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哲学的性质、作用、核心问题和研究方法

摘 要：

杜威认为，教育哲学的性质是社会哲学，可以“指挥教育和改造教育”，应当关注“个人与社会关系”和“知与行”两个核心问题，教育哲学研究应当采用“实验法”。杜威的相关论述给了我们四点启示：教育哲学是实践哲学；教育哲学不可或缺，作用重大；教育哲学既需要关注教育的基本问题，也需要关注教育的具体问题；教育哲学的实验需要谨慎进行，应将实验结果的不确定性降到最低程度。

关键词：

杜威；教育哲学;实验法;实践哲学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3）01-0010-09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3.01.002

在杜威生活的时代，对于教育事务中教育哲学是否重要的问题，人们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教育事务中教育哲学并非不可或缺，例如学校中的科学课程，采用的是非人格的术语，就与教育哲学无关；另一种观点认为，教育事务中处处蕴含着教育哲学，教育哲学不可或缺。杜威是持后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他告诉人们：“作为所有教学和规训方法的教育措施和建议都含有某种哲学。因此，在教育中被称作‘科学’和被称作‘哲学’之间不可能存在对立。因为，只要科学具有实际的用途，只要依据科学的行动发生了，那么，价值和结果便会随之而来。作了选择便会产生后果。由于哲学是一种待达成的或被拒绝的有关价值的理论，因此，就存在着哲学含义。”［1］78既然教育哲学不可或缺，那么，一些问题，如教育哲学的性质是什么，教育哲学有什么作用，教育哲学应当关注什么问题，以及如何进行教育哲学研究，自然而然摆在了杜威面前，需要杜威回答。杜威也确实思考和回答了这些问题。本文旨在梳理杜威这一方面的主张，希望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主张，同时有益于我国教育哲学学科的建设。

一、教育哲学的性质和作用

1.教育哲学的性质是社会哲学

杜威认为，从性质上看，教育哲学本身是一种哲学，属于社会哲学的一个分支：“教育哲学是一种特别偏向社会功能的一般哲学”［1］84。对此，他解释道：“我们的立场内含的意思是，教育哲学是社会哲学的一个分支，像某一种社会哲学一样，因为它要求用道德观选择品格、经验和社会制度问题。”［1］80作为教育哲学研究对象的教育，“是一个社会互动过程，其结果也是社会性的——也就是，它包含人们之间的互动，包括共享的价值”［1］80。

杜威认为，教育哲学的职责是在教育和哲学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在他看来，按照柏拉图的观点，“教育是建设人类美好生活的手段。哲学研究的对象是美好生活的本质、美好生活的构成和实现美好生活的条件。哲学和教育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2］292，但自古希腊教育之后，“教育与哲学之间重要的连接链断裂已经为时久矣。教育和学校教育走的是自己的道路，哲学也走上了独立的路径。教育与哲学两者都发现自己身缠大量的特别问题，在各自专业化进程中，两者分道扬镳了。”［2］ 292杜威认为，希腊时代教育中的问题相对简单，而现代教育中的问题难以计数，且复杂多样，相互之间也有明显差异，如果不对问题与问题间的联系作研究，而是对单一的问题作研究，不但“每一个问题都难以解决，解决每一个问题都需要付出全部的时间和精力”［2］292，而且就教育与哲学而言，建立两方面的联系对双方都有益处。他告诉人们：“今天的时代，人们对教育的兴趣与日俱增。……人们对哲学思想的兴趣也与日俱增。重建这种联系难道不会有助于给予教育以指导和完整性，给予哲学以殷实的内容和活力吗？”［2］292

2.教育哲学的作用在于“指挥教育”和“改造教育”

