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文科背景下阳明文化融入高校国学课程的路径
作者: 叶汝骏摘要:阳明文化内蕴着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理念,是一种具有旺盛生命力、强烈实践性与积极现实意义的鲜活文化。将阳明文化全面融入高校国学课程的教学之中,即经由理念革新、内容创新、方法更新及模式立新等具体路径,将“知行合一”“致良知”融入国学课程的顶层设计,以阳明文化重塑与激活国学课程的教学设计,取法阳明学派的教学方法,建设契合新文科理念的“阳明文化课程链”。紧密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挖掘国学课程的课程思政元素,积极引导当代大学生精进道德修养、增进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是新文科背景下高校国学课程蜕变新生的一种可行路径。
关键词:阳明文化;国学课程;新文科;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24)02-0027-10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402004
阳明文化是围绕王阳明及其后学的思想、实践的阐释而形成的精神文化,其中内蕴着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优良理念,是一种具有旺盛生命力、强烈实践性与积极现实意义的鲜活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谈及王阳明及其“知行合一”思想。“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1],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引用王阳明的话勉励青年学子做奋斗者和实干家。弘扬阳明文化,既能提升个人道德修养,也能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和谐、彰显文化自信。随着近年来“新文科”概念的提出与相关建设计划的启动,高校文科课程也面临着蜕变。将阳明文化引入高校国学课程,有其现实需求与积极意义。不少学者已就阳明文化如何融入高校教学进行了探索:周术槐及李和忠、薛柳分别就阳明文化如何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对策[2-3];张寒松则探讨了贵州大学阳明学院推进通识教育与阳明思想融合的思路与实践[4];芦美丽等以浙大宁波理工学院阳明学堂为例,探讨了将阳明文化融入高校人才培养及社会服务的文化育人实践[5]。相较开设作为“知识”的阳明文化课程,将阳明文化作为“理念”融入高等教育阶段现行课程之中,实更具系统性的探索意义。从匹配度与可操作性来看,率先探索将阳明文化融入现行国学类课程是可行的路径。王阳明作为儒家思想发展史上的代表人物,其心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对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的诠释[6]。一方面,诸如《国学经典导读》等国学课程业已普遍成为高校的通识课程,可直接将阳明文化融入其中;另一方面,现行的国学课程普遍沿袭传统的国学教育模式,未能跟进新文科建设的时代需求,亟待变革与新生,而阳明文化的融入或是一种可行路径。职是之故,本文提出新文科背景下阳明文化融入国学课程教学的四条具体实施路径,即通过理念革新、内容创新、方法更新以及模式立新等方式,紧密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思政元素,积极引导当代大学生精进道德修养、增进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一、理念革新:“知行合一”“致良知”融入国学课程的顶层设计
课程理念是人们对课程的理性认识与价值追求。先进性是课程理念设定的一大基本要求,即课程理念需跟随时代的发展,融入时代的价值观念,甚至引领时代的价值取向。“新文科”概念的提出,对课程理念的先进性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以阳明文化优秀思想结晶作为抓手,是革新传统国学课程之课程理念的崭新思路。阳明文化的优秀思想结晶,一是“致良知”,其被王阳明视为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是阳明心学的核心论点。二是“知行合一”。国学经典教育的旨归,不仅在于培植学生的良知心性,增进个人道德修养,强化道德自律,更在于将这种德性之知付诸实践,引导学生“在事上磨练”,最终抵达澄明的道德生命境界。因此,将王阳明“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的思想精髓融入国学课程的课程理念之中,是对国学经典教育之本质的回归与体认。
