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师范传统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相结合

摘 要：刘佛年教授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和教育学家。作为高等教育的管理者与实践者，他呼吁高校自主权，提出“师范性与学术性相统一”的高师办学思想，首创教育科学学院与教育研究班。他认识到建设高等教育学科对于指导高等教育实践的重要性，率先在华东师大建设高等教育学科，并与潘懋元共同筹建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培养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生，推动了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刘佛年还为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认为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学科基于内生逻辑的建设过程使其区别于综合大学，师范传统融于高等教育学科也使其独具特色，并与综合大学的高等教育学科共同构成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基本特色与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应当坚持师范大学传统，共同发展高等教育学科。

关键词：刘佛年；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学科；师范传统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3）04-0055-09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3.04.006

刘佛年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教育学家，他不仅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教育学教材的编撰者，也是社会主义教育学理论与学科体系建设的奠基人。值得关注的是，这位教育理论与实践家不仅关注基础教育与师范教育的发展，同样也关注高等教育与高等教育学的发展。从上海师范大学校长到筹建华东师范大学，从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到名誉校长，这位教育理论家在高等教育实践中对高等教育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率先扩大了大学办学自主权，亲自参与和倡导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并为师范大学发展高等教育学科提供了指导与方向。

一、主持华东师大，敢为人先：高等教育的管理者与实践者

1951年，刘佛年怀着对祖国和教育事业的一片赤忱，积极投身到创建华东师范大学的工作中，也由此结下了他与高等教育的不解之缘①。郭豫适评价道：“刘校长对学校的深情，是跟他对国家和教育事业的忠诚紧密交融的，爱国和爱校在教育家刘佛年的身上体现得很深邃、很完美。”［1］1978年，刘佛年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后，躬身实践“大学校长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的教育家”［2］的观点，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努力将华东师大建设成为拥有多个一流学科、多学科高水平协调发展、教师教育领先的综合性研究型重点师范大学（1980年，华东师范大学制定《1980—1990十年规划纲要》，提出总目标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导下，把我校办成高质量、有特色的重点师范大学。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培养大学基础课、部分专业课教师以及科学研究人员，在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的前提下，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把学校办成教学中心和科研中心。引自施平：《共事五载风雨同舟》（王建磐：《师表：怀念刘佛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页。））。“一位大学校长就是一个总的设计师，他必须是一位清醒的、敏锐的观察家，能够准确地洞察社会的需要和时代的发展趋势，并据此来制订学校发展的目标、规划以及培养人才的规格。”[3]刘佛年便是如此。

（一）大学办学自主权的先发声者

“大学校长当得好不好，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校长真正能对他的工作负责，才能去评定他的工作好坏。”［2］刘佛年认为，校长要有权才有责，要让校长真正负起责来，就要解决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问题——自主权正是大学校长能够按照教育规律进行创造性工作的前提。1979年12月6日，刘佛年同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和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邓旭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名为《给高等学校一点自主权》的文章，呼吁给高等学校一点办学自主权，并得到了党和政府的积极回应。1980年，刘佛年在《文汇报》“高校改革建设”栏目的笔谈中也指出：“要创建高质量的大学，要把大学办活，必须解决学校自主权问题，中央有关部门直接领导的学校不要太多，管得不要太细、太宽，否则对教育事业不利。……有些具体工作可以让学校作主，从而把事情办得更好。”[4]2刘佛年对高校自主权问题的认识是深刻的，他不主张无限制的自主，而是强调有限的领导。他主张大学要有办学的自主权，并不是完全不需要上级的领导。相反，刘佛年强调国家要在一些高等教育重大事项的决策和宏观指导上加强领导、发挥作用，只有这样，大学校长才能真正办好学校［5］。在刘佛年校长的呼吁下，教育部和上海市教卫办扩大了华东师大在教学管理、人事管理、财务管理、基本建设、建立学校基金和外事活动等方面的自主权［6］8。这在当时的国内大学可谓首开先河，为华东师大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

