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责任使命和路径选择

作者: 韩继伟

摘 要: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全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部署。服务社会是地方高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之后的又一主要功能,服务乡村振兴既是地方高校的天然使命,又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还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必然选择。因此,大力提升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积极建构扩容乡土人才、融入乡村产业、传承优秀文化、优化乡村治理等升级版的地方高校服务模式,成为当下各地方高校在坚守其价值立场的前提下所要担当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关键词:

乡村振兴;地方高校;社会责任;历史使命;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G4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4)04-0037-08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4.04.004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背景下培育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并全面推进乡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全面提质升级的新契机和新抓手。乡村振兴这一史无前例的重大使命和历史任务,既需要党的坚强领导和有力支撑,又需要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和强力融合。地方高校作为社会重要组成部分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通过乡村人才培养、乡村科技创新、乡村文化振兴和乡村有效治理等服务乡村振兴,既是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亦是其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一、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界定和理论阐释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背景下践行新经济思想的重要抓手,精准扶贫是铺垫,脱贫攻坚是基础,乡村振兴是升华,环环相扣,互补互进。可以说,乡村振兴是中国共产党在实施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之后的又一重大举措,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全民共同富裕进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具有长期性和全局性之特点,其最终目的就是解决农业增效、农村增绿和农民增收三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新时代背景下提出这一战略绝非偶然,与我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现实因素分不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百废待兴,鉴于西方国家对我国围追堵截的国际环境和人口多、底子薄、工业弱的国内困境,我国不得不走上“重工轻农”的发展轨道,形成了“城乡二元制”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结构,农业、农村和农民为我国工业化积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改革开放后,虽然我们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三农”问题始终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大短板。

在此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被提上议程。首先,从思想之维来看,“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思想。作为人民主体的农民既是乡村振兴的价值主体,又是乡村振兴的践行主体,还是乡村振兴的评价主体。乡村振兴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思想在“三农”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并以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作为前期的具体成果。党中央、国务院在乡村振兴相关文件中强调:“要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1]也就是说,该战略要求党和政府从思想、情感、行动等方面均要尊重和依靠广大农民。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2]。乡村振兴的实施效果到底如何,不是地方党委和政府说了算,而是人民群众说了算,广大农民在这一方面最具发言权,农民才是乡村治理的主体[3]。其次,从宗旨之维来看,乡村振兴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围绕“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4]的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根据该目标和宗旨可以看出:未来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个既包括物质文明(产业)、政治文明(组织),又囊括精神文明(文化)、生态文明(生态)和社会文明(人才)的全方位的乡村现代化蓝图。因此,只有各个因素相互作用,综合发力,乡村振兴方能由蓝图变为现实。再次,从方法之维来看,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共产党站在新时代发展的前沿,运用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和底线思维等世界观和方法论推进实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规划和总设想,既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从党和国家“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出发而作出的一项前瞻性决策,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大历史观视角看待“三农”问题的发展理念。此外,乡村振兴战略还通过“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5]观点体现其辩证思维。

乡村振兴战略被载入党章并被赋予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理论和方法指导,是在具有五千年农耕文明的中国大地上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一项前所未有的治理工程,它既继承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关系的思想论述,又丰富和完善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的理论阐释,同时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乡村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模式。首先,乡村振兴战略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6]的相关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曾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消灭城乡对立”这一观点进行了论证和阐释,乡村振兴战略则是新时代背景下对这一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弘扬。其次,乡村振兴战略发展和创新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城乡关系理论。“以农为本”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固有传统,“三农”问题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关注、重视和极力要解决的问题,乡村振兴战略的及时出台是新时代背景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因为该战略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核心主题——共同致富,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的理论主线——乡村党组织建设,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的建设主轴——中国式现代化[2]。再次,乡村振兴战略为世界各国解决乡村问题提供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一般经历从工业化至城镇化再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国的国情与西方截然不同,一味复制西方的做法会造成“经济断崖式回落”[7]的悲剧,而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为特色的乡村振兴战略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而且为世界各国的共同富裕提供了方案和样本。

二、地方高校社会服务职能述评

一般情况下,大学有三大职能:本体职能、附属职能和派生职能。其中,人才培养为本体职能,科学研究为附属职能,社会服务为派生职能。目前学界认为:人才培养职能始于西欧中世纪大学的诞生,科学研究职能始于德国洪堡大学确立的“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原则,社会服务职能始于美国历史上的赠地学院运动和威斯康星大学模式[8]。人才培养是本体职能、第一职能,科学研究是附属职能、第二职能,服务社会是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所拓展的派生职能,是第三职能,第三职能的实施会对前两个职能施加积极影响。由此,大学与社会之间开始建立起密切的关系,服务社会成为高校的第三职能。这三项社会职能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

一方面,高校三大职能相互促进。首先,大学在发挥第三职能影响的同时,除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之外,还会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反哺”第一职能和第二职能。其次,社会服务打开了高校的大门,能更好地帮助高校了解社会的真实需求,从而及时调整专业,优化学科,进而使高校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更具针对性。

另一方面,高校三大职能相互制约。过分强调和强化某一职能,势必影响和弱化其他职能的发挥。就当下中国高校特别是地方高校来说,长期以来高度重视第一、第二职能,对第三职能认识不足、关注不够、投入不多。因此,社会服务不到位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有的甚至造成校地关系不睦的局面。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时代背景下,大学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中心,特别是对于以培养应用型人才、发展地方应用学科为主要任务的地方大学来说,大力推进和积极实施社会服务职能任重道远,而引领社会发展则是高校特别是地方高校实施社会服务职能的应有之义和使命所在。

