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创意实验

摘 要：“人际关系系列电影”项目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项课程改革实验，通过在中学课堂教学中融入经过编辑的电影片段，引发青少年对电影中人物行为及其背后原因的讨论与思考，进而帮助青少年澄清价值观。虽然该项目持续的时间不长，但却为青少年直面与探讨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安全环境”，彰显了电影作为教学媒介的活力与价值。就“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而言，“人际关系系列电影”项目是对青少年尤其是社会中下层青少年群体予以特别关注的体现，也是以凯利赫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教育者对社会问题理解与关切的结果。从这一意义而言，“人际关系系列电影”项目在“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中颇具创意。

关键词：“人际关系系列电影”；教育电影；“进步主义教育运动”；青少年；课程改革实验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3）03-0026-10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3.03.003

“人际关系系列电影”（Human Relations Series of Films）项目是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中颇具创意的实验。它将电影作为课程整合的一种方式，通过在中学课堂教学中融入经过编辑的电影片段，引发青少年对电影中人物行为及其背后原因的讨论与思考，以帮助青少年在家庭与社会关系中定义自己并确立价值观。该项目由“人际关系委员会”（Commission on Human Relations）主席爱丽丝·凯利赫（Alice V. Keliher，1903—1995）负责。它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20世纪40年代初由于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撤回对普通教育项目的主要资助，该项目被迫终止。虽然该项目持续的时间不长，但却被视为20世纪30年代美国最为激进的教育电影项目。到1941年，美国超过3 000所学校的课堂教学都曾引入人际关系系列电影。

“人际关系系列电影”项目是进步主义教育协会（Progressive Education Association）对“大萧条”所造成的社会变化的反应。1929—1933年，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贫困、饥饿导致了普遍的不满和抗议；法西斯主义泛滥对美国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构成了严重威胁；生活水平下降造成家庭关系紧张，家庭收入减少及教育经费锐减导致成千上万的青少年失学或失业。儿童和青少年成为经济危机的最大受害者［1］150。“人际关系系列电影”项目将学校作为实践社会民主的场所，回应“大萧条”背景下青少年对个体生活适应性、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及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需求，不仅拓展了学校职能，革新了中学课程与教学形式，彰显了电影的社会价值和教育价值，还为我们审视“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提供了一个新视角。目前，已有研究对进步主义教育的概念与性质［2-3］、进步主义教育的基本逻辑及其历史变迁［4］、进步主义教育协会［5］，以及杜威、克伯屈、约翰逊、康茨［6-9］等进步主义教育家进行了关注。关于“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及实验，已有研究梳理了“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概念及历史发展［10］，并重点关注了“八年研究”实验［11］、帕克学校［12］以及库克实习学校［13］的实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实验类型多样，但目前国内学界对教育电影项目实验却缺少关注。鉴于此，本文拟梳理“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中“人际关系系列电影”项目的开展情况，以引起人们对教育电影价值的关注。

一、“人际关系系列电影”项目的产生  20世纪30年代，美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一些关键性组织和个人的推动，以及“成功的秘密”（Secrets of Success）项目提供的前期经验，为“人际关系系列电影”项目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一）商业电影对青少年的不利影响催生了规范电影的需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电影在美国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尤其是儿童。到1936年，美国供影院播放的电影已达5万部，其数量是教育电影的5倍。仅在1936年，美国好莱坞电影公司生产的故事片、电影短片和新闻短片数量高达2 500部，而在同年生产的教育电影却仅有两三百部［14］。为了考察商业电影可能对青少年产生的有害后果，1929—1932年间，佩恩基金会（Payne Foundation）资助了一系列有关电影对青少年影响的研究。佩恩基金研究表明，当时的美国青少年大约每周去一次电影院，影院中72%的电影主题涉及犯罪、性和爱情，并且电影镜头中经常出现当时的违禁品，如烟草和酒等。佩恩基金的研究结果表明，电影对青少年产生了影响，其中许多影响不为父母、宗教领袖和其他人所赞同［15］。时任“社会价值委员会”（Committee on Social Values）主席的教育心理学家马克·梅（Mark A. May）也参与了一项佩恩基金研究，他在研究报告《电影迷的社会行为与态度》（The Social Conduct and Attitudes of Movie Fans）中指出：“电影可以改变儿童的态度，经常看电影的儿童在学校的表现，不如那些不看电影的儿童。”［16］8

