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经济学实证研究范式的进展与反思

摘  要：

本研究以《教育与经济》1985—2023年的文献为研究样本，系统梳理了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发展脉络。通过关键词、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的统计分析发现：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紧追国家教育政策导向，研究焦点逐步从宏观、国家和区域层面向宏观、微观和个体并重层面转变，研究方法范式由定性向定量转型。未来，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需致力于构建与基本国情相适应的中国式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促进跨学科融合与创新，探索适切的研究方法与融合路径，扩展人力资本视角与强化教育参与，以应对教育发展的多样化需求，进一步提升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国际竞争力和实际应用价值。

关键词：

教育经济学；文献统计分析；范式；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4）06-0050-11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4.06.006

收稿日期：  2023-08-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一般课题“大国如何励‘良师’——中小学教师绩效工资优化研究”（20FJKB010）。

作者简介：

宁本涛，男，山东微山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祥梅，女，山东日照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

人类产生之初，原始的教育活动就与经济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古代先贤们的著作与学说中到处闪烁着教育经济的思想火花。然而，囿于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教育经济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随着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教育经济学逐渐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国际上一般将20世纪60年代初期作为教育经济学诞生的时点，主要标志是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正式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以及当时西方经济学界围绕人力资本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代表人物包括舒尔茨、贝克尔（Gary S. Becker）与明瑟（Jacob A. Mincer）［2］。教育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和社会如何做出选择的学问，在不同时期使用稀缺的生产性资源为人类知识、技能、思想和品格等提供各种训练与开发，特别是通过正规学校教育，并将这些资源分配给社会各个成员和集团，供现在和未来使用［3］。教育经济学所观察的事物范围是教育的经济特征，教育经济特征所在的客体范围就是教育，它可以指教育活动、教育过程以至整个教育事业或教育体系［4］。

我国的教育经济学起步较晚，但发展平稳，轨迹清晰［5］。教育经济学学科的形成要追溯到1979年召开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该会议正式提出建设中国教育经济学学科［6］。我国比较系统的教育经济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7］，研究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劳动价值理论和西方的人力资本理论［8］。最初教育经济学主要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视野下教育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介绍西方新古典经济学背景下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观点和计量模型［9］。随着我国教育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教育经济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逐渐扩大，逐渐扩展到学校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平领域，以及学校内部教学与教师绩效管理的微观领域。从学科发展来看，教育经济学这一学科自确立起就一直存在着教育经济研究方法如何与研究问题更好适切的方法论难题。因此，本研究选取《教育与经济》1985—2023年发表的文章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关键词、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等进行统计分析，审视与反思我国教育经济学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二元思维，以及教育经济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是否适切的方法论问题，以期揭示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进展。这不仅有利于促进教育经济学学科反思意识的形成，也有利于立足本土教育现状，提高我国教育经济问题的研究质量和实践价值。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选取《教育与经济》作为统计分析的来源期刊。《教育与经济》于1985年创办，是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和华中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教育经济学专业性学术核心刊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专业水准。选取《教育与经济》1985—2023年发表的论文作为研究对象，不包括期刊中的书评、学会动态、学术活动报道等。在此基础上，对纳入研究文献的研究方法进行识别并编码。编码规则为：某一种研究方法在某一篇文献中被使用，则编码为“1”；该方法在该文献中没有用到，则编码为“0”。内容分析必须经过信度分析，才能使内容分析的结果可靠。内容分析的信度检验是指两位以上编码者对同一编码内容的一致性。一致性越高，信度检验值越高；反之，一致性越低，则信度检验值越低。因此，信度检验直接影响内容分析的结果。信度检验的计算公式如下：

R（信度）=n×（平均相互同意度）/1+［（n-1）×平均相互同意度］（式1）

A=2MN1+N2（式2）

式（2）中，A为相互同意度，M代表两名编码者完全一致的栏目数，N1为第一位编码者分析的栏目数，N2为第二位编码者分析的栏目数。本研究选择《教育与经济》1985—2023年每年的第一期为分析样本，对每篇文章的研究方法进行识别和分类。随后，按照式（1）和式（2）的方法计算信度检验，结果显示本研究的信度R为0.94。这一结果表明：本研究在对样本文献进行分类编码分析的过程中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内容分析结果具备较高的可信度。

三、文献统计分析

本文对样本文献的关键词、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等进行统计分析，并梳理教育经济学研究热点和研究方法的演进情况。

（一）教育经济学研究热点的演进情况

关键词作为文献检索的重要指标，高度概括了论文的主题、内容和研究方法。分析高频关键词可以揭示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和主要命题［10］。本研究使用Citespace软件对样本文献的关键词进行挖掘，将时间划分为三个阶段：1985—2000年，2001—2010年和2011—2023年。图1、图2和图3展示了关键词在不同阶段的出现频率，圆圈代表节点，节点的大小表示关键词在该阶段出现的频率大小。1985—2023年高频关键词情况如表1所示。

