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现实困惑及优化路径

摘 要：

乡村振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战略和新时代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总抓手。从农村职业教育自身独特属性、多样性功能以及服务脱贫攻坚效能层面上审视，农村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蕴含着应然性、必然性和实然性逻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但是，当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为农”角色偏离，同质化人才供给与乡村振兴异质化人才需求相矛盾，发展保障机制缺失……诸多问题使得农村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量能难以充分发挥。为此，农村职业教育要积极探寻改革发展行动路径：明确发展定位，坚守“为农”价值取向，引领农村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立足“三农”发展需求，有效推进农村职业教育供给与乡村振兴需求衔接；改善物质“硬”环境，优化制度“软”环境，破解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瓶颈，增强其赋能乡村振兴的能力。

关键词：

农村职业教育；乡村振兴；内在逻辑；现实困惑；优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4）04-0066-10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4.04.007

乡村振兴是党在新时代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总抓手，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性、全局性任务的重大战略。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国家有关乡村振兴的政策文件便与农村职业教育相伴而生、并肩而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强调要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全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培养新一代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优化农业从业者结构。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支持新型职业农民通过弹性学制参加中高等农业职业教育。”［1］《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要求：“加强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组织开展农业技能培训、返乡创业就业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培养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创新创业带头人。”［2］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农村职业教育“被认为是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社会力量”［3］和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然而，农村职业教育为何能赋能乡村振兴，职业教育在未来乡村振兴进程中何为？为回应时代之问，必须进一步厘清农村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现实困惑与优化路径。

一、农村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

从哲学视角审视，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以及其相互之间联系的背后都隐含着深层次的内在逻辑与机理。农村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是指农村职业教育助推或服务乡村振兴的理由与原因。农村职业教育为何能为乡村振兴赋能助力，只有通过审视农村职业教育的属性、功能与社会服务效能才能回答这一时代之问。

（一）应然逻辑：农村职业教育的独特属性可满足乡村振兴异质型人才培养诉求

农村职业教育作为一种重要教育类型，具有开放性、实用性、灵活性、地缘性等独特属性，理应在乡村振兴中彰显巨大功能与价值。

一方面，与普通教育相比较，农村职业教育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实用性和灵活性。一是就教育对象而言，农村职业教育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基础教育是将适龄人口作为教育对象，如基础教育的培养对象主要是6—18岁心智尚未成熟、行为能力不强的青少年。普通高等教育主要以18岁及以上、身心发展趋于成熟的青年作为主要教育对象。而农村职业教育吸收教育对象的口径大，既可以纵跨不同年龄阶段、打破学历限制，也可以横越职业行业壁垒，满足农民作为乡村振兴参与主体构成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需求，最大限度地包容农民知识水平的差异性。二是就教育内容而言，农村职业教育具有较强的实用性。普通教育以培养知识型、学术型人才为目标，强调学科知识和理论知识的学习，具有鲜明的教育性、学术性、人文性特征。农村职业教育则以培养扎根农村、服务农业，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加工与管理人才为目的，教育内容的职业性和实用性更加凸显［4］，对受教育者科学文化与理论知识的学习要求不高，以实用、中用为原则，注重对受教育者实际操作技能和实用技术能力的教育。农村职业教育的教育内容与满足乡村振兴需要、培养扎根农业、获得能长期服务农业的技术技能人才的要求高度契合。三是就教学方式而言，农村职业教育具有独特的灵活性。既可以规范的学校教育形式进行，也可以各种长训班、短训班的培训形式进行；教学场所选择的自由度大，可以在学校教室、家庭庭院，也可以在田间地头；教学时间机动灵活，既可以是正常工作日，也可由学员自由选择时间。培养方式的灵活性与多样性优势，可以打破对教学场域与时间的限制，为农村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提供更大的便利。

