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劳动：大学生劳动教育再思考

摘 要：

在数字化时代，我们需要充分认识数字化社会下劳动的嬗变，警惕“网生”一代大学生对劳动理解的歧化，思考数字媒介对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影响，并积极寻找应对举措，利用媒介手段服务劳动教育。在大学生劳动教育的设计中，要用好媒介技术这把“双刃剑”，丰富劳动知识，提升数字劳动素养；避免过度媒介化，激发正确的劳动动机；重新思考媒介技术影响，利用媒介加持劳动价值；在做中学思践悟，回归本真的劳动属性。

关键词：

数字社会；大学生；劳动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3）01-0061-08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3.01.007

202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近年来，一些青少年出现了“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的现象，劳动的独特育人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劳动教育正被淡化、弱化”［1］。因此，《意见》提出，要“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和学生生活实际，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教育模式”［1］。2020年7月7日，教育部出台《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对各级各类学校加强劳动教育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强调劳动教育要发挥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此后，全国各地高校积极探索，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武汉大学“‘四个融入’探索加强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厦门大学实施的“‘八大行动’构建立体式劳动教育体系”，东北大学“丰富劳动教育实施途径弘扬劳动精神”，西安交通大学的“‘四个坚持’深入推进劳动教育”，西南大学“构建创新体系大力推进大学生劳动教育”，北京大学、天津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也纷纷对劳动教育新体系、新模式进行了探索。全国各地高校推出的相关劳动教育措施和成果被教育部网站报道，为我们开展劳动教育提供了从课程到实践、从专业学习到科研创新、从劳动文化到劳动精神、从劳动模式到教育体系多维度的借鉴和参考，同时也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但是，我们仍然看到，目前，在“五育并举”的大学教育体系中，劳动教育从理念更新、课程体系到实践操作，都落后于其他“四育”，一些高校尚未从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三位一体的高度，规划和设计劳动教育实施体系，呈现出离散化倾向。今天的大学生劳动教育曾长期被淡化、弱化、窄化、边缘化，大学生的劳动实践不足和劳动意识薄弱甚至导致一些大学生的劳动价值观扭曲［2］。尤其是将劳动教育同今天大学生所生活、学习的媒介环境、媒介影响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和研究，仍然显得不足。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最新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的网民规模已经达到10.11亿，手机网民规模达到10.07亿，形成了全球最为庞大、生机勃勃的“数字社会”［3］。而当代大学生作为“网生”的一代，也面临着数字社会下劳动观念、劳动行为、劳动习惯乃至劳动文化的巨大改变，也迫切需要高校思考媒介化影响下大学生劳动教育的设计与实施问题，这将是大学劳动教育设计的重要出发点和突破点。因此，在数字劳动普及的今天，“构建高校劳动教育体系，需明确和厘清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内涵和外延，对新时代劳动教育要有准确的认知，避免劳动教育的功能弱化、力量分化”［2］。从媒介学视角审视大学生的劳动教育，可以发现其劳动行为、习惯和观念的变化，可以采取相应措施避免其被媒介裹挟而日趋远离真实劳动场域，引导他们践行正确的劳动理念。这不仅是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应有之义，更是我们在劳动教育当中应该不断强化的观念。