杜威十分重视教育哲学的作用，出版过专著，如1916年出版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教育哲学导论》（Democracy and Education：An Intruduction to the Eduction of Philosophy）这本书的一些中文译本以及一些中文著作或教材在介绍杜威这本书时忽略了这个副标题，以致不少学生和读者不知道这本书还有这样一个副标题。】就是一本教育哲学专著；发表过专门的论文，如他与蔡尔兹（J. L. Childs）1933年合作发表了专文《作为基础的教育哲学》（The Underlying Philosophy of Education）。此外，杜威还专门就教育哲学话题作过许多专题讲演。如1919年4月30日至1921年7月11日，他在中国访问讲学的两年多时间里，曾先后在北京教育部（1919年9月21日至1920年2月22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4月至5月16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秋至1921年夏）和湖南长沙尊道会（1920年10月26日和1920年11月1日）四个场所，以“教育哲学”为题作了许多场讲演［3］。其中，在北京教育部的教育哲学系列讲演16次，在南京高师的教育哲学系列讲演10次［4］1-2。又如，1934年7月，杜威在南非开普敦和约翰内斯堡的南非教育研讨会上，再次以“教育哲学”为题作了“教育哲学的必要性”（The Need for a Philosophy of Education）的讲演。杜威为什么如此重视教育哲学，或者说，为什么他要从教育哲学视角来探讨他关心的教育问题，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在他看来，教育哲学有两个重要作用。

其一，通过阐释教育理念来“指挥教育”。在杜威看来，教育哲学可以将教育行动的含义阐释清楚，即解释清楚为什么应当选择这种行动而不是那种行动，尽量避免盲目的教育行动。他明确地说：“教育哲学的使命（business）是厘清教育领域采取的行动的含义，将一种依据习俗而非依据思想的盲目偏爱变成一种理智的选择——一旦完成这一任务，就会意识到目的是什么，偏爱某种行动的理由是什么以及采用的方法是否合适等。”［1］78按照杜威的说法，“教育哲学就是要使人知道所以然的缘故，并指挥人去实行不务盲从、不沿习惯的教育”［5］78。

其二，通过提供清晰的教育理念来“改造教育”。按照杜威的逻辑，新教育并非完全否定旧教育，而是要对旧教育加以改造，沿着新教育方向前进。对此，他作了非常形象的说明：“指挥教育，改造教育。好像驶一只船：装载货物，固然应该持平，不要使它畸轻畸重，然装了以后，不能扬帆开驶，使装满了货的船在船坞里腐烂，当然是不行的。古代传下来的学问，就是装载船里的货物。现在的新潮流、新趋势就是行船的风。我们应该把这装满货物的船，乘风前进，不使它停在船坞里腐烂。”［5］81而要改造旧教育，教育哲学要做两件事：第一件，教育哲学需要向人们解释清楚改造的必要性，指明改造的路径，应当告诉人们，如果人们希冀有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公正、更加开放、更加正直的社会，“希冀有一个改善了的和规模扩大了的教育以便建立一个所有一切措施都具有教育意义的社会，有益于意愿、判断力和品格的发展，那就必须对脱离社会生活的旧学校教育进行改造”［1］103，因为“在与社会生活隔绝的学校围墙内，所期望的教育不可能产生。教育自身必须承担不断增长的责任，参与社会变革理念的制定，并将理念赋予实践以便使其具有教育意义”［1］103。他强调说：“教育哲学的职责（office）在于指明这种需要的迫切性，用我们自己的概念草拟出能够实现目的的路线。”［1］103第二件，教育哲学应该通过清晰的教育理念帮助人们对改造活动作出理性的选择。在他看来，如果没有清晰的教育理念作为基础，人们的选择可能出现错误，教育改革的活动也就不会顺利。杜威告诉人们，一般而言，理智的选择偏爱的是有价值的活动。他说：“理智的选择依然是选择。它依然含有偏爱追求一种目的而不是另一种目的，它含有一种信念，即这种那种目的是珍贵的，有价值的，而另外的则没有。……公正的责任在于尽可能清晰地说明选择的是什么和选择的理由。”［1］78