（二）高等教育改革的实践者

为华东师大的发展定基调，是刘佛年校长上任后的头等大事。华东师大在建校之初就集中了一批知名的学界名流，为学校建成高水平大学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20世纪70年代末期，校内对于办学方针的分歧却阻挡着华东师大前进的脚步。1977年，邓小平强调，“重点大学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科研的中心”。但学校内部在具体办学方向上却存在争议，部分人认为华东师大主要培养中学教师，所培养的教师能够掌握一定教学方法，讲清楚中学课程就够了，不必进行科学研究能力的培养［6］8。刘佛年敏锐地认识到这一观点对于高师的发展有很大危害，并指出“师范院校应把学生的专业学习质量提高，不能让学生只有理解高中教材的水平”［7］，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师范教育的使命。刘佛年强调高等师范教育必须科研与教学相结合，不仅为华东师大的发展定下了基调，更为师范教育的整体质量提升打下了基础。在教学上，刘佛年认为，文理渗透的培养模式是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关键所在。他在华东师大开展通识教育，在部分系试行文科学理、理科学文的培养模式。在科研上，刘佛年十分重视学科建设，尤其是重点学科建设，提出了先建设出一批特色鲜明、水平高超的重点学科，通过这些学科推动华东师大整体办学水平提升的主张，并付诸实践［8］。

在探索高师发展道路过程中，刘佛年积极借鉴国外经验。1979年，在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业会议后，刘佛年亲自考察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办学情况。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作为师范大学却是法国学术水平最高的学府，水平比巴黎大学还要高。由此，刘佛年指出：“师范院校的学生不怕学问高，水平高。应当培养学生在学术上有较高的水平。”［7］对巴黎高师办学方针和经验的学习与借鉴，大大开阔了刘佛年等华东师大管理者的眼界，也为华东师大指明了师范大学的办学道路。结合华东师大的实际情况，刘佛年提出重点高师要“真正办成重点”，就不能局限于开设那些与中学课程有关的专业。他认为，师范大学应当扩大学科设置的范围，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设立一些能够培养大学基础课和部分专业课的师资的专业。除此之外，他还主张师范大学应当积极开设研究班和培训班，从而将重点高师办成教学和科研的两个中心［8］。

为把华东师范大学办成教学和科研的两个中心，刘佛年提出了“师范性与学术性相统一”的办学思想，即对于重点高师而言，师范性与学术性不应偏废，也不应割裂。1980年，在刘佛年校长的主张下，根据第四次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华东师大明确提出了坚持“师范性与学术性相统一”的办学方向，从而使华东师大的发展更加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4］1。为了贯彻“师范性与学术性相统一”的办学方向，刘佛年在改革上敢为人先，勇于“突破狭隘的师范框框”，为提高师范大学的教学质量创造条件。他率先在华东师大开设了一批新的专业，并设立了一批新的研究机构（1979年5月，在与庆祝建校二十八周年大会同时举行的华东师范大学第一次学术报告会上，刘佛年校长讲话回顾总结这一阶段的工作时提到：学校规模由原来的10系发展为14个系，恢复重建研究所4个、研究室20个，编辑出版了《物理教学》等刊物25种。此外还创办了电子仪表分校、业余大学和夜大学，恢复了函授教育。引自施平：《共事五载风雨同舟》（王建磐：《师表：怀念刘佛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页）。 ），在保证师范性的同时，大大提高了华东师大的学术性，更为高等教育学这一新学科在华东师大的萌芽提供了沃土。