一、数字社会对大学生劳动素养产生全方位冲击

1996年，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olas Negroponte）的《数字化生存》描绘了我们跨入数字化新世界所带来的一系列冲击与改变，也让我们初步理解了媒介化时代对人类社会的全方位影响。当一切都被“中介化”［4］，大众传媒正在逐渐超越信息交流这一最初的功能，开始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影响人们的政治生活、社会价值观，重构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情感世界和意识形态，媒介建构了我们的“世界和生活方式”［4］，“媒介化社会体现了媒体的深刻影响力，是媒介传播对于社会不断建构与重构之后所表现出来的深刻的媒体印记”［5］。在这个媒介社会当中，“电子媒介打破了物理空间和社会场景的传统关系。电子媒介创造了新的场景，破除了旧的场景”［5］。伴随着不同媒介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目前媒介世界已经形成了私人的与大众的、有形的和无形的、真实的和虚拟的互融的大型媒介平台，“它是一种多层面的大众媒介，它融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于一体，与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电影、图书等单一化的大众媒介已截然不同”［5］。这不是中介化的结果，而是媒介化社会新的开始。“评估一种文明的时候，如果是用它依赖的一种传播媒介，那就需要知道该媒介的特征有何意义。”［5］因此，正视媒介化社会对当今大学生的影响，对大学生劳动观念、行为、习惯的“异化”，我们才能真正正视劳动教育的价值与意义所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异化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力量，作为外部力量又反过来支配人类［6］。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劳动应该是一种有着主观能动性和自我意识的活动。人因为劳动富有创造力，通过劳动才可以不断地去改造世界、建造世界。在劳动的过程中，人的本性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这是人类的一种自愿行为。但是，在强大的媒介技术面前，这种“自愿”正在被大数据的“算计”改变，这种“自觉”正在被技术“裹挟”，无处不在的媒介技术嵌入到大学生的生活、学习乃至情感表达当中，成为吸引、诱惑乃至控制大学生生活最强大的工具。“近年来，在社会上流行以‘丧’为代表的青年亚文化社会思潮，从侧面反映了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劳动异化的结果。实质上是长期以来社会上弥漫的享乐主义、投机取巧、不劳而获、骄奢淫逸等不良风气在智能化时代和互联网新媒体叠加的亚文化形态。”［7］面对互联网、大数据、虚拟化所开创的数字生活，大学生的劳动更深地被“异化”了，主要表现为三个层次。

1.数字技术削弱大学生劳动意识

当今，数字化技术日新月异、延伸器官［8］，数字化平台花样翻新、诱惑不断，数字产品随处可见、层出不穷，“数字技术已经成为‘元技术’意义上的技术体系，它给人类劳动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9］序一。大学生与其所接触的数字平台和数字产品之间发生异化，数字化生活像黑洞一样，正在不断削弱大学生的自制能力和选择能力。从媒介研究的角度，“法兰克福学派”的反思，“媒介环境学派”的追问，都开启了对于人作为主体性和保持能动性的追问与反思。而面对大学生游戏上瘾、手机不离手等现象，我们日益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正在失去自主性，被电子产品深深吸引，在不同的媒介空间中沉浸而不能自拔。不同的媒介空间结构相互渗透叠加，不仅造成了身体的“虚拟化存在”，而且也造成了人与环境的割裂：“身体与人工环境之间的这种惊人的不连续性……本身就是一种象征……表明我们的思维的无能为力已经更为严重，只要就目前而言，我们的思维无法把握全球性跨国的、非中心化的巨大商业网络，而我们发现自身作为个体正置身于这样的商业网络之中。”［10］正是在这样的情景下，无论是媒介依赖、网络成瘾，还是信息冗余、信息茧房，“媒介壁障”无处不在。

2.数字现实建构大学生数字劳动

当今，数字化已经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数字技术正在以不可思议的发展速度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场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深远地影响着当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尤其是大众传播与社会互动模式。”［9］2所以，学者们认为，我们都成为了“数字劳工”［11］。大学生参与媒介产品的生产，成为电竞团员、网管、主播、金币农夫、播客、抖音红人乃至网络大V，他们自我娱乐和过度依赖，但却被媒介平台作为点击的“数据”捕捉，制造更强大的媒介产品再次吸引大学生，为这些企业不断创造利润，创造数据业绩，为大数据平台创造更具有吸引力、诱惑性的电子产品而贡献着自己的不用付酬的劳动。这些免费劳动呈现出“自愿给予”“不求回报”“耽于享受”“深受剥削”的特征［12］。大学生们甚至在数字化生存中变成了消费性生产者，在无意识中成为“数字劳工”“数字玩工”。按照库克里奇的说法，“娱乐工业中，工作和娱乐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并导致了混合身份的‘玩工’的出现”［13］。大学生参与游戏，不可避免地转化为一种营销资源［14］，隐性地介入到商业生产与营销过程中，“不知不觉免费为游戏商吸引了更多用户，创造了更多内容，改善了更多服务”［15］。而其“数字劳动”被遮蔽了，大学生还不自知，“越来越多的在线产销合一活动并未终结对人的异化，产销合一者生产的‘用户生成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UGC）已然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新的剩余价值来源的增长点；与此同时，他们不断沦为资本的工具”［16］。媒介生产过程中，大学生现实劳动被遮蔽和隐藏，其劳动过程被更深刻地异化。

