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佛年教育科学研究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作者： 李宜江 刘琦摘 要：
刘佛年对教育科学研究有着系统论述和独到见解，其关于教育科学研究的思想依然具有当代价值。刘佛年认为：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目的包括探索教育规律、解决教育问题、服务社会需求，内容分为应用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包括资料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保障工作包括人才保障、管理保障和后勤保障。刘佛年教育科学研究思想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坚持教育理论研究与中国教育实践相结合，加强教育科学研究的国际交流、合作和本土化发展，加强教育科学研究机构和教育科学研究队伍建设。
关键词：
刘佛年；教育科学研究；教育理论；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4）06-0011-12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4.06.002
收稿日期： 2022-11-13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教育强省视域下乡村优秀教师留任机制研究”（AHSKY2023D039）。作者简介：
李宜江，男，安徽芜湖人，博士，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 琦，男，安徽阜阳人，淮南联合大学制药与材料学院专职辅导员。
刘佛年毕生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和教育管理实践，倡导并在全国率先建立了第一个教育科学学院，是我国第一本《教育学》教材的主要编撰者，被称为中国教育实践改革的旗手。特别是他在推动华东师范大学建设的生动实践中不断思考，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教育科学研究思想，值得我们总结概括并阐释其当代价值。
一、刘佛年与教育科学研究
1914年4月1日，刘佛年出生于湖南醴陵小林桥的一户书香门第。1925年就读于长沙明德中学，1929年考入武汉大学预科，两年后进入哲学教育系并于1935年毕业。1937年秋负笈英、法、德诸国，先后求学于伦敦大学、剑桥大学和巴黎大学，并赴德国柏林作短期教育考察。1940年初回国，先后任国立西北大学副教授，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暨南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上海师范学校校长并兼任复旦大学教授。1951年春，刘佛年受命参加华东师范大学筹建工作，学校成立后历任教务长、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兼任过华东师大教育科学研究室主任、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教育系系主任、教育科学学院院长等职，在华东师大工作和生活了整整50个春秋，直至2001年去世［1］445-447。
刘佛年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在长期担任华东师范大学主要领导职务期间，他非常重视并大力推动学校的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不断思考，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教育科学研究思想。
华东师大成立伊始，刘佛年便参照苏联经验，组织各系建立了教研组和教学小组，积极探索在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师范大学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工作［2］18。20世纪50年代末，他撰文阐述了在教学与科研工作上走群众路线的好处和重要性［2］86。随后，他动员全体师生重新修改教学计划，拟定教学大纲并编写教材。这在当时可谓“亘古未有的奇闻”，事实证明，思想解放了的广大师生做出了许多达到国内和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2］85。
刘佛年强调：“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培养优秀的教育科学的教学科研人员，是重点师范大学不可推诿的责任。”［2］411980年，他率领华东师大在全国高校中第一个成立教育科学学院，统筹教育科学的研究和教育科学人才的培养，他本人兼任院长。同时，他积极推行了包括人才保障、管理保障和后勤保障在内的一系列助研举措。此外，刘佛年十分关心教育科研人才培养方式的创新，尝试从本校文、理各系77级中选拔38名有志于教育科学研究的学生，组成“教育科学专业班”。这一革新性的人才培养方式，在改革开放初期实属开创先河［3］。继任的华东师范大学校长袁运开说：“教科班”学员如今“都成为我校教育科学领域的骨干力量”［4］。