随着无线电技术的发展，进步主义教育家们也发现电影这一媒介可以纳入课堂教学之中，并且这种直观、有趣的教育方式更容易让青少年接受课程内容，从而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当‘传统教育’仍然侧重于教科书、讲座和背诵时，‘新教育’也即进步主义教育，已经引起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兴趣，而这一兴趣最为高涨的部分就是创新性地使用课程和教学材料，其中就包括电影的引入。”［17］272尽管当时相关研究已经证明了电影在教育方面的独特价值，但由于学校不愿意将大量资金投入播放电影的设备之中，能够运用电影开展教学的师资缺乏，再加上教育电影数量少且不能满足中小学课程教学要求，学校并未对电影产生特别的兴趣。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和一些机构开始组织教师参加利用电影开展教学的培训。但地方学校却认为，有充足的适合课堂教学的电影材料，才是开展电影教育的前提。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协会和组织尝试将已有的院线电影剪辑成隐含教育目的的电影素材。其中，较为典型的是“社会价值委员会”和“人际关系委员会”。

社会价值委员会在“美国电影制片人与发行人协会”（Motion Picture Producers and Distributors of America）的资助下于1931年成立。它的主要职能是作为“电影制片人”，将已有的院线电影和供娱乐用的故事片剪辑成教育电影，通过向学校、学院、教堂、社会机构和社区分发电影的形式，对学生、教会人员和社区群众开展品格教育和道德教育。人际关系委员会是进步主义教育协会成立的下属委员会，1935—1942年间，凯利赫担任该委员会主席。它与“中学课程委员会”（Commission on Secondary School Curriculum）、“学校与学院关系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Relation of School and College）一起，主要负责开展“八年研究”（Eight-Year Study）实验。在分工方面，人际关系委员会主要承担青少年人际关系的研究工作，具体分为两个步骤：首先对青少年提出的各种有关生活、社会和职业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搜集、整理与加工；在此基础上，由不同领域和学科的专家就不同问题组织材料、提供解释［1］166。在凯利赫的领导下，人际关系委员会主要开展了三方面的活动：一是出版了一系列为青少年、教师和家长编写的书籍，二是将无线电和运动图片这一新兴传播媒介引入课堂教学之中，三是开展了一项旨在帮助青少年澄清价值观和探索人际关系的电影项目［18］。

（二）“成功的秘密”项目提供了前期经验  “成功的秘密”与“人际关系系列电影”项目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电影史上最值得关注的教育电影项目。“成功的秘密”项目的发起与1929年在波士顿开展的一次将电影用于宗教教育的讨论有关。1930年，一项针对在教堂播放电影的新教徒群体的全国性问卷调查，描述了电影如何应用于宗教教育以培养人的品格，并确定了一些已经被成功地运用于宗教教育的电影［17］274。为了能够对现有的电影资料进行编辑，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教会，社会价值委员会成立。之后，该委员会又提出将编辑好的影片向学校分发的想法。最终，经该委员会编辑和制作的21部影片被投放到教堂、学校和社区。“成功的秘密”系列电影因强烈的新教信仰以及对“正当品格”（proper character）的明确界定，为青少年提供了真正的教育体验，而不仅仅是普通的大众娱乐。因此，“成功的秘密”项目的成功之处，在于使电影发挥了“隐匿”的宗教教育功能。但实际上，该项目的真正成功，在于从社会价值的角度诠释了电影的价值。“人际关系系列电影”项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借鉴了“成功的秘密”项目。