另一方面，与其他职业教育相比，农村职业教育具有鲜明的农村地缘性。农村职业教育“生长”在农村，面向农民、服务农业、扎根农村。一是农村职业教育“生”在农村。它为农村兴、农业旺、农民富而“生”，与农村、农业、农民天然地结下深厚情缘，更能增强农村职业教育的亲和力和农民接受农村职业教育的主动性，农民从情感上更愿意就地就近接受农村职业教育。二是农村职业教育“长”在农村。它与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交织融合，对“三农”的变化、发展与诉求感知最为敏捷与直接，农民可以通过农村职业教育实现与外部社会信息的实时交流与互通，实现信息时空无缝对接，保持农民技术、技能、知识的与时俱进。这种信息交流的适时性有利于提升农村职业教育的实效性。

（二）必然逻辑：农村职业教育的多重性功能可助力乡村振兴价值旨归全面实现

乡村振兴是以实现农村、农业、农民现代化为价值旨归，最终达到农村美、农业强、农民富的目的。农村职业教育具有培养农业人才、创生乡村文化、转变农民观念、启迪农民智慧等方面的多重功能，是破解目前农村不美、农业不强、农民不富难题的关键手段。因此，乡村社会向农村职业教育发出践行乡村振兴责任和实现自身价值的真情呼唤与殷切期待。

首先，农村职业教育可为乡村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满足农业现代化需求。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石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乡村多元经济、多种产业的相互渗透、交融共生。它既包括发展农村种植、养殖业农产品生产的第一产业，也包括进行农产品加工制造的第二产业，还包括农产品流通、销售、乡村旅游观光服务等第三产业。发展农业现代化是推动乡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关键和实现产业兴旺的根本途径。现代农业有别于传统农业，是集区域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服务、品牌体验等多功能，有绿色、立体、观光、订单、休闲等多种形式的技术密集型全产业链。因此，农业现代化需要科学技术的助力赋能。我国农村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人口“离农”问题，乡村“空心”化现象以及农村劳动力人口智识水平普遍偏低、技能技术型农业人才的大量短缺等成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现实梗阻。农村职业教育可以转化或孵化科学技术的创新成果，提升农业现代化发展所需人才的技术内生能力。这就需要通过职业教育培养出胜任现代农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与新型职业农民［5］，以推动农业现代化。

其次，农村职业教育可通过传承与创新乡村文化、重塑乡村生态来满足农村现代化需求。农村现代化是一个系统、综合概念，包括农村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生活服务、人居环境、乡村治理等全方位、多角度，既指乡村社会环境设施物质的现代化，又指乡村社会乡民精神的现代化。其中乡风文明、生态宜居是农村现代化的显著指标。从当前情况来看，摆脱绝对贫困后的乡村社会，无论是物质的现代化，还是精神的现代化水平与乡村振兴后的农村现代化要求仍有较大差距，需要砥砺前行、补齐短板。农村职业教育在厚植乡村文化和重塑乡村生态上可以大显身手：一是通过教学下乡，发挥“送文化”功能，对乡民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觉悟、道德观念、乡风文明教育，承载优秀乡村文化与美好乡村记忆传承、引导乡民价值观积极健康发展、防止其价值观错位与迷失的重任；二是进行专业化指导，发挥其“种文化”功能，协同政府、组织与团体引导乡民充分发挥内生动力，举办文化活动，融入现代特质文化元素；三是加强乡民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生态理念宣传，因势利导开展生态法治教育，增强乡民生态法规意识和责任感，引导乡民生产生活行为方式变革。

再次，农村职业教育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可以满足农民现代化需求。农民是乡村建设的关键主体和直接参与者，农民素质的高低与现代化程度事关乡村振兴的成败。传统农民已不能满足乡村振兴的要求，需要农村职业教育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受到社会尊重，享有较高社会地位的新型职业农民，实现“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华丽转身［6］167。一是实现从“身份”农民向“职业”农民的现代化转变。通过农村职业教育宣传新思想、新观念，消减人们对传统农民“弱势群体”身份和卑微社会地位的偏见与歧视，增强农民作为一种职业的认同感、荣誉感和幸福感，实现对农民身份认同到职业认同的现代化转变。二是实现农民主体意识现代化转变。脱贫攻坚促使贫困农民摆脱了物质、经济上的贫困，但仍有许多农民未真正在思想意识、精神观念上脱贫。农村职业教育可以消除农民“等、拿、靠、要、懒”思想，克服自我满足和对政策、政府及他人的依赖心理，增强农民自强、自立意识，激发农民的内生发展动力。三是实现农民智识技能现代化转变。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农业生产对农民的专业化、技术化、信息化程度要求的提高必然会倒逼农民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规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在从事农业产业过程中成为能最大限度地获取报酬，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人。通过农村职业教育，农民可以学习并懂得市场经济规律，了解市场需求，攻破技术障碍，成为技术自由人和经济理性人。

