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主义时期美国“父母教育运动”初探

摘要：2021年7月，我国出台“双减”政策，同年10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强调父母对儿童的教育责任，这对我国家长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带来了新契机。美国父母教育历经百年发展，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父母教育体系。对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父母教育运动”的发展历程和实践内容进行分析，发现该时期美国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父母教育措施：在教学内容方面，以育儿知识、家庭科学和社会责任意识培养为主，注重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和人文性；在教学形式方面，将小组讨论和学术讲座、家庭互助活动与亲子活动、社会公益行动及改革活动灵活结合，确保教学形式的多元性与参与性；在组织机构方面，注重上下联通、人员培训和质量检测，保证教育实施的高效性和实用性。

关键词：美国；“父母教育运动”；教学内容；教学形式；组织机构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3）03-0013-13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3.03.002

在追求高质量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家长教育作为家庭教育和家校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成为各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共同关心的议题。2021年7月，我国出台“双减”政策，同年10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强调父母对儿童的教育责任，这对我国家长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如果家长不能科学地对孩子进行养育和教育，将会对孩子的后续发展产生不良影响。而当前我国家长教育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随意性，主要表现在：一是教育内容陈旧，二是教育形式单一，三是教育组织流于形式。家长教育的缺失，易导致父母采取不科学的教育方式，增加育儿的困难，加深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矛盾，进而影响儿童的健康成长与发展。

在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思想孕育中，在儿童福利运动和儿童研究运动的直接推动下，19世纪90年代，美国发起了一场“父母教育运动”，并在20世纪初迅速发展，后随着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消亡，“父母教育运动”也随之慢慢衰落。但“父母教育运动”为后来美国父母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至今美国的父母教育已有相当长的发展历史，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以古鉴今，通过对美国历史上“父母教育运动”的形成与发展进行梳理，深入分析该运动对美国父母教育产生的有益影响，有助于重新思考我国当前家长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为我国家长教育的发展贡献教育智慧。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家长教育是优化教育的重要一环，因此，借鉴美国“父母教育运动”的历史经验，为我国的家长教育发展提供有益参照很有必要。

一、进步主义时期美国“父母教育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美国“父母教育运动”的产生受其所处的历史背景、社会思潮以及时代环境的影响。美国有组织的父母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1800年以前，有关育儿的信息由欧洲传入美国［1］。在18世纪甚至更早的时候，关于儿童护理的具体建议就以书面的形式呈献给美国父母［2］。18世纪，欧洲三大权利主体关于“父母教育责任”的论辩，即宗教倡导的父母理性教育、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支持的父母保护教育以及政府主导的父母责任教育，对美国父母教育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在此阶段，美国的父母教育还仅停留在倡导阶段，未形成系统化的发展。父母教育真正形成一场运动是在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之间，这正是美国教育史上轰轰烈烈开展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时期。可以说，“父母教育运动”是在“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教育思潮和时代环境的影响下产生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所倡导的把儿童置于教育的中心地位，强调儿童个人的发展与成长，以及教学内容的科学性等思想，对“父母教育运动”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在美国产生了广泛的和变革性的影响。进步主义教育家尖锐地批判了传统教育的理论和方法，积极强调儿童中心地位。本文通过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美国教育史进行梳理，发现美国“父母教育运动”孕育于“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时期。同时，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又催生了儿童福利运动和儿童研究运动，而这两项运动又直接推动了美国“父母教育运动”的开展。

（一）“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对“父母教育运动”的孕育 “进步教育”思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产生，于20世纪上半叶成为美国教育界占据统治地位并具有巨大影响的一种教育思潮。19世纪末，美国进入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美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新兴的产业结构和生活方式对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应对经济快速增长造成的社会结构不匹配问题，美国兴起了广泛的社会改良运动，即“进步主义运动”。进步主义思想家在反对工业社会政治经济弊病的同时，力求改革教育和社会事务，因此，萌生了一场教育革新运动，即“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进步主义教育家从卢梭等欧洲教育家的思想中汲取养料，从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医学等科学领域中提取理论基础，强调教育的多样性，把儿童置于教育的中心地位，解放儿童天性，强调教学内容的科学性，教学形式的多元化等，对“父母教育运动”的产生发展、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父母教育运动’在某些方面，它比美国自学会和教育社团衰落以来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更接近于一场真正的、具有教育基础的民间或社会运动”［3］。其原因在于，家庭生活比社会上的任何其他系统都更容易受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影响，而以学习为基础的民间运动是在文化不适应的情况下产生的。社会运动的动力来源于需求意识和情感欲望［3］。因此，受混乱的社会结构、暴露的教育弊端、家长的积极渴求等多种因素影响，进步主义教育家们对儿童教育和父母教育进行了诸多思考。