杜威也承认，对于教育哲学有没有用的问题，不同时代或不同社会的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但他告诉人们，没有教育哲学指导的教育只会是一种循环往复的无进步的教育。新时代的教育一定要遵从教育哲学的指导，选择正确的教育行动。1919年他在北京大学讲演时对这一观点说得很明白：“我们并不是说教育哲学万不可少，不过是很重要。我们且从反面看，倘使人类没有教育哲学，对于教育事业必定不去研究它，思想它，但看人家怎么教，我也怎么教，从前怎么教，现在也怎么教；或者学他人的时髦，或由自己的喜欢，成一种循环的、无进步的教育。这就是没有教育学说的流弊。……在一种保守的社会里，教育哲学是用不着的。从前的旧社会，大概都持这种态度。”［5］78但在新的时代，教育哲学是必不可少的：“当现在变迁很快的时代，多少潮流在外面激荡，我们应该去选择哪一种是对、哪一种是不对，辨别哪一种是重要、哪一种是次要。当这时代倘若没有教育哲学的指挥，一定不能从这许多互相抵触、互相冲突的里面，选出哪一种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潮流趋势来。”［4］4-5

二、论教育哲学应当关注的两个核心问题

教育哲学应当研究什么，杜威虽然没有特别地说明，但人们可以从他出版的著作和讲演的内容中发现他所关注的问题。他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教育哲学导论》一书共有26章《民主主义与教育》26章的标题分别为：“教育是生活的需要”“教育是社会的职能”“教育即指导”“教育即生长”“预备、展开和形式训练”“保守的教育和进步的教育”“教育中的民主概念”“教育目的”“自然发展和社会效率作为教育目的”“兴趣和训练”“经验和思维”“教育中的思维”“方法的性质”“教材的性质”“课程中的游戏和工作”“地理和历史的重要性”“课程中的科学”“教育的价值”“劳动和闲暇”“知识科目和实用科目”“自然科目和社会科目：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个人和世界”“教育与职业”“教育哲学”“认识论”和“道德论”。参见吕达等：《杜威教育文集》（第2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4 页。】，每章论述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本书论述的问题有26个。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克洛普顿（Robert W. Clopton）和香港新亚书院（New Asia College ，Hong Kong）吴俊升（Tsuin-Chen OU），于1973年将杜威在华涉及哲学的讲演翻译成英文，以《约翰·杜威在华讲演录（1919—1920）》（John Dewey Lectures in China，1919—1920）为书名出版。该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社会和政治哲学”（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第二部分为“教育哲学”（A Philosophy of Education）。第二部分教育哲学的讲演涉及的主题也有16个这16个主题是：“教育哲学的必要性”“教材的误用”“教育中的工作和游戏”“创造性演剧和劳作”“文化遗产和社会重建”“社团生活的纪律”“未来与当代”“现代科学的发展”“科学与道德生活”“科学和认知”“科学与教育”“中小学教育”“地理与历史”“职业教育”“道德教育——个人方面”“道德教育——社会方面”。参见John Dewey Lectures in China，1919—1920，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73：vi。之多。在教育哲学的议题中，有些是杜威特别强调的。例如，1919年，在教育部讲演时他提出旧教育存在三种流弊：之一，能够接受学校教育是特别的阶级，即那些有权有势有钱的人；之二，偏重古训和文字；之三，学校“与社会不生关系”［5］79-80。因此，有三个问题是教育哲学需要讨论的：“（1）怎样可以使特别阶级的教育变成大多数，变成普及；（2）怎样可以使偏重文字方面的教育与人生日用的教育得一个持平的比例；（3）怎样可以使守旧的教育一方面能保存古代传下来的最好一部分，一方面能养成适应现在环境的人才。”［5］80此外，杜威认为，教育哲学还需讲清楚“教育为什么是必要的？教育为什么是可能的？教育必借何种机关，何种工具，何种方法，才可以推行出去？人既领受过教育之后，有什么结果发生？受好教育就得好结果，受坏教育就得坏结果。我们怎样能判断出这许多结果的价值是好是坏呢？”［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