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情绪管理能力的关系：同伴交往能力的中介作用

摘 要：

随着家庭教育相关理论的日臻完善，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情绪管理的关系研究逐渐增多，提高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成为研究热点。本研究以500名3—6岁儿童为研究对象，以莫里斯幼儿适应三重模型为参照，采用父母教养方式量表、幼儿同伴交往量表和儿童情绪管理量表为研究工具，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考察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情绪管理能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儿童的同伴交往能力在其间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儿童同伴交往能力均与儿童情绪管理能力显著相关，三者具有交互预测作用；中介效应模型表明儿童同伴交往能力在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情绪管理能力的影响中存在中介作用，民主性教养可以通过影响儿童同伴交往能力，间接推动其情绪管理能力的积极生长；专制性教养、溺爱性教养和放任性教养可以间接抑制儿童同伴交往能力，阻碍其情绪管理能力的提高。为提升和稳定儿童管理自身情绪的能力，父母应加强对不同教养方式的认知以及重视对儿童同伴交往能力的培养，并将这一教育理念体现在家庭教育实践之中，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关键词：

父母教养方式；同伴交往；儿童情绪管理；中介作用；莫里斯幼儿适应三重模型

中图分类号：G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4）04-0076-11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4.04.008

一、问题提出

情绪是人们根据所发生的客观事件的体验感所做出的主观态度表达及主观行为反应。儿童情绪管理能力（Emotional Management）是指幼儿在成长过程中体察他人情感、识别并理解他人情绪的基础上，习得正确表达和传递自我感受，同时能够根据场景互动的需要而调整自我情绪以有利于人际关系建立的一种能力［1］。简单来说，儿童情绪管理是儿童通过观察、试探、感知去理解他人的表情和反应以调节、管理、改变及表达出自己的情绪，最终获得各种自身需要的一种技能。在人的发展过程中，情绪成长和情绪管理是每一个儿童必备的经历和能力，即使情绪包括成功的快乐、失败的愤怒、挫折激发的焦虑，但都是打开了解孩子的情绪和情感发展的窗户［2］。儿童管理自己强烈的情绪，并以建设性的方式表达它们，从而调节自己的行为，建立和维护关系［3］。这些都成为儿童情绪问题、心理成长及其父母教养等相关研究的关键。儿童情绪管理的测量可以通过具体情绪维度评析，早期戈尔曼（Goleman）将儿童情绪管理能力分为情绪的理解表达、运用及调控［4］——即本研究中情绪管理三维度（情绪知觉能力、情绪运用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以便深入了解儿童的情绪图示与情绪转变，分析其情绪管理的强弱，这与沙洛维（Salovey）提出的元情绪三维结构模型［5］完全一致。

刘易斯（Lewis）认为个体表达何种情绪及如何感受他人情绪状态是影响个体社会化程度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而这种情绪体验、情绪传递和情绪感染又因个体的家庭背景和文化生态而表现出差异［6］。研究发现：父母的方式和态度、社交行为和实践等作为与家庭相关的动态因素，对儿童情绪管理和情绪技能的影响起始并奠基于幼儿期，链接着个体青春期和成人期的情绪稳定性和相关行为表达［7］。然而，很少有学者研究儿童早期阶段情绪管理能力与父母教养方式之间的相关关系，国内外研究对象多为大学生和青少年。此外，儿童情绪管理能力的已有研究多聚焦于父母冲突、家庭经济地位、亲子亲合等方面，对其他影响因素和相互间作用机制的探讨相对薄弱。因此，从发展理论的角度来看，抓住3—6岁幼儿情绪发展能力的特殊时态，在幼儿时期关注孩子情绪体验和情绪输出，有助于保障幼儿情绪管理能力的积极生长［8］；从实践理论的角度来看，善于管理自身的情绪是儿童进行同伴交往和社会适应的必备技能。学者卢玲指出：培养情感管理能力是家庭教育孩子以促进幼儿未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9］。本研究以家庭因素中的父母教养方式为切入点，以环境因素中的同伴交往为途径，探讨儿童情绪管理能力的内在影响机制和三者的关系状态。

