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抗日根据地“冬学运动”的历史经验

摘 要：全面抗战时期，浙东抗日根据地党和政府认真领会中央教育方针与“冬学”经验，通过试点把中央精神和浙东实际结合起来；通过党和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社会动员开展“冬学运动”，制订了详实的顶层方案，并采取模范典型引领，充分运用动员方法和技巧；在“冬学运动”中团结改造基层知识分子，使之成为进行社会教育的内生力量。因而，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冬学运动”取得了良好成效，为浙东抗战胜利和人民群众政治文化水平的提高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冬学运动”；浙东抗日根据地；历史经验；社会教育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3）04-0035-11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3.04.004

“冬学”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展的一项社会教育运动。如陕甘宁根据地早在1937年冬天就进行了“国防教育的冬学运动”，之后每年都进行轰轰烈烈的“冬学运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晋绥边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等都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冬学运动”；华中区的盐阜区、浙东区等也开展了“冬学运动”。相较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夜校、识字班、半日校等形式，冬学成为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教育方式上的创新。中共中央提倡各抗日根据地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发挥党的组织化优势大力推行冬学，在1944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以决议形式明确提出“在冬季应着重组织冬学”［1］。各抗日根据地认真贯彻执行，“冬学运动”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浙东抗日根据地主要位于浙江东部发达地区。该地区近代商品经济发展居全国前列，不仅自然经济条件与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抗日根据地迥异，且由于处于日伪、国民党夹击的“三角”状态中，与陕甘宁边区的相对稳定和华北基本只针对日伪的斗争情况不同，中国共产党在浙东不仅要和日伪进行坚决斗争，还要正确处理由国民党挑起的摩擦。在这种复杂环境中如何开展“冬学运动”？浙东中共党组织认为，要认真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中央教育方针，同时“必须站在人民立场地方化”［2］68，在社会教育方面根据具体情况找到适合的推进方式。那么，浙东抗日根据地如何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找到开展大规模“冬学运动”的方法？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下进行有效动员？其经验做法及内在逻辑是什么？遗憾的是，学界对浙东抗日根据地“冬学运动”的相关研究成果不多涉及浙东抗日根据地“冬学运动”的论文仅有《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教育事业与教育方针》（冯永之，《宁波师院学报》，1991年第7期）、《华中抗日根据地冬学运动研究》（陈伟，扬州大学硕士论文）、《抗战时代文艺人的思想革命——对浙东根据地“的笃戏”改造的考察》（小田，《河北学刊》，2022年第3期）等。，对上述问题也基本未涉及。由此，本文拟对浙东抗日根据地“冬学运动”进行初步探析，总结阐释其做法与经验。

一、“冬学运动”的试点

虽然中共中央对“冬学运动”多次提出号召并制定具体政策，但浙东的自然环境、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情况不仅和陕甘宁边区迥异，也“与华中苏南有不同的特点”［2］64。如何领会中央精神，并结合浙东的实际予以推行，成为摆在浙东抗日根据地创建者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1942年7月，浙东区党委成立伊始就认识到：“浙江文化教育相当发达，知识分子相当多，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应忽视。”［3］42但当时中共及其军队在浙东立足未稳，同时缺乏进行彻底社会教育改革和大规模冬学的条件，所以，区党委决定着手进行一些试点探索，摸清浙东地区实际情况，力图把中央精神和浙东实际结合起来。

1942年冬天，姚南县派专职文教干部到农村指导开展冬学试点，办了30所冬学，但因重视不够和缺少经验，“形成大部冬学的自流现象”［4］134，效果并不理想。1943年初冬，镇海县龙山区教育会采取聘请小学教师担任社教教员的方式开展冬学，进一步试点。经过几个“点”的尝试，区党委和教育管理部门取得了一些经验，对冬学的目的、开展方式、推动力量等有了初步设想。10月，浙东区党委要求“抓住人民冬季的空闲时间，广泛的开展群众的冬学运动”本文引文中“的”“地”“得”和一些标点符号的用法与现在的用法不尽一致，是民国时期白话文发展的过渡现象，为尊重原文，不做改动。下不一一注释。；提出冬学的目的是“提高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开展方式主要是“举办各种群众团体及自卫队的干部训练班”［2］122；布置机关干部深入乡村，结合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和文化水平，亲手编写课本，以适合农村环境的浅显内容教育农民。结果，这年冬天的冬学在效果上比之前有所提升。“冬学”是在冬季进行社会教育，“暑学”是在暑期进行社会教育，两者只是进行的时间不同，而实质是一样的。陕甘宁边区冬季时间长，夏季短且是农忙季节，所以，基本上只开展“冬学运动”；而浙东地区冬季时间较短而夏季时长，所以，党和根据地文教部门因地制宜地进行了暑学试点，这在其他根据地是少见的。1944年，三北地区建立了暑期社会教育工作队，利用小学教师的暑假时间开展社会教育。从这年暑假开始，由区教育会将有时间、有条件的小学教师组织成社教队伍，先针对社会教育应注意的问题进行几天培训，接着分成四个小组下乡开展社会教育。在暑期社教中，社会教育工作者和群众建立了融洽感情，取得了好的教育成效。暑学和冬学虽然在季节、组织方式上有所不同，但有很大的共通性，其实践经验可以“移植”到“冬学运动”中。