3.数字环境正在重构大学生劳动关系

现实的集体劳动或者相关活动有助于强化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这种“面对面”和“手脑并用”的劳动教育价值正在被媒介割裂。劳动者的生存逻辑和社交关系都将随着数字时代而融入其中，网络用户在压力下只能被迫参与数字劳动［17］。大学生沉迷于电子产品，沉浸于数字世界，沉醉于虚拟空间，现实生活中缺乏沟通交流，日渐模糊现实生活和虚拟生活的界限，被电子产品绑架，彼此之间成了熟悉的陌生人。当媒介不断制造“景观”，把大学生抛入电子购物平台、社交媒体平台、游戏平台等虚拟空间中，大学生之间的陌生感日益强化，孤独感日益深化，异化的感受日益痛切，媒介“将有效地夺走我们的眼睛，夺走我们自己看东西的能力”［18］。人与环境的对立成为一个突出的现代性问题［4］。在大学生人与人、人与机器的紧张对立中，数字环境重构着大学生之间的劳动关系及大学生与集体、社会之间的劳动关系。我们需要不断追问：在数字环境中，大学生在将自我命运与同学命运乃至社会命运紧密关联的时候，“如何通过个体性、群体性和社会性的行动，迸发出自己的力量”［19］，乃至具有“独立性、个体性、能动性以及占有和改造客体的能力”？［20］

二、数字化语境加大大学生劳动教育难度

“互联网媒介以文本、图像、视频的形态冲击着人类的综合感知觉”［21］。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将网络成瘾障碍纳入精神心理疾病的一类，我国青少年过度依赖网络的发病率为10%左右。“伴随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深入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工业4.0智能化时代的到来，劳动的意义和内涵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着改变。”［22］在当今数字化社会中，劳动环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过去，大学生参与很多生产实践，亲自介入到生产劳动当中。但是，随着媒介技术的升级与推广，网络像一张无形的蛛网围困住大学生的身心，使大学生面对着日益数字化的劳动场景，愈加脱离接地气的劳动，无法领会到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真谛，更不容易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深刻内涵。在数字化技术日益更迭的今天，大学生的劳动教育面临着媒介干扰，媒介对于劳动教育造成的不利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娱乐化的消遣削弱了劳动动机

年轻人的劳动和娱乐，过去被严格区分，娱乐不仅实现了自我的放松和休闲，更重要的是成为自我、寻找自由、解放自我的重要维度。但是，面对新媒体语境下的娱乐工业的重组，游戏、新闻、娱乐网站，乃至社交媒体的兴盛，每一天我们都接收着媒介传递的海量信息资讯，在五彩纷呈的声光影像中享受娱乐，甚至迷失自我。这一方面消弭了身体劳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对于这种无处不在的“过滤泡”和“信息茧房”，很多大学生受到信息过载的围攻却不知如何选择，被质量低俗的信息污染心灵。这不利于树立正确的“三观”，需要年轻人的自省和警惕，甚至在虚假的、泡沫化的娱乐环境中要有足够的警惕和自省意识，要不断追问：怎样才能不再只是“一个快乐的机器人”？［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