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乡村教育振兴的价值逻辑与政策创新

摘 要：

乡村教育是面向全体村民的支撑乡村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公共事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担负着培养“现代化的人”的时代使命。乡村教育规模自然萎缩、育人质量偏低等现实状态与其时代使命不相匹配，究其成因，除受“城乡二元对立”价值观、城镇化发展形势影响之外，原有制度性障碍也不容忽视。近年来我国乡村教育政策呈现出坚持系统性思维、以公平为主补齐短板、外援式与内生式发展相结合的价值逻辑，原有制度性障碍得以逐步破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以乡村教育振兴拉动乡村振兴，进一步加大制度创新力度，构建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政策框架。其着力点包括：以树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为价值基点，以乡村教育“在地化”发展为特点，以师资城乡一体化建设机制为支撑点，以教育数字技术应用为增长点。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教育振兴；乡村振兴；教育政策

中图分类号：G4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4）04-0026-11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4.04.003

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的[1]，并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与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一同被称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实施的七大战略。《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明确了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基础性、全局性和先导性地位。乡村教育振兴有利于办好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促进乡村振兴的整体发展，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2]。

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观背景下，乡村教育振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关注乡村教育振兴的内涵和本质。乡村教育振兴的本质主要就是乡村教育现代化，通过促进乡村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全面构建现代化乡村教育制度体系，实现乡村学生全面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3]。二是研究乡村教育的价值和作用。乡村教育振兴要遵循“为农而教”的价值立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承诺、传承创新乡土文化的价值情怀和建成现代化强国的价值担当[4]。三是关注乡村教育的现实困境。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教育越来越边缘化[5]。例如：师资力量的缺乏，学生生源的流失和城乡分布不均衡，人才资源短缺，乡土文化传承困难，等等[6]。乡村教育面临着“城本”与“农本”的价值困惑，遭遇“外援”或“内生”的路径问题等[7]。四是研究乡村教育振兴的实践路径。学者们主要从制度、实践、技术、治理等维度，探讨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与全面振兴的可行路径[8]。

乡村教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出现过“城乡二元结构”，受到城镇化的影响。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形势下，如何正确定位乡村教育振兴的价值导向，如何构建乡村教育现代化样态？本文结合乡村教育发展实际与历史由来，从政策层面探讨历史上“城乡教育非均衡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以及当今乡村教育振兴的政策逻辑与价值取向，厘清乡村教育振兴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作为；探讨乡村教育振兴的制度创新，设计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可实现政策框架。

一、理论之思：中国式现代化战略下乡村教育振兴的定位与理想样态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9]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言简意赅地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负重前行的奋进历程，以巨大的人口规模为基础，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组织核心，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为社会发展手段，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以走和平发展道路为基本原则。

（二）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内容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旨在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现代化发展道路[10]。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指出：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就是要建成教育强国、人才强国，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9]。可见，教育强国、人才强国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框架下，教育现代化既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所达到的一种新的教育形态[11]，又是一种与教育形态的变迁相伴的教育现代性不断增长的历史过程[12]。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走出一条与世界教育先进水平接轨的现代化道路，具有以下内涵与特征：一是必须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二是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巩固教育在全局发展中的优先地位。三是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强调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四是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追求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支撑下，培养高水平人才，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13]。五是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14]，运用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的办学模式。六是教育软硬件条件、观念、制度、育人方式、技术等多要素全面协调发展，即在教育观念建设与教育技术建设相协调中实现教育现代化[15]。

（三）乡村教育振兴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重点，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乡村教育的现代化，就不会有全国教育的现代化[16]。从地域类型概念的角度而言，乡村教育属于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特定区域教育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乡村，是指城市建成区以外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和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地域综合体，包括乡镇和村庄等。”[17]这一解释表明乡村是与城市相对应的区位概念，乡村教育则是指这一类区位内的教育事业发展及教育制度运转。

乡村教育从教育发展现状来看，处于教育现代化的最后一公里，特别是在教育理念、师资、育人质量等方面仍未达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要求，属于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重点工作对象。在乡村教育振兴过程中，乡村教育工作结构复杂，包含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发展，纵向上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横向上包括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特殊教育，并面临师资问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帮扶等普遍性问题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乡村文化传统等特殊问题，需要解决一系列历史欠账问题及错综复杂的新问题。新老问题叠加亟须持续破除深层次的教育体制机制障碍，提升了乡村教育振兴的难度，加大了对教育政策调配的依赖。