从以上试点来看，1942年到1944年浙东抗日根据地冬学（包括暑学）的开展有几个特点：一是开展冬学（暑学）主体的多样性，充分“利用过去的组织形式”［3］54，既有政府机关直接推动，也有教育会助力推动；不仅有行政人员参加，还鼓励小学教师、学校毕业生参加。二是规模一般不大，均未覆盖到全浙东地区。三是开展方式形式多样。这表明，这两年试点取得了不少经验，但是否普遍适用还不能完全确定。那么，如何找到一种能普遍适用的方式？如何在全区更有效地推进“冬学运动”？这还有待区党委和教育部门在更高层面上把试点经验总结出来。1944年夏季，浙东抗日根据地文教部门着手系统总结前几年“冬学运动”的经验教训。7月，三北地区的教育会认为，“各理事分布地区太分散，致影响理事会组织不健会[全]因抗战时期条件艰苦，印刷水平差，一些引文中存在错、漏、多字现象，以方括号方式更正。下不一一注释。，工作往往抓不住中心，工作结束后也没有好好进行检讨与总结以获取经验教训”［5］，并提出了系统的社会教育计划，包括编制出版相关教材、建立“据点”等。这个认识虽然触及了一些问题，但还不够深入。11月，文教处社教队开始系统总结社会教育的经验教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社教工作与国民党传统的社教工作原则上的差别，就是在于前者走的是群众路线，后者脱离群众的路线”［6］。这触及了之前社教运动成效不明显的深层原因，因为“新的社教工作不但在内容上表演着群众自己的东西，并为群众所需要[的]东西，在教育方法、教育方式上，也为群众所乐于接受，顾及群众的生活条件，理解水准，如通过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来进行教育，更其在动员与组织群众——民间艺人、小教、小学生与知识青年——来坚持与完成这个群众教育工作上，表现出群众路线的精神”［6］。这个总结揭示出根据地的社会教育和“冬学运动”必须要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在群众中产生内生力量，并以大规模运动的形式扩大社会教育的受众面。综上可以看出，试点是将中央精神与浙东地区实际结合的桥梁，也是浙东区的政策导向大规模“冬学运动”的转化器。

二、“冬学运动”的展开

1944年冬天，在总结了前两年冬学的经验后，浙东区党委和根据地政权在全区范围主导开展了大规模“冬学运动”。在这次“冬学运动”中，根据地各级政府和文教部门采取强有力的综合动员措施，推进“冬学运动”的有效开展。

（一）党和行政主导整体规划

浙东抗日根据地采取党和政权机关主导的方式，对“冬学运动”进行了整体规划，运动目标、力量配备、推进阶段、检查督导、经费支持、评比检查等各环节都在执政党和政权机关的规划与掌控之中。1944年12月4日，浙东临时行政委员会主席连柏生签署“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关于今年冬季工作指示”，对“冬学运动”作出安排，明确把“冬学运动”作为冬季工作的三大运动之一，指出“冬学的主要内容，应是教育群众，而尤以教育群众中的干部为主，必须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鲁迅学院本明［年］毕业的学员，将是这一运动的重要骨干，各地应有计划有组织的运用这一个力量，同时组织识字班[、]夜校以及在社教队的帮助之下，组织民间艺人，改造民间艺术，借古历新年机会教育广大群众等等。[，]都应适当进行”，并对各地区的“冬学运动”作出了分别要求：“四明可以采取比较集中的形式，三北则应采取隐蔽的与会议性质的方式”［2］387。这个规划既有硬性要求，又有灵活操作空间，便于地方执行。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的指示如臂使指，各地区、县、区立即布置“冬学运动”。如四明特办召开第八次政务扩大会议，对“冬学运动”作了讨论，决定从1945年1月7日至2月7日为“冬学运动”期；具体形式根据情况不同而有所区别：在基本区和我强敌弱的游击区，“凡乡镇公所中心小学在地或较大村庄之有保国民学校者均须举办半日校或夜校”参见浙东抗日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编纂委员会：《浙东抗日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选编》（上册），浙江金华（金宣）内临068号，1992年，第136页。，在敌占区则由社教队进行流动冬学；冬学的对象是广大群众，尤其是基层干部；“冬学运动”以读书明理为号召，实际目的在于提高政治水平，打破蒋介石政权在民间的正统观念，培养抗日民主、生产劳动、拥军拥政三大观念。又如临山区于12月26日专门召开第六次行政扩大会议，研究办理冬学事宜，经研究后，决定推行“每乡镇至少设立一所或二所”“教材由区供给”“日夜问题由乡教育会决定”“经费由乡教育会筹措以收集什物为原则”“师资由地方现任教员或民运同志担任”“中心冬学由中河乡教育会负责”等措施［7］66。这些规划契合当地实际情况，措施得当。