刘佛年不仅关心本校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还以推动全国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为己任。他认为推动全国教育科学的发展要靠各种学会，便积极推动各种学会的建立和发展，如在1979年10月倡议成立了中国高教学会［5］。此外，他十分重视实践中产生的新鲜经验的总结和推广工作，要求华东师大附属中小学在教学改革和教育实验方面先行一步。在他的推动下，附小和附中进行了整体综合改革和语、数、外学科的“一条龙”实验（指该学科从低年级到高年级的整体改革）［6］。作为学者，刘佛年积极进行课题研究并指导研究生，曾主持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研究”“中国教育的未来”等课题，相继发表了《教学要讲究科学性》《教育改革和教育科研》《关于高等教育科学研究问题》《“三个面向”与教育科学研究》等文章。一方面，他在教育科学研究方面做了很好的表率；另一方面，他的教育科学研究思想对我国的教育科研发展具有宝贵的价值。
二、刘佛年教育科学研究思想的主要内容
刘佛年教育科学研究思想涵盖的内容丰富，尤其是在他主持华东师范大学行政和教学工作期间，撰写了多篇论文来阐述他的教育科学研究思想。通过深挖其教育文集，我们可以总结出较为系统的思想架构，包括教育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目的、内容、方法以及保障五方面。
（一）指导思想
刘佛年是一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学校行政工作、教学工作以及推进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中一直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矢志不渝地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并且始终坚持唯物论的求知和处事态度，极力反对狭隘的教条主义。他曾在不同文章中多次谈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教育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
刘佛年在《唯物论与教育》中说：“一个唯物论的学者除了要知道这种思想的阶级基础外，还应当研究其中所包含的真理”15。唯物论告诉我们，真理的标准与时代和阶级无关，只与是否客观地反映这个世界有关。刘佛年说：“不要以为古人的书籍里面没有真理，也不要以为凡是资产阶级学者所写的全是废话。”15针对当时学界对陶行知、陈鹤琴等教育家的思想进行全盘批判的情况，刘佛年在《开展对陈鹤琴教育思想的研究》中提出：“要带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研究，了解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的背景，分析其创造性和局限性”347。他鼓励教育科研人员研究和继承他们的思想，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今天的教育思想，并指出：“唯物论的学者做研究工作是再谨慎不过的。任何观念或定律都需要用充分的实践经验去证明。”15因此，他告诫青年不要故步自封，要保持一种良好的唯物论的求知态度，要努力学习古今中外有真正价值的思想理论，并且要多在实践中检验所学或者观察他人的实践经验，丰富自己的学识。
刘佛年在《针对教学改革的几点认识》一文中说道：“重要的是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思想方法，这样才能独立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1］52。做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不能只是机械地把外国的思想原理照搬过来，要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联系中国的实际，包括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他还强调：科研人员在解决实际问题时首先需要批判旧的观点与思想方法，只有深入地批判一些过去自己在教育科学研究上所表现的旧思想，才能更好地汲取新观点、新思想和新方法［1］52。他还在多篇文章中阐述过同样的观点。例如，他在《开展教育科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明确提出：“我们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教育理论，是顺利开展教育科学研究的一个关键。”［1］172在《三十年来我国对教育规律的探索》中，他提出：“我们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探索教育规律的工作”［1］185。的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教育科研人员要牢牢掌握这一原则，才能更好地解放思想，发扬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学术研究中开展自由讨论，迸发出教育科研创新的火花。
（二）目的
刘佛年认为：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既要努力探索教育规律，也要着眼于解决教育问题，最终还要以服务社会的需求为旨归。
1.探索教育规律