经由课程理念的革新,国学课程的目标体系也将得以重塑。从总体目标来看,通过国学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系统掌握国学的基础知识,初步具备直接阅读国学原典的能力,领略“致良知”“知行合一”等阳明文化的优良理念,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增进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并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养成自觉运用纯正国学思想、自觉贯彻阳明文化优良理念的习惯,培养学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践行者、传承者与发扬者。
从分类目标来看:一是知识目标,旨在使学生系统掌握国学经典的相关基础知识,包括成书背景、思想主旨、历史地位、著者生平等,同时也了解与之相关的古代文史知识;熟读、背诵和理解四书五经等重要的国学经典;了解阳明文化的形成历史、内涵外延与意义价值;了解阳明文化与“四书五经”等重要国学经典的内在关联。二是能力目标,旨在培养和提高学生阅读古典文献原典的基本能力。借助注释和参考工具书,掌握第一手的国学原典;鼓励学生充分理解、灵活引用国学经典中的观念、语句,增进语文表达能力,提高写作水平;在现实生活中自觉践行、弘扬与传承阳明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学习、工作和待人接物的能力。三是素质/思政目标,旨在通过学习阳明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豪感和责任感;认识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激发当代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培养学生从国学经典中提炼思想精华,为修身养性提供有益帮助;向古圣先贤学习,培养高尚健康的人文情怀,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发掘资质较好的国学传承者,树立文化担当意识与对外传播意识;树立“知行合一”的实践观,将国学经典中蕴含的优良思想理念真正贯彻落实到日常的学习与生活中。
二、内容创新:以阳明文化重塑与激活国学课程的教学设计
所谓课程内容创新,指经由寻绎阳明文化与现行国学课程内容的具体融合点,将阳明文化实质性地融入各章节的教学设计之中。现行国学课程的课程内容主要以四书五经等经部经典为核心,兼及子、史、集等部经典。王阳明是罕见的实现立德、立言、立功的“真三不朽”的人物,其德行、学问、事功固然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然亦是从以往国学经典中汲取精神养分的结果。从现行资料来看,王阳明对主要国学经典都发表过重要见解,这为阳明文化全面融入国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提供了抓手。然而,尽管王阳明的见解构成了诸如《大学》《孟子》等经典之阐释史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但现行的国学教学仍主要以古代官方哲学即程朱理学的阐释为准。职是,透过王阳明的视角回看国学经典的阐释史,有助于使学生形成更为完整和通变的经典观,激发问题意识,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同时亦可增加教学的趣味性。以下以《周易》等经典为例,探讨阳明文化实质性融入国学课程教学设计的具体路径。
(一)阳明文化融入《周易》的教学设计
王阳明虽未留下专门的易学著作,但其心学思想及成圣之路深刻体现了《周易》的影响。在《周易》的教学中,可经由以下四条路径融入阳明文化。
其一,经由对王阳明历经“百死千难”最终实现“真三不朽”的人生经历的介绍,帮助学生真切领悟《周易》所提出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古人视《周易》为“忧患之书”,王阳明正是依靠《周易》的精神养分渡过了“百死千难”:从上疏获罪在狱中研读《周易》——效法“文王拘而演《周易》”,到贬谪龙场后辟“玩易窝”并作《玩易窝记》,在接踵而至的困境中,王阳明非但未消极气馁,反而积极调适、乐观面对,经由对《周易》等经典的潜心研读,终于促成了著名的“龙场悟道”,王阳明也实现了立德、立言、立功的“真三不朽”。在这一过程中,《周易》源源不断给予王阳明精神力量与启示,使其逐渐抵达自由澄明的生命境界。而王阳明的人生经历,也昭示出《周易·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至理。这一点也是课程思政元素的重要结合点。