卢梭的教育思想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卢梭提出的父母亲自教养儿童的思想，也对进步主义时期父母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卢梭认为，威胁儿童自由童年的不是宗教定义下的“堕落无知的父母”，而是腐败的现实社会，而父母的责任在于保护无辜和脆弱的孩子不被堕落的社会所侵蚀。“现实的邪恶存在于堕落和无知的腐化社会之中，它威胁性地潜伏在天真无邪的自我和纯洁的善良周围。”［4］因此，卢梭同意洛克提出的儿童在家接受教育的观点。但他给出的原因是，在家的孩子可以受到保护，不受成人世界的影响，因而保持了儿童的纯真［5］。孩子需要一个受保护的空间，在其中自由探索并与自然环境互动，这样他才能“随着自己理性能力的发展，学会判断经验的价值”［6］。博伊德（William Boyd）认为：“《爱弥儿》的优点在于：它把自然之善的理念放在首位，对普通教育的所有弊端提出了最有效的抗议，这些弊端源于对人性的蔑视。”［7］因此，卢梭强调一种自然家庭结构，即儿童的自然环境是由作为教师的父亲和作为养育者的母亲组成的家庭，抚养和教育孩子是父亲与母亲的一项共同责任，父母保护孩子不为外界社会所影响，并有意识地以孩子的需要为中心提供经验［8］。卢梭的父母教育思想虽然没有被进步主义教育家们全盘接受，却让父母作为教育者的角色登上儿童教育舞台，将父母教育引入进步主义教育家的教育改革视野之中。

20世纪早期的美国教育家将关注的重点集中于：如何准确地界定父母与学校的关系。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美国的公立教育与社会、家庭、学生都存在着各种疏离和冲突，从霍勒斯·曼（Horace Mann）到约翰·杜威（John Dewey）等进步主义时代的教育家们，都在为如何解决这种疏离和冲突而苦恼。显而易见的是，“父母教育运动”是在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影响之下产生的。如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约翰·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强调父母对儿童的早期习惯训练和在塑造儿童性格方面的万能作用［9］。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相信父母在学龄前对儿童的干预，是影响儿童日后情感和社会适应的关键因素［10］。杜威虽没有对父母教育提出具体的论断，但其“从做中学”的观点却影响了父母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阿诺德·卢修斯·格塞尔（Arnold Lucius Gesell）认为，父母教育可以为父母提供科学化和专业化的训练，以避免对孩子造成不可逆转的情感伤害，因此，有必要建立“学前阶段的社会控制”［11］。“事实上，儿童的‘人格构成’，只要它是一个可描述的现实存在，就包括无数的条件反射、联想记忆、习惯和态度，这些都是儿童在被个人抚养的过程中获得的结果。”［11］像许多行为学家一样，格塞尔提倡一种新型的父母，即懂得如何应用最新的行为科学技术，通过积极地观察儿童在幼儿园的行为来学习［12］。进步主义时期教育家对儿童教育的观点，深刻影响了父母教育的发展。在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推动下，美国“父母教育运动”迅速开展，在教学内容方面注重科学性、人文性和丰富性，在教学形式方面注重多元性、参与性和灵活性。20世纪20年代末，由于被认为不能提高知识教育质量，“进步主义教育运动”逐渐衰落直至消亡，“父母教育运动”也随之渐渐衰落，但其产生的影响却延续到了今天的美国。