总体来看，这些整体规划大多内容详实，操作性很强，但鉴于浙东抗日根据地内各地区相关规定比较多，在此择取四明地区的“冬学推进办法”为样本予以分析。1944年12月4日，在浙东区行政委员会作出冬季工作指示的当天，四明特办制定了详细的《四明地区推进冬学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从时间和党内规矩上看，该“办法”制定之前应有过和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的沟通，同时四明地区是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基本区，所以，该“办法”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办法”的内容十分详细，对运动目的、方针、任务、计划、工作方法等作了详细设计，其中“怎样设立冬学”一条中具体内容有18项之多，对其进行分析和阐释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办法”规定“冬学运动”的目的，是“肃清群众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一切任何幻想”“积极地培养群众抗日民主、生产劳动、拥军拥政等观点，为我浙东地区，由游击根据地的性质，[开]发展到抗日民主根据地打下有力的基础”“协助今年其他各项‘冬季工作’顺利开展”同①，第130页。。可见，“冬学运动”不仅是为了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还具有政治上的目的，重要的是要起到在群众中树立正确政治观念的作用，此外还有促进具体工作之需。作为一个工作规划，自然少不了具体的工作计划。“办法”规定，冬学的总计划是“普遍的设立夜校，半日学校（总名‘冬学’）”，通过设立有一定规范意义的教学机构保证冬学成果，显示出在群众性运动中重视专业化的倾向。“办法”同时对各类地区设定了不同要求，这一方面是由于之前提到的浙东地区文教事业比较发达的现实，理应充分发挥各种社会力量的作用；另一方面还由于浙东抗战的具体环境，即上文提到的处于与日伪的侵略和反侵略、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和反摩擦”的复杂斗争局面中，根据地也分为我方牢固控制的“基本区”、部分控制的“游击区”和敌方控制的“敌占区”，客观形势需要在不同地区采取区别性办法。所以，“办法”具体规定：在“基本区及我强敌弱区——重要市镇，乡镇公所所在地，中心小学所在地，须设立一所较大的；保国民学校所在地尽可能设立一所”；在“游击区——按照上列地方，尽可能同样设立，可以较灰色的形式隐蔽，此外社教组或机关，尚可设流动冬学若干所”；在“区署以上的行政机关及县级以上的交通站所在地，必须设立一所，上列机关或变通站，如无固定驻地，则可择一经常流动地点设立之。如当地已有其他人员负责创设，而在同一地点无设立两所之必要时，则须尽量协助之”参见浙东抗日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编纂委员会：《浙东抗日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选编》（上册），浙江金华（金宣）内临068号，1992年，第131页。。“办法”还有具体的数字要求，规定鄞慈县40所、鄞奉县25所、姚南县20所、上虞县15所，每个学校人数不少于30人同①，第132页。。对推行“冬学运动”，四明地区几乎派出了所有力量，除了“社教工作队”，还有民运工作的同志、根据地各级政权机构的有关工作人员，浙东鲁迅学院的学生、各学校的老师，回乡的知识青年，几乎集中了全体力量投入到“冬学运动”中。此外，还对教材、教学内容、经费来源等也作了规定。从这个“样本”可以看出，浙东抗日根据地对“冬学运动”进行了详实、完备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始终主导着“冬学运动”。

（二）党、行政和社会资源的全力推动

区党委和根据地政权对“冬学运动”强化督导、检查，随时掌握进度与具体情况，以行政力量大力推动。四明地区首先在运动布置上细化为三方面问题：一是“在布置和动员时，有什么困难和怎样克服”，二是“在布置和动员时，有什么精彩例子”，三是“怎样确定中心冬学，其具体布置情形如何”；其次，对冬学教师的培训、教材、经费来源和分配、冬学典型的培养等问题作出安排并提出要求；再次，对“冬学运动”的效果评判制定了具体标准，包括“产生了几个俱乐部或其他群众组织”“培养了多少识字英雄”“组织了多少读报组”等［7］132-133。此外，还科学制定了统计表格，以掌握冬学开展的详细情况。但可惜的是这些表格的填报情况没有保存下来，否则可以进行定量分析。余上县也采取每个民运同志直接领导两个夜校的方式，各教育会通过各学校开办冬学，尽量发挥地方知识分子作用；有冬季防卫组织的地方则充分发挥冬防组织的作用，以推动“冬学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