父母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是在日常生活中以父母与子女的互动为基础，以亲子关系为前提，将父母教养的态度、观念、情感、言语等传达给子女，体现在教养行为后产生的体验与感受，最终形成的具有稳定性与差异性的某种状态或相处方式［10］。依据家庭系统理论，儿童在父母的日常教养方式下会无意识地感知、运用、流露情绪，耳濡目染地形成管理自身情绪的能力。此外，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家长为幼儿提供的家庭氛围与学习环境、家长在亲子相处过程中的教养态度与语言运用、家长对应急事件的应对方式以及家庭相处状态、家庭亲密程度等都在一点一滴、潜移默化地影响幼儿的人格、态度、情绪和行为［11］。因此，父母应敏感觉察早期儿童的情绪变化，及时疏导其消极情绪，多给予正向的情绪反馈以满足儿童的情绪需要和心理需求。不同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对父母教养方式的类型进行了阐释，例如溺爱性、民主性、放任性、专制性，这四种父母教养方式最为广泛。哈里斯（Harris）对儿童情绪管理能力的发展轨迹进行研究后指出：过分严厉、过分干预、过分惩罚、过分保护、过分拒绝和否认的教养态度下成长的儿童更易出现心理和行为问题，儿童在情绪事件信息的加工过程中会放大自我不足，并特别关注他人对自己的负面评价，导致儿童的情绪图示发展单一且消极［12］。这表明父母选择何种教养方式，对儿童情绪管理能力的好坏与其健全人格的培养影响重大、意义深远。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父母教养方式（民主性、溺爱性、专制性、放任性、不一致性）对儿童情绪管理能力具有直接影响效应。具体而言，积极教养方式（民主性）可以正向预测儿童的情绪管理能力，消极教养方式（专制性、溺爱性和放任性）会负向预测儿童的情绪管理能力。

儿童的情绪发展受到家庭、同伴、幼儿园及社区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在家庭中互动的情绪对象和情绪模式比较单一，儿童在集体场合下所释放的情绪或展现的管理情绪的能力更多是在与他人互动中形成的，同伴之间影响最甚。生态系统论认为：情境与个人特征之间存在持续的互动，在交往互动过程中，个人特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并显现，在一段时间后作为交互影响的结果出现［13］。若儿童的情绪需要不能从父母那里获得满足，同伴之间的情境性交往对儿童情绪管理便会起到弥补性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同时，米尔斯（Mills）的重要他人理论也指出：在个体特征变化和情绪形成阶段，同伴是儿童成长中的重要参与群体，同伴关系质量和个体社会化程度由儿童的同伴交往能力所决定。同伴交往能力（Peer Interaction）是个体在与他人的交往互动中感受、体验、探索，并找到群体归属感、发挥个体价值、合理调解人际关系的一种综合能力［14］。儿童同伴交往更关注幼儿与自己年龄相同或者相近、有相同兴趣的玩伴之间的陪伴和互动，由儿童的社交主动性、语言与非语言能力、社交障碍和亲社会行为四个维度组成，从不同方面综合性了解儿童的同伴交往状况。国外有研究发现：负向教养水平较高，儿童的同伴交往能力较差［15］。一项对6岁儿童的依恋方式与同伴关系的调查发现：安全型依恋较高的家庭中，孩子与父母的关系紧密而舒适，孩子更愿参与活动，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16］。国内学者邹泓指出：亲子关系会直接影响幼儿的交友意愿，儿童与父母的相处方式塑造了他们与同伴交往的态度［17］。儿童的同伴交往能力反映父母的教养方式，且决定儿童对自我情绪的管理和反思，因此，儿童同伴交往能力在父母教养方式对情绪管理能力的影响过程中发挥重要的间接效应。所以，本研究提出假设2：儿童同伴交往能力在父母教养方式和儿童情绪管理能力的影响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具体而言，民主性教养可以通过影响儿童同伴交往能力，间接推动其情绪管理能力的积极发展；专制性教养、溺爱性教养和放任性教养可以通过间接抑制儿童同伴交往能力，阻碍其情绪管理能力的提高。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选取3—6岁儿童为被试对象，考察其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情绪管理能力的相关关系，并进一步探讨同伴交往能力在其中的作用机制（见图1）。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2022年6—8月，选取济宁市Y县的两所公办幼儿园和三所民办幼儿园，面向3—6岁儿童家长发放线上问卷，共回收问卷各545份，将信息不全与填写时间较短的45份无效问卷剔除，最后得到有效问卷各500份，回收有效率为91.74%。在研究对象中，男童290名（占58%），女童210名（占42%）；3岁组150名（占30%），4—5岁组115名（占23%），6岁组235名（占47%）；小班155名（占31%），中班135名（占27%），大班210名（占42%）；非独生子女305名（占61%），平时多由父母抚养的440名（占88%）。