其二,《周易》的教学重点在其义理层面,经由对阳明心学主要观点的讲解,帮助学生理解《周易》义理层面的核心内容——“易有三义”。郑玄《易赞》曰:“《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7]阳明心学的理论体系正是“易”之三义的体现。首先就“易简”而言,王阳明在成圣之路上悟得圣人之学的“至简至易”,而阳明心学之所以风靡天下,其要乃在于简易之法门。其次,就最重要的“变易”而言,王阳明用“易”来训释心学的核心概念“良知”,提出“良知即是易”[8]155,亦即良知之“用”总是发见流行于变化的具体情境中。最后,就“不易”即宇宙中恒常不变的本源常道而言,阳明认为“不易”者乃是“心”,前此陆象山已形成“心即理”的基本命题,王阳明的新发明则是提出“良知即天理”的论断。经由上述融合,使得抽象的易理教学变得鲜活生动。
其三,经由对影响王阳明人生抉择的“明夷卦”的讲解,增进《周易》术数层面教学的趣味性。《周易》的术数层面——对于六十四卦的解读是教学的难点。王阳明精通易理,其对卦象的诠释是《周易》教学中可资借鉴的重要资源。如钱德洪辑录王阳明《五经臆说》残文十三条,其中有五条论及《易》,涉及对咸、恒、遁、晋等卦的臆解。不过最有教学价值的例证是:王阳明在赴龙场贬所前卜得“明夷卦”,卦辞为“利艰贞”,根据卦德,尤重人伦的王阳明作出了远赴贬所的决定,为的是不祸及家人,同时也是看到了明夷卦所示意的在忍辱负重、退藏修养后终于得吉的指引。此事还衍为一段传奇故事,通过引入传奇故事的讲解并配合相关影视作品,可帮助学生更为具体地理解《周易》的术数层面等教学难点。
其四,经由对余姚秘图山王氏家族学易的家学传统的讲解,帮助学生更具体地了解《周易》的传承过程。王阳明的六世祖王纲在元末奉母避兵五泄山,终南隐士赵缘督夜来投宿,授以《周易》筮法。四世祖王与准曾从四明赵先生学《易》,并继承了祖父从终南隐士得来的筮术,尝著《易微》数千言,为人筮,无不奇中,后蓍得《大有》之《震》,语其子王杰曰其后吾家衰极当复。阳明曾祖王杰十四岁时已通晓《周易》等经书。宣德中,以明经贡南京太学,著有《易说》。阳明祖父王伦、父亲王华亦继承家学,精通《礼》《易》之学。在家学传统的浸润下,王阳明自然对《周易》有着深刻理解。
此外,在讲解研习《周易》的方法时,王阳明《玩易窝记》第一段记述的正是其学易的具体过程。经由阳明文化与《周易》主要知识点的具体融合,使得相对艰深的《周易》在教学上能够分星劈两、深入浅出,同时增加了教学的趣味性。
(二)阳明文化融入《论语》的教学设计
阳明文化与《论语》的融合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守仁”之名与孔子的“仁”学。王阳明幼时有从“云”改名“守仁”的传奇轶事,“守仁”之名即源自《论语·卫灵公》的“知及之,仁能守之”,可由此引出对《论语》核心思想“仁”的讲解,进一步则可谈及孔子“仁”学与阳明“良知”说的内在一致性。
其二,《论语》对《传习录》命名、编纂、体例的影响。首先,从书名来看,心学经典《传习录》的书名径取自《论语·学而篇》的“传不习乎”,由此可引出对“传不习乎”特别是“习”字训诂分歧的讨论。其次,从编纂成书过程来看,《传习录》与《论语》一样皆为圣人弟子所编,起因是忧虑师道失传,故备录师语,相与考正,庶几无负师教。最后,从体例来看,《传习录》与《论语》皆主要是语录体,《论语》之“论”为编纂之意,“语”即与人应答,“论语”即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的语录,语录体在宋明儒家思想的传习中较为流行,对于心学的传播更起到重要作用。如此,可为《论语》的书名含义、成书过程、语录体等重要知识点的讲解提供新思路。
其三,孔子思想与阳明心学的关联。首先,“知行”关系是中国哲学的一大母题,孔子和王阳明分别是这条脉络上的关键点,《论语》已萌蘖出知行统一的倾向,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有导源的意义。其次,阳明的“良知”概念虽直承《孟子》而来,然究其本源实可溯及孔子,阳明既用《论语·子罕》篇的话语佐证“知”即“良知”,又以“良知”解释《论语》的“义”,认为“义即是良知”[8]126。最后,孔子的关怀寄寓于现实的社会人生,具有强烈的此岸性,而对死后的鬼神世界避而不谈。王阳明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生死观,在《传习录》相关篇章中表达出人毋须执着生死的观点,认为人应不违天理良知,而应以自我道德修养与践履为首要关怀,此处可作为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入点。
其四,侍坐与立志。《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是《论语》教学的重点篇目,《传习录》中有一则《何廷仁、黄正之、李侯璧、汝中、德洪侍坐》的篇目,两篇的主旨皆在于谈论立志的问题。通过两篇的对读,进一步引出儒家对“圣人之志”的言说传统,同时这一例证也鲜明体现了立德树人的课程思政元素。
(三)阳明文化融入《孟子》的教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