“成功的秘密”项目借助电影开展道德教育的方式，为“人际关系系列电影”在学校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提供了思路。“人际关系系列电影”项目将编辑好的电影融入课堂教学，这种用影片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材料，以引发学生讨论与思考的方式，相比于以往使用单一的教学方法有着更为明显的教学成效。此外，“成功的秘密”项目中的一些电影经过改编后，也被应用于“人际关系系列电影”项目中。例如，在“成功的秘密”项目中，《破碎的摇篮曲》（Broken Lullaby）旨在“把教会教育作为促进和平的一个重要途径，让每个观看电影的个体感受到他们对战争的责任”。在“人际关系系列电影”项目中，这一电影主题的宗教成分被弱化，而突出强调“一个敏感的男孩对杀戮的反应，以及在欢呼声中男人把儿子送上战场的责任”。

（三）凯利赫促成了项目的启动

“人际关系系列电影”项目的负责人是凯利赫。她是一位有着丰富电影经验的儿童教育研究者。1930年，博士毕业的凯利赫在耶鲁大学心理发展研究所（Yale University Psycho-Clinic）就职。工作期间，她拍摄了大量关于婴儿的资料，用于对婴儿进行自然主义研究，之后她被介绍加入芝加哥大学与耶鲁大学的教育电影研究团队。1933年，凯利赫从耶鲁大学辞职，1935年正式担任人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在凯利赫参与“人际关系系列电影”项目之前，她就已经主持和参与一些旨在解决与青少年生活、社会和职业有关问题的活动。其代表作《生活与生长》（Life and Growth）不仅论述了青少年的身体发育、遗传、智力发展等问题，还着重考察了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所面临的人际关系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这本书适合中学生和家长阅读，也作为参考书目被编入“人际关系系列电影”的使用指南。凯利赫在教育电影领域有着较高的声誉，在管理上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较强的组织能力，其工作也得到了“进步主义教育协会”领导的认可。她与“美国电影制片人与发行人协会”的成功谈判，使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将首批75 000美元的赠款用于与凯利赫合作。这笔赠款成为“人际关系系列电影”项目的启动资金。

当时，有一些文件记录表明，“人际关系系列电影”项目实际上只是“成功的秘密”项目的延伸。例如，1936年6月的一份备忘录显示，马克·梅曾提到，在“普通教育委员会”（General Education Board）的资助下，进步主义教育协会将开展一项“成功的秘密”扩展项目［16］5。从1938年的一份报道中也可以看出，普通教育委员会的第二笔拨款虽然支持的是“人际关系系列电影”项目，但这一项目也只是作为“成功的秘密”项目的更名而已［19］。但凯利赫却始终坚持“人际关系系列电影”项目与“成功的秘密”项目有所不同。

“成功的秘密”项目具有明确的宗教目的性，从教育电影的角度而言，其更多是探索性的；而“人际关系系列电影”项目是为重建中学课程而进行的教育改革实验。自项目运行以来，凯利赫及其团队始终将它与“八年研究”联系在一起。“八年研究”主要涉及中学的课程改革，具体包括减少传统学科的内容和时间，使课程组织形式更加灵活以及注重增加新的教学内容。在“八年研究”的合作学校中，有一类被称为“青年需要方法”的核心课程，其出发点是帮助儿童和青少年更好地处理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1］171-172。凯利赫从“八年研究”的实验学校中，选择了9所作为“人际关系系列电影”项目的前期实验点，也期望实验结果能够反哺“八年研究”的工作。不同于“成功的秘密”项目中预设的品格和道德教育目的，“人际关系系列电影”项目在教育目的上保持开放性和不确定性。该项目旨在传递“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理念，更加强调通过观看影片的方式引发学生对同一问题的讨论和思考，并使他们表达在建立民主国家的愿景下的个体性和社会性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