转换的概率越大[12]。同时，以智能技术为工具开展的劳动，大部分以技术性操作为主，这决定了劳动教育以提高学生的技术性操作能力为目的，学生在预设的劳动目标和程序中难以展现自身创意、凸显个性，其劳动创造精神在重复性的操作中被不断湮没。

（二）网络亚文化侵蚀劳动情感，阻碍正确劳动观念的形成

智能技术在便利人们生活的同时，也打破了对劳动场域的限制，人们的闲暇时间减少，劳动时间延长。由此，劳动者借助网络宣泄工作对闲暇时间的挤压，“社畜”“摸鱼”“佛系”“躺平”等具有消极意义的网络热词不断涌现。这些与主流文化相悖的网络亚文化冲击着青少年的价值观念，使其难以形成正确的劳动观念。网络亚文化盛行部分是出于劳动者对当下劳动矛盾的控诉，即劳动时间的无限延长与劳动幸福感缺失。智能时代以数字劳动、玩劳动、情感劳动为主的劳动形态，无限延长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并加大劳动强度，使劳动者无法享受劳动带来的乐趣与尊严，认为“劳动是一种注定的不幸”[13]。因此，“只要……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14]159。一方面，网络亚文化盛行会加重智能时代享乐主义、不劳而获、少劳多获、坐享其成等不良社会风气，导致学生形成错误的劳动价值观。另一方面，智能时代的流量经济掩盖了劳动创造价值的规律，网红主播依靠粉丝打赏获得收入的行为冲击勤劳致富的劳动观念，同时加剧及时行乐、一夜暴富等消极劳动观念的传播，不利于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崇尚劳动等正确劳动观念的形成。

此外，智能时代精细化的分工与智能技术的融合使劳动过程片段化，减少甚至消除了劳动主体与劳动产品之间的内在联系。劳动幸福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主体倾注在劳动产品上的情感，工匠秉持精益求精的态度是因为其在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中倾注了情感，“即使没有全部制成，也能知道完成的部分在整个产品的分量”[15]。然而在效率优先的智能时代，人们奔波于精细化分工产生的劳动片段，无法完整获得劳动产生的深层愉悦。

（三）教育场域虚拟化导致体脑失衡，削弱主体劳动知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