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转用与族群认同关系：研究及其进展

摘 要：语言转用是否影响讲话者的族群认同？如果语言转用对讲话者的族群认同有影响，是族群认同消失了或者减弱了，还是族群认同发生了转变？这是语言与族群认同的关系研究长期关注的问题。客观主义观点认为，语言转用使讲话者对本族群的认同消失；主观主义观点认为，语言转用不影响讲话者的族群认同；动态建构观点认为，语言转用与族群认同的关系是变化的，语言转用对不同族群、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不同社会阶层的族群成员的影响不同。语言转用与族群认同的关系复杂，既不能把两者的关系简单地归结为语言转用决定族群认同，也不能把两者之间关系视为完全独立的。动态建构观点既避免了客观主义观点的偏颇，又弥补了主观主义观点的不足。影响语言转用与族群认同关系的因素有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包括国家的语言政策、族群间的相对地位、学校教育的语言媒介、语言环境、人口数量与地理因素等，主观因素包括个体的价值观、性别和年龄、跨文化敏感性等。未来应该加强对该问题的实验研究，增强共时性和继时性的比较研究，开展方言转用与族群认同的研究，以便得出更为确定的结论。

关键词：语言转用；族群认同；关系

中图分类号：B8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4）05-0066-13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4.05.007

目前，有两方面的因素使得语言转用与族群认同关系研究受到了广泛关注，出现了跨学科的探讨［1］。一方面，由于族群接触的便捷化，世界各地跨种族、跨民族的家庭不断增加，双语和多语现象越来越普遍，族群认同开始出现了一定变化；另一方面，族群认同的建构、丧失、形成、维持和发展，使得语言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2］。研究语言与族群认同的关系，不仅对于界定族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社会生活中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个体层面，语言维系着族群内部的社会交际，不和谐的语言关系容易造成家庭关系紧张［3］、代际交流障碍［4］，损害个体身心健康［5］；在群体层面，族群认同的发展和变化影响族群间的偏见、歧视和冲突［6］，维系着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7］。分析语言转用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

一、语言转用与族群认同的内涵

（一）语言转用

语言转用（Language Shift），又称为语言替代（Changement of Language），是一个族群或一个族群的部分人放弃使用本族群的语言转而使用另一族群语言的现象［8］。语言转用是语言发展演变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9］。据调查，现今世界上约有6 000多种语言，大约59%—90%的语言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转用。从来源上分析，当两种语言相互接触时，会带来语音、语法、句法、结构等变化，从而出现语言借用和语言混合的现象，当两种语言深度接触又不平衡时就会出现语言转用现象［10］。从进程上分析，语言转用的过程一般是先出现双语和多语现象，随后区分出优势语言和弱势语言，继而是优势语言占优势，弱势语言被替换掉［11］。Thomason提出了“三代移民语言模式”（Three-generational Immigrants Language Pattern），指出第一代移民主要说母语，第二代移民成为双语者，第三代移民主要说当地的主导语言［12］。Li调查了美国华人的语言转用，发现第一代移民的汉语使用率为100％，第二代移民的汉语使用率下降到88％，第三代移民的汉语使用率下降到50％左右［13］。可见，代际间的语言传承对于防止语言转用具有重要的影响。从语言转用的程度或范围来分析，可以分为整体转用（族群全体放弃了本族群的语言转用了另一族群的语言）、主体转用（族群的大部分人转用了另一族群的语言）和局部转用（族群中一部分人转用了另一族群的语言）。语言转用的程度与年龄结构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一般说来，整体转用涵盖了各个年龄阶段，局部转用更多地发生在儿童和青少年身上［14］。从语言转用的类型来划分，可以分为强制转用型（如殖民地的语言教育或民族灭绝）、自愿转用型（一般情况是转用后的语言更有功能性）［14］。语言转用有两方面的原因：客观原因与族群分布变迁、人口数量多寡、政治军事力量强弱、族群的国家权力不平等、两种语言的相对地位、经济文化水平高低、族群关系好坏、语言本身的特点等相关，主观原因与父母对本族群语言的态度、个体的价值观等相关［15］。

（二）族群认同

Phinney指出：族群认同是指个体如何理解所属族群以及对所属群体的依恋程度，是个体对本族群的态度、信念及对本族群身份的承认［16］。Umana-Taylor指出：族群认同是一个多维心理结构，包括族群成员对自身族群身份思考形成的对本族群和外族群的信念、态度、归属感、行为卷入以及对本族群的语言、文化、历史等的认同［17］。在心理学中，人们通常把族群认同归入社会认同范畴［18］。社会认同是指将自身归属于某一群体的过程［19］。从以往的界定看，族群认同涉及分辨我群和他群的认知过程，涉及个体的认知和情感［20］。由于族群认同的概念不统一，不同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对族群结构要素的定义也不同。但总的来说，族群认同是一个多维、复杂的心理结构，它既具有普遍成分（如族群归属感、族群态度），也具有特殊成分（如族群信念）。

二、语言转用与族群认同关系的理论

语言与族群认同之间关系的理论一直存在争议。大多数关于语言和族群认同关系的研究指出：语言是族群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语言是否是构成族群认同的必要成分？族群语言消失了或者族群发生了语言转用，是否就意味着族群认同消失？在不同社会条件下，语言转用与族群认同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对上述问题，有不同的回答。