刘佛年曾说：“科研工作的目的就是要找出实际事物中的客观规律”［1］186。毋庸置疑，教育科学研究的首要之义就是要探索教育的规律。教育规律常常藏匿于复杂多变且充满不确定性的教育现象与问题之中，虽无法直观其形，这些现象与问题却反映了教育活动的内在本质。教育研究者们要通过对教育现象的探索去发现和揭示教育的客观规律，从而将其运用于教育实践中。基于此，刘佛年强调：“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会是完美无缺的。这种认识是应该在实践中讨论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1］185，“我们不仅要重申那些在我国经过实践检验的教育规律，还要研究和掌握新的规律”［1］185；我们“也不能因为要写具有我国特点的教育学而把古今中外的其他教育规律说得一无是处，否定教育中有共同规律，只承认我国政策中所提到的那些规律”［1］185。因此，教育科研人员不仅要反对“拿来主义”，也要反对“闭门主义”，对待那些行之有效的教育教学规律要学会择善而从，为我所用。
2.解决教育问题
刘佛年坦言：教育科研要“面对实际，研究和解决教育改革实践中的各种问题”［1］186。有学者曾总结说：“自夸美纽斯以来，无论我国还是西方国家的教育科学研究都是以‘教育问题’为对象的。”［7］而教育科学理论就是在研究教育问题过程中总结形成的，因此，刘佛年曾多次重申教育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的紧密联系。他认为：理论与实践是相结合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是相辅相成的。正如朱永新教授所言：“教育科学研究需要‘入地’，要解决一线教育实践问题。”［8］教育科研工作者们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教育理论研究。
3.服务社会需求
刘佛年强调：“教育学是为教育实践服务的，注重研究国家现行的教育政策是必要的”［1］184；“教育应该成为有开放性的系统。教育既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就不能脱离社会办教育”［1］284；基础研究要服务于“四化”建设［1］300。的确，教育作为社会中的一个子系统，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的推动作用形成了教育的社会功能。教育科学研究的社会功能就应该体现在它能为国家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建言献策，增强教育政策的科学性，以期能通过教育领域的发展助力社会其他领域的进步。朱永新教授也说：“教育科学研究需要‘上天’。衡量教育科学研究水平的最重要标志，不是出版了多少著作，拿到了多少项目，而是看能不能回应国家教育决策的需要和一线教育实践的需求。”［8］此外，刘佛年还在论述学校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中举例说道：“我国的大学，过去一直以教学为唯一任务，后来增加了科研任务，近年来才发展到注意为社会服务，这是个逐步认识的过程。”［1］300因此，开展教育科学研究的目的，也要从最初理论层面的探索规律，发展到实践层面的解决教育问题，最后再到服务社会需求的旨归中去。
（三）内容
刘佛年在《教育改革中的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一文中较详细地谈到了教育科学研究的具体内容，认为“教育科研一般分为应用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两个方面”［1］342。在应用研究范围内，他不仅归纳了学界研究已久的课题，还提出了当时尚属空白的新研究领域。此外，他还阐述了国内基础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其重要性，为当时的教育科学研究指明了攻坚方向。
1.应用研究
刘佛年提出：要加强在教育方针和政策、教育规划、教育管理体制、教育立法和教学等方面的研究。
在教育方针和政策研究方面，他说：“怎样才能制订出正确的方针，正确的方针提出后又怎样才能得到正确的贯彻，这一切都离不开科学研究，也就是说，通过教育科学研究，为方针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并对方针做出正确的阐述。”［1］339一个国家的教育方针阐明了整个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服务对象、培养目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教育科研人员必须要广泛地进行调查研究，用实践来论证教育方针的正确性和适切性，这样才能激发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在教育规划研究方面，他指出：“国际上教育规划的研究已成为重要的应用教育学科。我国在教育改革中也必须发展这一学科。”［1］340他具体列出了教育规划研究的几个课题：首先是教育的发展规模和速度研究。为了适应我国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需要，教育领域也必然会有规模较大、速度较快的发展。由于规划涉及的问题繁杂，制订适宜的短期或中长期规划成了教育科研的重大问题之一。其次是招生与分配的计划和制度研究。他指出：我国过去的招生和分配计划多是指令性的，不免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社会发展对各类人才的需求不可能都包括在指令性计划之中，所以会出现“人才积压”和“人才奇缺”现象，从而造成人才浪费。最后是教育经费研究和师资培养机制研究。他提出：如何“把有限的教育经费用在刀刃上，使它发挥更大的作用”［1］192，“如何在较短时期内提高不合格的师资的水平，培养大量合格的新师资”［1］340，这些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总之，“教育规划是一件复杂的、科学性很强的工作……要有专业的和研究的人员来做。”［1］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