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佛年关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思考
作者： 黄忠敬摘 要：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老话题，但却是教育学必须重视的根本性问题。刘佛年既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教育理论家，也是一位锐意改革的实践者，更是一位把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融会贯通的开拓者。他认为，应当追求教育理论的中国化、学术化和科学化，应当开展面向全体学生、关注学生全面发展和面向整体的教育实践。在理论与实践关系上，他强调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关系和教育领导部门与教育科研机构的关系，强调教学工作中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主张大学要办成教学中心和科学研究中心。他还鼓励中小学教师开展一些教学研究，探索实验研究，撰写教学反思。这些教育思想对当前教育改革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教育理论；教育实践；理论与实践关系；刘佛年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3）04-0046-09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3.04.005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老话题，但却是教育学必须重视的根本性问题。这不仅关涉教育学的理论品质，而且关系到教育学的实践属性。在这方面，刘佛年既有深入的理论思考，也有长期的实践探索。他对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思考，对当下教育改革仍然具有启示意义。本文结合刘佛年公开发表的文章和会议发言，探索他追求什么样的教育理论，倡导什么样的教育实践，以及如何加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联系等问题。
一、追求什么样的教育理论？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讨论稿）》说起。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以及当时学者的思考。作为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教育学教科书，《教育学（讨论稿）》纠正了1958年以后用教育政策汇编代替教育学教材的不正常状态，改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盘搬用苏联教材的做法，成为此后对我国教育实践和理论影响最大的一本教育学教科书。从这本教材中，我们可以窥见刘佛年对追求什么样的教育理论的回答：一是突破苏联教育学的束缚，建立中国化的社会主义教育学；二是克服政策汇编式的教育学政治化倾向，增强学术性；三是克服编写教科书时缺乏研究、空发议论的问题，加强教育学的科学化。这体现了刘佛年追求教育理论“中国化”的努力、“学术化”的追求和“科学化”的探索。
（一）教育理论的“中国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教育学建设，是在全面学习苏联这个大背景之下进行的。在“以俄为师”原则的指导下，苏联教育学教材、苏联专家的讲义和报告集等被大量翻译和发行，这对于尽快恢复我国教育，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教育理论具有积极的意义。到了1958年，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当时在教育领域兴起了“教育大革命”，提出要走自己的路，建立自己的教育学。
刘佛年认为，我国应当有一本自己的教育学教材，用以替代凯洛夫的《教育学》，这是我国教育理论界追求的一个目标。但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设想，还在1956年就有人提出教育理论中国化的问题。其主要目标是解决苏联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同中国教育实际不符的问题；其主要方法是总结我国历史和现实中的教育经验，以匡正、丰富从苏联传入的教育理论。刘佛年当时认识到凯洛夫《教育学》提倡的教学方法是不够的，但凯洛夫的《教育学》此时已被翻译成中文并在教育研究中广泛应用，是当时的核心教材，这一点深深困扰着刘佛年。尽管他认为书中提出了一种教育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刘佛年还是感到其过于狭窄和片面：所有的内容都强调国家的责任，强调国家要以垂直方式管理教育，教师的职责就是作为专家在正规教育系统内向学生传播知识。刘佛年认为，这种方法在全然不同于苏联的中国环境中运用会导致许多问题［1］。1956年，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刘佛年开始反思凯洛夫教材中的一些问题，认为凯洛夫教材是根植于欧洲理性主义背景的。1958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在教育理论发展中要明确的主要矛盾，是学与思、知与行、社会需要与学生实际、同样的现实与不同的观点、个人与集体、专业训练与基础教育、需要与可能、独立与联系［2］。
1961年，刘佛年受命主编《教育学》教材，他汇集了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教师为主的一批学者，历时三年时间，经过反复修改，于1963年完成。从内容上可以看出，该书试图突破凯洛夫《教育学》框架的努力，《教育学（讨论稿）》在绪论中便开宗明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现象及其规律”“教育学的任务是从客观的教育现象和实际的教育工作中去揭示其规律”。那么如何去研究教育现象并发现规律？该书在绪论中强调：“教育学主要是从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教育与儿童身心发展的关系等方面去研究教育工作的规律。”这里所提出的是研究教育问题的两个角度，而不是两条规律。
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尽管受到了凯洛夫《教育学》的影响，借鉴了苏联教育学的理论，但确实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这一点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肯定。1956年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初步探索的开始，我们才在教育学科体系建设中较为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化”口号，寻求教育学科体系建设的中国特色，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进行了初步而又可贵的探索，刘佛年主编的这本教材便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思考和探索［3］。有学者指出：“这一本教育学是在1961—1963年前后连续3年之久由本国教育学者和大学教师联合编写的自编的教科书，也是企图有别于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一本新的教科书，或者也可以说是力图能超过从外国翻译过来的教科书。经过编者的努力，该书也确实取得了新的进展，体现出自己的特点，总的说是不错的。”［4］有学者肯定该书是那个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反映了作者对教育学中国化的努力，也指出了作者的独立见解［5］。有学者指出：“在学习、移植过程中，我国学者仍努力探索着教育学中国化的问题，60年代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讨论稿）》堪称其中的佼佼者。”［6］