（一）客观主义观点

客观主义观点认为：语言是维持族群身份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21］。语言与族群认同之间是一种客观关系，是一种根基性的情感联系。个体把族群语言的符号内化，从而形成了族群身份认同，并且产生了对所属族群的态度［22］。因此，族群认同等同于语言社群。当族群发生了语言转用时，族群成员对本族群文化的认同将不断弱化，对外来文化的认同将不断增强，传统文化会逐渐变迁，文化特征会逐渐被同化，继而族群成员将更认同所转用的语言代表的族群，失去了对本族群的认同。此外，在社会流动中，文化认同要通过语言来实现。无论是哪一社会阶层，如果想要取得相应的公民身份，必须通过语言测试，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社会融合都需要通过语言能力才能够实现［23］。客观主义观点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语言相对论和民族语言认同理论最具有代表性。

马克思指出：“就单个的人来说，很清楚，他只是作为某个人类共同体的天然成员，才把语言看作是自己的……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24］斯大林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25］既然语言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语言是构成民族的要素之一，如果语言发生了转用，从逻辑上讲，族群认同肯定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变化的方向自然是提高对所转用语言代表的族群的认同，降低对本族群的认同。

语言相对论主张：语言折射族群精神。洪堡特认为：不同语言的词汇、语法、语音、语调各有特点，这些特点关联着语言使用者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个体的成长发育伴随着以语言为内核的族群精神气质的长期潜移默化，使个体最终成为熟练使用本族群语言、具备本族群思维习惯、焕发出族群荣辱感的族群人。因此，语言作为言说的载体，却因为具有边界而为族群划定了界域。语言确立了族群边界，维持并且强化了族群意识［26］。Whorf提出的语言关联性假设主张：人对现实的感知受语言制约，不同语言代表了不同的社会现实，语言决定非语言的认知过程，而被决定的认知过程对不同语言而言是不同的［27］。张积家提出了新的语言关联性理论，认为语言塑造大脑，影响认知，构建民族。语言不仅影响记忆，还影响知觉，影响甚至决定思维［28］。从上述观点可以推论出：失去了本族群的语言，就等同于失去了族群身份的一个基本的和主要的决定因素，族群成员看待世界的方式将会不同。族群在发生了语言转用之后，原有的族群意识、族群情感会逐渐消失，个体最终会融入语言转用后的族群。随着族群的其他要素消失，族群认同也将随之消失［29］。语言相对论有一些实证研究证据支持。例如：良苏人是怒族的分支，约有三千人，母语为良苏话，属于藏缅语族彝语支。良苏人长期与傈僳族杂居，加上受外来强势文化影响、生产发展力水平低、良苏话的社会功能局限等原因，已经整体上发生了语言转用。发生语言转用后的良苏人对本族群文化的认同不断弱化，对外民族文化的认同不断增强，良苏人的传统文化逐渐发生了变迁，文化特征逐渐傈僳化。他们与傈僳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的差异逐渐缩小，已经不认同怒族而认同傈僳族了［30］。对这些弱小族群来说，语言转用对他们的族群认同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王远新调查了我国的同仁土族，发现尽管他们在户籍上标注为土族，但认为说吾囤话的土族和说保安语的土族不是一个族群，语言不同直接导致了族群认同的差异［31］。

Giles和Byrne提出了民族语言认同理论（Ethnolinguistic Identity Theory），认为少数民族成员通过学习本族语言来增强自己的族群认同，他们与主流群体的语言保持一定距离，坚持学习本族群的语言。族群成员保持族群语言的意愿越强烈，族群认同就越强烈［32］。党尚调查了苏拉宫的满族人。满族具有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但根据《世界的书面语：使用程度和使用方式的概况》，现如今我国的满语单语者已经消失，99.99%的满族人都发生了语言转用。苏拉宫的满族人已经没有人会说满语，没有人认识满文，并且在回答问题时通常以“我们汉族人”自称，但当继续追问他们是汉族人还是满族人时，又回答是满族人，出现了前后矛盾的现象。尽管满族人可以通过满族的节日仪式、环境建构、民族身份标签来重构族群认同，作用却十分有限，因为语言对族群凝聚力的象征力量比它的工具功能更重要［33］。Fishman也指出：通过族群语言与符号系统，族群认同才能够表达出来，文学作品、教育系统等才能够被赋予族群的标签［34］。

综上所述，客观主义观点主张语言确立了族群边界。语言转用后的族群，将无法传承具有特色的族群文化，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发展，通过语言建构起来的族群认同将不断地弱化，族群的特征与要素将不断地消失。对于那些正走向语言转用的族群来说，如何在使用主体民族语言的同时保持本族群的语言，减少代际间的族群语言转用，仍然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二）主观主义观点

主观主义观点从族群成员对共同血统的情感信念出发来阐明语言转用与族群认同的关系，认为族群发生语言转用并不会导致族群认同弱化或者消失。族群认同的维持并不仅仅依赖族群语言的使用，语言只是族群边界的众多标记之一，其他标记如宗教、文化习俗、着装方式、社会网络等也维持族群认同，族群成员失去这些变量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扰乱其内在的归属感。例如：达斡尔族分布于中国北方，由于受城市化进程影响，达斡尔族的语言转用现象明显。刘宏宇和李琰调查了处于三个不同城市化进程地区的达斡尔族人，发现很多达斡尔族人即使转用了汉语，但原有姓氏依然保持着，姓氏对他们的族群意识、族群归属有一定强化作用。达斡尔族在见面时先询问对方的哈拉、莫昆的归属，把回答作为是否交谈下去的界定，这种对姓氏的询问相当于维系内部族群情感的纽带，有助于增强族群的凝聚力，对外族群产生了拒斥力。正是这种特有的姓氏文化，让语言转用之后的达斡尔族仍然维系着一定程度的族群认同［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