儿童抚养人的年龄分布较广泛，30岁以下150名（占30%），30—40岁组235名（占47%），41—50岁组55名（占11%），50岁以上60名（占12%）。就父亲文化程度来看，初中及以下的145名（占29%），高中/中专/职高的145名（占29%），大专的65名（占13%），大学本科的115名（占23%），硕士及以上的30名（占6%）；就母亲文化程度来看，初中及以下的190名（占38%），高中/中专/职高的90名（占18%），大专的105名（占21%），大学本科的95名（占19%），硕士及以上的20名（占4%）。在收集的调查问卷中，三四口之家的有365名（占73%），三世同堂的有120名（占24%）；家长陪伴儿童每天时间在5小时以上的310名（占62%）。

（二）研究工具

1.一般情况

本研究面向中国3—6岁儿童，采用自编问卷调查3—6岁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及家庭情况，包括儿童性别、年龄、班级、居住地、是否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平时的抚养者、父亲与母亲的文化程度和职业、每日陪伴孩子的时长等。

2.父母教养方式量表

采用杨丽珠和杨春卿于1998年编制的父母教养方式量表，共40题，内容包括了溺爱性、民主性、放任性、专制性和不一致性五个维度，并采用Likert式五级计分，在教养行为和态度中得分越高的维度，表明父母在日常教养儿童的过程中，更倾向于使用此类型的教养方式。因不一致性教养方式在中国现代化家庭教育中并不具有代表性，本文主要探讨前四种父母教养方式。本量表的同质性信度系数和分信度系数分别为0.711、0.852，重测信度为0.825［18］，本研究中量表总体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7。

3.幼儿同伴交往量表

采用张元于2002年编制的幼儿同伴交往量表。该量表共24题，内容包括了社交主动性、语言和非语言交往、社交障碍与亲社会行为四个维度。本量表采用Likert式四点反向计分，根据幼儿在同伴交往中的表现进行计分，具体为：完全不符合记1分，不太符合记2分，比较符合记3分，完全符合记4分［19］。在本研究中，量表总体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74。

4.儿童情绪管理量表

采用吴佳钰于2013年编制的儿童情绪管理能力调查问卷，共有30题，问卷内容包括三个维度，其中情绪知觉能力包括11个项目，情绪运用能力包括6个项目，情绪控制能力包括13个项目。根据幼儿的情绪感受、反应和表达进行评分，采用Likert五等级评定，极不符合记1分，不太符合记2分，基本符合记3分，比较符合记4分，完全符合记5分，其中第7、8、12—15、30项均采用反向记分处理，儿童情绪管理能力测量得分越高，证明该儿童的情绪管理能力越高，反之，儿童情绪管理能力测量得分越低，则表示其情绪管理能力越低［20］。本研究中量表总体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8。

（三）研究过程与数据处理

在征得儿童、幼儿园教师和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在幼儿园课后和周末期间，发放线上问卷。运用SPSS 28.0和Mplus8.3进行数据录入与处理，主要采用的技术方法包括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中介模型检验。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哈曼（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以检验问卷中各项目是否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效应。对每个条目进行因子分析后，共提取了6个特征根大于1的公共因子；其中第一个公共因子对总方差变异量的最大贡献值是29.21%，该数值远低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问卷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可继续深入研究。

（二）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本研究对父母教养方式、儿童情绪管理能力和儿童同伴交往能力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分析。表1呈现了皮尔森（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分析结果显示：溺爱性父母教养方式显著负向预测儿童情绪运用能力、情绪控制能力、语言与非语言能力和亲社会行为，显著正向预测儿童社交障碍；民主性父母教养方式显著正向预测儿童情绪管理能力和同伴交往能力；放任性父母教养方式显著负向预测儿童情绪管理能力、语言和非语言能力，显著正向预测儿童社交障碍；专制性父母教养方式显著正向预测儿童社交障碍、情绪知觉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显著负向预测儿童情绪运用能力。儿童社交主动性和亲社会行为显著正向预测其情绪运用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儿童社交障碍显著负向预测其情绪运用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

（三）父母教养方式、儿童同伴交往能力与情绪管理能力的回归分析

本研究以儿童情绪管理能力作为因变量进行逐步线性回归分析，第一层进入儿童性别和年龄作为控制变量，为模型1；第二层进入不同类型的父母教养方式，为模型2；第三层进入儿童的同伴交往能力，为模型3。结果如表2所示，在检验儿童情绪管理能力这一因变量时，在第二层中，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情绪管理具有显著相关性，具体表现为：积极父母教养方式（民主性）能够正向影响儿童的情绪管理能力，消极教养方式（专制性、溺爱性和放任性）对儿童的情绪管理能力具有负向作用。在第三层中，同伴交往能力与儿童情绪管理能力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在进入儿童同伴交往能力后，模型3中整个方程的解释力提高了2.7%，父母教养方式的值均略有下降，显著性降低。所以，基于以上数据可判断，同伴交往能力在父母教养方式和儿童情绪管理能力之间起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