从功能上看，乡村教育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基础性、先导性作用。乡村教育振兴是一个综合性的命题，并非狭义的面向青少年的乡村学校教育，也并不局限于教育事业发展本身。在对象上面向全体村民，在工作内容上成为支撑乡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福祉建设、政治建设的基础性公共事业。“教育兴则人才兴，人才兴则乡村兴”，这意味着乡村教育振兴以人才培养为核心，教育通过输送多类型人才服务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教育具有独特性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教育是城乡等值下的教育一体化发展。“离农”与“为农”均不适合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对乡村教育价值的定位。乡村并不是欠发达、帮扶对象的代名词，而是蕴含着深厚文化底蕴、丰富乡土文化的资源库。乡村教育不应是对城市生活的模仿与再造，而是扎根乡土文化，在乡村教育振兴的影响下，学生能够在家园文化的潜移默化下，形成自身的精神底气[18]。因此，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进程下的乡村教育振兴大力改善乡村教育办学条件仅是前提，关键在于冲破传统的“城市优越论”等城乡不对等的价值理念，打破城乡教育差异的制度性障碍，转向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以乡村教育促进人才培养，以乡村教育拉动乡村振兴。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教育振兴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为使命。人的问题是乡村教育振兴中最为本质的问题，乡村教育振兴应该体现“乡”对于“民”的意义[19]。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20]。乡村教育振兴需要青少年学生在乡村教育氛围的熏陶下，摒弃传统的“亲城离农”价值观念[21]，坚定乡土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具备现代文明理念与现代科学思维。

二、现实之困：乡村教育现实发展状况与时代使命之间存在张力

回望历史，城乡发展具有非对称性，乡村教育处于薄弱状态是不容回避的现实。此外，近现代城镇化进程逐渐加快，乡村教育面临学龄人口向城市流动而自然减员的现实情况，出现办学分散、生源质量偏低等问题，而且乡村教育和乡村社会之间未能形成良性循环发展[22]，极大阻碍了乡村教育质量提升。一言以蔽之，乡村教育相对薄弱的发展现状与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担负的时代使命极不匹配。

（一）乡村教育处于相对薄弱状态

第一，乡村教育规模自然萎缩，难以支撑通过乡村教育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构想。2001年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加速，我国义务教育城镇化率不断上升。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使乡村教育的规模萎缩，乡村学生进城读书、乡村学校生源减少是乡村教育面临的常态化问题，造成了乡村学校的空心化现象[23]，催生了“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出现了“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两类典型群体[24]。

第二，乡村教育质量偏低，难以承担高水平、多类型人才培养的重任。从硬件来看，城乡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差异仍普遍存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9]。乡村地区受制于历史原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经费投入均处于偏弱状态，教育基础设施相对短缺，教育资源配置有所欠缺。而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仍呈现出数字化的城乡“鸿沟”。比如：乡村学校的数字化学习终端配备率低，难以满足教学需求[25]；大部分乡村学校虽然开通了校校通、班班通，但教育数字化设备配置较为低端，这也影响了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从软件方面来看，乡村学校师资力量薄弱。强教必先强师，乡村教育的振兴需要建设优质的教师队伍，要把提升乡村地区师资力量作为乡村教育工作的重要基础性工作[26]。然而，乡村学校教师队伍数量不足成为常态。某课题组对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贵州、内蒙古、山西、湖南、江西、河南、山东、广东、黑龙江、吉林、重庆、江苏、四川、广西、浙江、安徽、河北等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70多个县市所属的700多所乡村学校及其课堂进行调研后发现：至少有一半县市教师缺编[27]。同时，乡村教师队伍存在结构失衡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学科结构不合理，如缺乏专业化程度较高的美术、音乐等小学科教师；教师队伍老龄化问题严重，相比于经济发达的城市，乡村缺少足够的吸引力，导致新进教师供给不足，优质师资短缺[28]，影响乡村教育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而随着“互联网+”教育的深入发展，乡村教师的数字素养难以支撑他们有效利用数字化资源开展教学，存在着由于素养鸿沟而出现城乡教育差异的风险。

（二）乡村教育相对薄弱的现状主要由制度性障碍所致

第一，“以县为主”管理体制压低了城乡均衡发展的责任重心，是城乡教育资源调配的基础模式，成为城乡教育差异形成的源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义务教育管理经历了“国家主导、分级管理”“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三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人民教育国家办”→“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城市教育政府办、乡村教育农民办”→“政府办教育”的转变。随之，乡村义务教育经历了“国家包干—乡村自筹—县级负责”的发展路径。乡村义务教育“以乡为主”，由乡、村自筹举办，这无疑成为城乡非均衡发展的制度诱因。乡村自筹经费办教育步履维艰，城乡义务教育发展差距逐渐拉大。同时，由于农民收入不高，乡村教育加重了农业人口家庭负担，由此出现了乡村学生因贫辍学现象。虽然2001年以后，我国义务教育管理制度进入“以县为主”阶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乡村义务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但是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乡村义务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由此，长期以来城镇义务教育资源数量及质量均优于乡村的现象，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优质教育资源进一步向城市聚集。乡村教育形成了“生源不足—学校减少—教师流失”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