（二）“儿童福利运动”对“父母教育运动”的推动 19世纪后期，美国政治学家通过对全体国民健康和生存状况的考察来评估社会的健康状况，即可能存在的、破坏社会秩序的生活和工作因素。“当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身体上和道德上的罪恶存在时，就可以更容易避免它们；当我们熟悉社会的错误和疾病的来源时，社会的美德和健康可以更容易地得到维护。”［13］因此，为了保护社会秩序不被破坏，政治家们将改革的视线定位于工人阶级和贫民家庭的儿童，因为他们是最有可能屈服于“工厂和街道罪恶”的儿童［14］119。在这一阶段，善与恶的界限被重新划分，不再是浪漫主义观点下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对抗，而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信仰和价值观之间的巨大差距［4］。此时，公众对儿童的责任感迅速增加，有观点认为国家作为权利的宣讲者和执行者，应成为儿童的天然保护者。简·亚当斯（Jane Addams）指出：“如果个别家庭不能为他们的孩子提供必要的医疗和教育资源，那么当地政府应为其建立免费的牛奶站、假期学校、游乐场和日托中心。”［15］这种思想推动了20世纪初美国“儿童福利运动”的开展。由此，由华盛顿·格莱登（Washington Gladden）、沃尔特·劳森布施（Walter Rauschenbusch）和理查德·伊利（Richard Ely）领导了一场福利运动，并建立了一整套现代儿童福利制度和政策。

20世纪上半叶，“儿童本位论”在西方兴起，由此产生了“儿童本位”的儿童观［16］。美国新兴中产阶级在思想上接受了普遍的“儿童本位”观，经济上的富足使得父母在日常中对孩子的照顾和教育愈益细致和全面。中产阶级信仰福音派的慈善妇女也不再满足于在自己家中实现理想的纯真精神［14］103-104，而是发起了对贫困家庭孩子的福利帮助。改革者尤其关注家庭对儿童的保护和教育功能，为父母提供科学的、专业的培训课程成为“儿童福利运动”的重要项目［17］。受“儿童福利运动”的推动，美国政府、社会人士、教育学者和父母都普遍意识到，父母在儿童成长成才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父母教育受到了广泛关注，进一步推动了“父母教育运动”的发展。

（三）“儿童研究运动”对“父母教育运动”的催化在18世纪，童年被认为是与生俱来的邪恶时期，而“教育是一项基本战略，不仅可以使儿童摆脱童年的堕落与无知，还可以使文明社会摆脱不受约束的激情，并通过虔诚和理性的发展加以调节”［4］。甘马奇（Philip Gammage）指出：“18世纪的宗教权威们坚持认为，儿童不端行为的根源是人性的堕落；父母堕落，于是孩子堕落。”［18］宗教对儿童的压制与束缚持续到19世纪末“儿童研究运动”的开展，才促使社会正确看待儿童天性。正如19世纪末公共教育总监格伦（G.R.Glenn）在全国教育协会中的发言所说：“本世纪末最大发现不是蒸汽机、蒸汽船、海缆、无线电报、电话、留声机……，而是对儿童的发现。”［19］1880年到1910年，美国教育家试图通过系统研究儿童来寻求教育改革的方向，进而产生了一系列的思想与实践。这一过程被称为“儿童研究运动”，即通过观察学校里和游戏中的儿童来制定课程［20］。1877年，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指出：美国19世纪70年代建立的公立学校基本上是无效的，压制了儿童的天性；如果要改革公立学校，大学必须承认儿童研究是一门科学；通过对儿童自身思维模式和精神发展进行研究，将研究成果作为教育改革的规范［21］。该思想成为“儿童研究运动”的指导思想。亚当斯简明扼要地指出，教师、家长和学校董事会成员应明确教育的目的是“让社区的孩子们做好准备，迎接更伟大的自我教育工作”［21］。

斯坦利·霍尔（G.Stanley Hall）指出：“人们意识到……学校是为儿童服务的，从幼儿园到大学的一切都必须是可塑的，并服从于儿童的天性、需要以及成长。”［22］霍尔是美国第一个提出并阐述儿童研究的教育家，提倡对儿童的心理本质和心理内容进行实证研究，认为教育应遵循儿童的心理发展模式。霍尔在19世纪80年代阐述和宣传的关于儿童研究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儿童研究应该是对儿童精神生活的探索，以便使教育成为一门科学，并实现国家的教育改革。在霍尔看来，儿童研究应该是对许多儿童进行研究，而不是像一些著名的儿童研究项目那样只研究一两个孩子；家长、教师和学校都要参与到研究中来，所有的教育改革都应依赖于“对儿童心理成长和活动的更深入的洞察”［23］。参与霍尔的研究迫使美国父母比以前更系统地观察孩子的行为和言语。20世纪初的父母教育组织将霍尔的儿童研究思想引入父母教育之中。霍尔也是父母教育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曾多次在以“父母教育”为主题的会议上发表演讲。霍尔的思想和实践推动了儿童研究的发展，拓宽了儿童研究的视野，将家长纳入儿童研究的范围之内，由此直接推动了“父母教育运动”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