（三）强调科学研究，创立教育科学学院与教育研究班

为了加强教育科学研究和培养教育科学人才，刘佛年对实际情况与形势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综合考察并总结了各国师范大学的办学经验，认为向综合性大学的方向发展是师范大学的必然趋势；与此同时，师范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又要保持其师范教育的特点，如“在校内设教育学院，专门负责为愿当教师的学生开设教育类课程和在职教师的继续教育”［9］。结合华东师大的实际情况，刘佛年认为，必须把全校的教育科研和教学力量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相互协作又有分工的整体，从而更好地发挥教育科学学科的整体优势，并提出了建立教育科学学院的意见。1980年，在刘佛年的积极倡导和其他领导的支持下，全国第一个教育科学学院在华东师大成立，刘佛年兼任院长，在组织上保证了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刘佛年对师范教育的发展看得格外深远，意识到师范教育应当做到与时俱进，适应未来发展趋势。他说：“多科性是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无法抗拒的。”［10］基于对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的判断，刘佛年率先开始了师范大学培养多科性教育学人才的求索之路。通过对国外高师的实地考察和经验总结，刘佛年发现：“目前先进的工业国家，基本上是综合大学培养高中和高校师资的。英、美等国的综合性大学设立教育学院（师范学院），是不招本科生的，而是吸收其他系科本科毕业生再到教育学院攻读至少一年，以取得教师资格，或继续攻读，以取得教育硕士、博士等学位。因此，这种教育学院也叫教育研究生学院。”［11］为培养具有文科或理科基础的教育学科专业人才，在刘佛年的建议下，华东师大开始了组建教育科学专业班的尝试，从各系学生中选拔出有志于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学生参加专业班，于1980年10月29日开班。专业班采取自愿报名、各系推荐的办法，由学校有关部门审核，校长批准，择优录取。教育学的学习重点放在教育学总论与教学论方面，并由刘佛年校长亲自为学生们上课（专业班第一学期学习教育学，采取讲座形式（学生不脱离原专业学习），每周集中一次。专业班强调学生以自学为主，多读点书，多思考些问题和多动手写文章。从第二学期起，除继续学习教育史、教育心理学、教育统计学等基础课外，仍按原专业学完少数几门主要专业基础课。教育科学学院还派教师专门指导学生的教育实践活动，而他们的毕业论文则选择以教育学科与原专业学科相结合为内容的课题。引自袁运开：《刘校长的办学思想和工作实践》（王建磐：《师表：怀念刘佛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 ）。从文、理各系招收学生组成教育科学专业班的做法在我国实属首次，这一做法为在更宽广的范围内选拔教育科学研究接班人创造了条件。这些学生毕业后大多成了教育科学研究与教育管理的骨干人才，其中就包括后来从事高等教育研究与教学的唐安国和谢安邦。

二、共建学科，齐头并进：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倡导者

对教育改革和教育科研关系的深刻认识，是刘佛年关注并支持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主要原因。作为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刘佛年长期投身于高等教育办学改革与实践中，对教育研究的重要性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他认为高等教育改革也必须强调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我国高等教育正处在一个大的发展和变革的时期，从教育思想、教育体制到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手段等许多方面都要进行改革，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但是改革必须同时进行科学研究。”［12］作为教育理论家，刘佛年以推动全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为己任，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初创时期，他是最为热心的支持者和倡导者，与潘懋元先生一起推动了全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在他们的带领下，厦门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率先成立了高等教育研究组织，并共同发起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第一次筹备会，促成了第一批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生的培养。可以说，刘佛年为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创办学科：开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先河

1978年5月，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即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潘懋元先生曾深情地回忆说：“‘文革后’，我重新提倡高等教育理论，在中国建立高等教育学新学科……刘佛年教授就是其中最热心提倡与支持者。”［13］刘佛年不仅提倡与支持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还直接推动了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1979年6月，在刘佛年教授的号召下，华东师范大学（当时为上海师范大学）也成立了自己的高等教育研究会，并由其担任理事长。在他的直接指导下，华东师范大学高教研究会成立后不久就组织了高等教育问题座谈会。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周冰原、袁运开，教务处长郑启明，教育系教授张文郁、讲师张仁杰等参加了座谈会，对当时高等教育的许多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并对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14］112-113。当时新创刊的《教育研究》杂志专门派记者参加了这场座谈会，并以《要开展高等教育的研究》为题，摘要发表了座谈会上部分学者的发言，旨在“引起大家对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视，并且希望有更多的同志来研究高等教育问题”［1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