从历史视角看,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之所以没有像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两项职能那样得到普遍认可和广泛重视,主要是与自中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所坚守的传统大学价值观有关。人们认为大学是传递深奥知识、探究高深学问、追求高尚真理的场所,是人们心目中的精神殿堂和道德堡垒,是一座摆脱外界羁绊、放弃自身利益、进行知识探究的象牙塔。人们担忧一旦大学走出象牙塔,与社会有染,实施所谓的社会服务,就会导致“学术的贬值”,进而沦为社会经济的“赚钱工具”,知识分子就会沦为“政府和企业大亨两者的仆人。”[9]

从现实的视角看,随着经济社会及高校自身的快速发展,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并非背离大学的本质,而是高校践行“威斯康星思想”的特好例证,是在适应中超越,在服务中引领。高校不仅将人类历史上的间接经验简单地传授给下一代,而是通过传授原先的间接经验改造现存的世界和自我,使世界更美好,人民更幸福,进而使高校成为引领社会的“变革者”和“发动者”。一般情况下,高校对社会的引领主要分为文化引领和创新引领,其中文化引领又分为思想引领和道德引领。从大学的发展史来看,自从西欧中世纪产生大学以来,更重要的是通过思想引领来促进社会进步。当代大学经过岁月的洗礼、历史的积淀和文化的积累,逐渐形成了具有“开放、平等、自由”的学术氛围和“科学、民主、创新”的大学精神,具备了引领社会实现思想解放、观念升华和意识创新的能力。“大学之所以为大学,最根本的就在于它是一个阐扬创新思想、研究高深学问、传播先进文化并以之育人、养人的地方。”[10]高校的道德引领包含大学的人道、理性和正义,大学以立足于生命立场而体现其人道性,以科学精神体现其理性,以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而体现其正义性。高校的极度专业化蕴含着非同一般的道德色彩,“当社会趋于功利时,大学倡导高尚精神;当社会趋于平庸时,大学追求卓越文化;当社会流于空谈时,大学鼓励求实创新;当社会失去规范时,大学重建民主意识;当社会失去公正时,大学力求匡扶正义。”[11]

高校的创新引领主要是科技创新引领。高校堪称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孵化器和辐射源,它所拥有的各级各类高级专业人员,不仅是本学科前沿的耕耘者,更是贯彻落实新时代背景下国家科技工作的带头人。他们瞄准国际科技发展前沿,整合学科资源,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此外,高校的创新引领还表现为培养创新人才。高校培养的人才不仅是社会的服务者,更是社会的引领者;不仅是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技术的发明者,更是创新社会进步的开拓者。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引导下,他们使用创新思维,掌握创新工具,熟悉创新程序,提升创新能力。

三、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责任使命

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既是其自身的天然使命,又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还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必然选择。

(一)服务乡村振兴是地方高校的天然使命

自中世纪至今演化千年之久的当代大学一开始就具有社会性。西欧中世纪大学最初以“行会”这一社会性组织出现在人们面前,是学术团体适应社会的组织选择[12]。大学的社会性主要体现在对传教士、律师、医生等专业性人才的培养上。可以说,最初诞生的大学就被打上了社会性的烙印。在中世纪较长一段时间内,大学背离其社会性,陷入了以服务上帝为宗旨的教会哲学的怪圈,导致“大学之死”[13]的结局,从反面阐释了大学的社会性。

实际上,高校就是一个服务社会的天然组织,不能简单地认为高校职能的拓展是对其“知识功能的遮蔽”[14],而应该是高校知识应用的彰显。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很多人对当代高校的认识依然停留在“道本术末”这一价值观的层面上,他们固执地认为:高校是研究高深学问之处,进农村、下基层、搞农业与大学的神圣地位格格不入,是对高校知识殿堂的亵渎。事实上,服务社会对高校特别是对地方高校来说是维系其存在并体现其自身价值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基础,是关系地方高校存在合法性的大问题。当下地方高校必须据此来调适其职能体系、组织架构和社会角色,建构新的意义,彰显新的立场,体现新的价值。地方高校服务社会的职能离不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两大职能,人才培养职能本身就是服务社会的最突出体现。同时,地方高校服务社会这一独特价值是以其学术创造功能为基础的。

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地方高校施展其服务社会职能的最佳平台和最好机遇,这与地方高校具有的比较优势分不开。首先,从战略区位和地理位置看,地方高校一般位居一个省份的地市区域,毗邻广大农村,对广大农民的现实困境和真实诉求了解较透,在与地方政府开展咨询合作、提供技术支持以及实施专题活动等方面较为便利。其次,从地方高校办学定位看,地方高校一般根植地方、面向地方,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这样,地方高校的办校初衷就天然地与乡村振兴战略不谋而合。再次,从地方高校的校友资源看,地方高校长期为本地经济社会发展输送大批高素质人才,较多优秀毕业生担任当地基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领导职务,这为乡村振兴战略顺利推行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最后,从地方高校近年来办学的发展方向看,各地高校突破原先的单一办学理念、思路和模式,由原先的单一学科(如师范类)高校发展为兼备文、理、农、医、经、管等多学科的综合类地方高校,教学设备和师资力量等软硬件得到跨越式发展,完全具备了多学科、多领域交叉研究进而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总之,地方高校不管从其功能特性还是从其具有的天然优势来看,助力乡村振兴是其不可推脱的责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