（二）教育理论的“学术化”
教育学“中国化”的努力是中国教育学者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体现出可贵的探索精神，遗憾的是，这种努力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反倒成为一些人在“中国化”口号之下实施“政治化”的阴谋。在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下，教育学的“中国化”努力成了教育学的“政治化”运动，教育学教材成了政策汇编、语录学、教育工作手册。
刘佛年编写教育学教材时将其定位为学术著作，要求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教育，研究教育的历史发展，研究教育的现状，作出理论性的结论，十分强调要以阐述规律性知识为主要任务。编写过程中，刘佛年倾注了全力。为提高教育学的学术性，他研究了当时能收集到的古今中外教育论著，以及20世纪60年代我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比较系统地理性地论述了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教育与儿童身心发展的关系，以及其他教育问题。
（三）教育理论的“科学化”
刘佛年主张教育理论应当建立在对我国教育充分研究的基础之上，教材应当是我国教育科学研究的结晶，不能空发议论。1961年，当刘佛年受命编写《教育学》教材时，主持文科教材建设的周扬在上海召开的大学党委书记会议上，要求他在半年内出书，以应燃眉之急，刘佛年表示“要求太急”“不作些调查研究，空发议论，不能服人”［7］。事实上，当时我国教育科学确实相当薄弱，可资借鉴的科研成果相当有限，但即使如此，刘佛年在编写教材过程中还是尽量要求搞好教育科学研究。
1962年春，刘佛年撰写了《开展教育科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认为教育科学研究要注意三个问题：第一，掌握资料；第二，总结经验；第三，进行实验。1978年，他在《文汇报》上撰文《教学要讲究科学性》指出：“应该按照教学规律来革新教材，改进教学方法，在不使学生负担过重的情况下，提高教学效果。所以教学一定要讲究科学性。”在1978—1979年的《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他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强调探索教育规律的重要性，指出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合格人才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靠加强学习、劳动强度，延长学习时间，加重学生负担；另一种是靠掌握教学规律，改进教学方法。他认为后者是一条正确的途径。1979年，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专访时，他呼吁要“掌握教学规律，提高教学效果”，以此减轻中小学生学习过重负担，提高教育质量。
刘佛年认为，教育理论要探索教育的规律，而教育系统是很复杂的，教育系统的根本因素是方向、目的，教育应该成为有开放性的系统，应该成为有灵活性的系统，应该是有效率的系统，是一种有着复杂的内外联系的系统。因而，教育理论研究的课题是很广泛的。
总之，为了探索教育学的“科学化”，刘佛年非常强调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性，通过研究来促进教育学的发展，这种研究是理论结合实践的，是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同时，他高度重视心理学成果，亲自翻译《儿童世界》一书作为教育理论的基础，引入布卢姆的教学目标分类学，科学地评估教学效果，促进我国教学改革，提升教育质量；并极为注重中小学开展教育实验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大力推广“青浦经验”，倡导本土实验，主张通过本土的实验与实践，创立自己本土的教育学，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这些努力对后来教育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实践？
刘佛年所强调的教育实践，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实践，是关注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实践，是面向整体的教育实践。
（一）面向全体学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但“文革”之后，中小学教育满目疮痍，学校校舍破败，师资流失，图书仪器匮乏，学生质量大幅度下降，学校教育如何实现为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的重任？在财力、师资等不足的情况下，国家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办好重点学校或班，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以期早出人才，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这成为当时我国一项重要的教育政策。但随着重点学校或班的出现，教育界出现了一股不良倾向，只重视重点学校而忽视一般学校，只重视“优秀”学生而忽视“一般”学生。从深层次来讲，如何对待这一问题，将直接影响到对基础教育根本任务的认识与态度。
1978年，刘佛年提出了“夺取大面积丰收”的口号，认为中小学是要面向全体学生的，不能只注意重点校、重点班和尖子生；中小学要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使学生全面发展，不能片面追求升学率。在他看来，夺取大面积丰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希望大家都来探索提高教育质量的规律。为了破解这一难题，他做了大量工作，他的许多学术报告、学术论文都是围绕这一中心的。
刘佛年指出：“如果认为我们只需要抓好尖子，不要在其他的学生身上多下功夫，那就错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8］在刘佛年看来，我们的基础教育不仅要关注优秀学生的发展与进步，更要关注一般学生（包括差生）的发展与进步，而后者才是基础教育根本任务之所在。基于此，刘佛年在“文革”结束不久就提出，基础教育要争取“大面积丰收”，要关注所有学生——无论优秀还是一般学生的发展。
这里有一个经典的案例，即他不遗余力地在全国推广顾泠沅在上海青浦所探索的“青浦经验”。1977年，青浦全县进行了一场统一的中学数学测验，测验结果令人震惊：全县4 300名中学高年级学生，及格率仅为2.8%，零分率则高达23.5%。对此，深感痛心的教研员顾泠沅喊出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彻底改变青浦教育落后面貌”的誓言。在顾泠沅的努力及县有关领导的支持下，“青浦实验”由此揭开了序幕。1984年以来，刘佛年欣闻青浦数学教改实验，兴奋异常。此后，他先后五次到青浦，下学校，进课堂，听详细介绍，找师生谈话。刘佛年将青浦实验的核心思想概括为“尝试辅导”和“效果回授”，即通过创设问题情境，启发诱导学生主动学习；通过组织答疑、课堂练习，及时反馈补授。刘佛年为青浦经验叫好，为顾泠沅高兴，他积极撰文推广“青浦实验”，并挥毫将“青浦实验”赞誉为“教育改革的楷模”。“青浦实验”也让刘佛年与顾泠沅结下了师生缘，1987年，刘佛年收下了这位他寻觅了多年的学生［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