（三）实然逻辑：农村职业教育赋能脱贫攻坚的实践已为乡村振兴夯实经略基础

“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村、农业、农民最接近，直接服务‘三农’，更能满足农村社会发展需要，帮助农民脱贫致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6］135。在脱贫攻坚中，农村职业教育发挥了关键作用，取得了显著成效：助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提供智力支持和技术保障，帮助贫困群众“拔穷根”，增强了农民脱贫内生发展力，助力农民“真脱贫”“脱真贫”。“十三五”期间，我国职业教育每年培养了1 000万左右的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其中70%以上来自农村［7］，成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摆脱贫困的最快捷、最有效的方式。贵州省黔西南州在脱贫攻坚中全面实施教育立州战略，秉持“脱贫攻坚、职教先行”的工作思路，2019年举办脱贫攻坚“教育+人社+行业”培训221期，培训学员16 491人次［8］。黔西南州按照精准培训、精准就业的要求，实现了“职教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的目标，为如期脱贫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21年7月，我国向世界庄严宣告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国实现了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9］。脱贫攻坚虽然消灭了农村的绝对贫困，但随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及贫困评价标准的变化，我国农村贫困问题将由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并将长期存在。因此，乡村振兴就是要在消除绝对贫困的基础上消减全国农村的相对贫困，缩小贫困差距的“再扶贫”，是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与深化。因此，二者彼此联系，密不可分，在工作机制、措施原则上必须有效衔接。脱贫攻坚实施的“五个一批”工程中通过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脱贫的做法和取得的成功经验及所展现的巨大效能，为农村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夯实了逻辑基础、提供了实践经验，可在乡村振兴中借鉴运用并持续发力赋能。

二、农村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现实困惑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明确了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要把加快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开发农村人力资本放在首位的总基调，强调农村职业教育在培养人才、赋能乡村振兴、实现“三农”现代化中大有作为。但是，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致力于满足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化社会转型的需要，农村职业教育在促进农村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角色缺位与错位，价值取向偏离与迷失，保障缺失等痼疾，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相背离，滞阻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推进。

（一）农村职业教育“为农”角色的偏离与迷失

农村职业教育是为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技术、管理和服务等一线专门人才的一种职业教育类型。它与农村、农业、农民的联系最为紧密、关系最为密切，为提升农民文化素质和科技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人才资源保障，为农村社会服务的功能最强大、贡献最直接。因此，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定位与价值取向理应立足农村、面向农民、服务农业。然而，受传统观念、功利主义等影响，当下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实践徒有“为农”之名，却不副“为农”之实，其自身发展目标的定位及外部发展环境的支持都背离了“为农”之本。

其一，农村职业教育自身“为农”角色意识与乡村振兴要求相背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分化程度低，经济结构单一，第二、三产业不发达，第一产业（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农村职业教育适时地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转化为自身发展目标，为当时农村建设发展培养了大量的农村农业实用人才，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实现了“为农”的本体价值。但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速，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方向迷失。一是农村职业教育“普教化”现象明显，教学内容和模式以普通教育为坐标，把对口升学作为其办学目的，把农村职业教育办成“升学教育”或“文化补习教育”。有统计表明：超过90%的农村职业教育资源用于支持学历教育［10］。二是把提升学生进城务工、进厂就业的技术技能和帮助学生“跳农门”作为服务宗旨。三是把拓展“去农”专业，削减“涉农”专业作为导向，谋求自身发展。很显然，这种“轻农、远农、去农”的发展理念和方式使得农村职业教育特色不鲜明，丧失农民群众的信赖，缺少地方政府支持。可以想象，如果农村职业教育继续延续惯性发展思维方式，则很难在乡村振兴中为农村、农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