近四十年来，我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热点逐步从宏观、国家和区域层面向宏观、微观和个体并重转变。我国教育经济学的发展与国家的经济社会改革开放紧密耦合［11］，国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教育经济学者的研究方向。教育经济学的研究紧追国家教育政策方针的步伐，为推动国家教育改革和政策制定作出了重要贡献［12］。198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13］。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4］要求：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改革需要的教育体制。图1显示：1985—2000年教育经济学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职业技术教育、教育经费、教育事业费、公用经费、教育费附加、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等领域。2005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15］发布，教育经济学研究热点随之变化。图2显示：2001—2010年教育经济学的研究热点转向高等教育、义务教育、人力资本和农村义务教育等方面。2010年，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16］，将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图3显示：2011—2023年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学前教育、教育公平和教育扶贫等领域。近四十年来我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变化，反映了国家在教育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政策重心，从而影响学者们的研究方向和方法选择。政策导向研究不仅推动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融合，也为应对教育体制变革和社会发展需求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二）教育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演进情况

教育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深受经济学的影响，尽可能地运用数量化方式展示或解释其研究结果和发现［17］。虽然教育经济学学科兼具人文和科学的双重属性，但是其科学属性使得定量研究在教育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18］。通过对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统计分析发现：定量研究文献数量呈增长态势，而定性研究文献数量呈下降趋势（如图4所示）。2004年之前，我国教育经济学文献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方法，2005年起定量研究方法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这一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不断增强，研究范式逐渐从定性向定量转变。

在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中，定量文献的数据来源主要集中在统计年鉴（如图5所示）和大型调查数据库（如图6所示），例如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CE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等。大型调查数据库的使用频率整体上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表明：在教育经济学研究中，数据获取和分析的方法正在向更为系统化和标准化的方向发展。尽管统计年鉴和大型调查数据库具有较高的数据权威性和可信度，但基于研究者第一手调研数据进行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未来，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应加强第一手数据的收集工作，培养建立数据库的习惯，注重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19］。

教育经济学应用定量分析旨在通过数学计量方法研究教育与经济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及其构成的数量变化和数量关系，以期找出一定的规律［20］。调查和统计是收集和处理资料的基本手段［21］。在近四十年的定量文献研究方法使用方面，我国教育经济学学者使用频率最高的方法是描述统计法，其次是模型法（如图7所示）和调查法，再次是回归分析和相关分析等统计计量方法，实验方法使用较少。然而，近年来教育经济学学者越来越重视随机实验研究［22］。虽然问卷法的使用比例相对较低，但整体上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如图8所示）。近几年，我国教育经济学学者使用问卷法的频率较高，这表明他们越来越重视一手调研数据的重要性，并逐步建立起微观数据库。未来，随着第一手调研数据的收集和利用技术的进步，教育经济学研究有望更全面地探索教育资源配置、教育质量提升等关键问题，为教育政策的精准制定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和建议。

四、教育经济学实证研究范式的反思

（一）建立本土系统化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紧迫性

教育经济学总体上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介于教育学与经济学两门社会学科之间，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23］。对学科性质的认识，不仅是个简单的划定归属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学科立场问题［24］。从本体论层面来看，教育经济学有三种立场：经济学立场、教育学立场和综合论立场。经济学立场认为：教育经济学属于经济学的一个分支［25］，侧重运用经济学的模型和方法研究教育问题［26］。教育学立场认为：教育经济学属于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仅在一些地方运用经济学研究模式来加深人们对教育的认识。综合论立场认为：教育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研究教育和经济之间的制约关系［27］，既有经济学的成分，也需要教育学的理论支撑［28］。尽管教育经济学在我国取得了一定发展，但我国的教育经济学理论研究多引进和移植国外的模型，原创性理论研究严重不足［29］。在我国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涌现出了许多独特的现象和问题，这些都亟须通过本土化的教育经济学理论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本土系统化的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亟须构建［30］，这已成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教育经济学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

（二）教育经济学研究多元范式与跨学科的可行性

在当前中国教育经济领域面临的开放性和多元性背景下，未来的教育经济学研究必须以拓展研究范式为核心。单一的实证研究范式已不足以应对当今复杂的教育经济问题。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涵盖教育经济哲学和价值研究、伦理决策范式研究以及教育经济实践研究，以此探索和解决教育经济背景下的新挑战和复杂问题。教育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选择和应用必须更加注重与研究对象的适切性。面对不断涌现的复杂现实问题，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和灵活性显得尤为重要，这要求研究者在方法选择上能够兼顾理论基础的建构与实证分析的有效运用，以及价值观和伦理标准的深入考量。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应当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领域，涉及教育学、经济学、心理学、法学和管理学等多种学科。这种跨学科的特性使得教育经济学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解决教育经济现象背后的复杂机理和多元影响因素。在未来的研究中，除了明晰自身的专业边界外，还需明确各学科为教育服务的共同点。这一共识有助于推动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前沿探索和理论创新，也为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践的改进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