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阳明教学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作者： 杨道宇摘 要：阳明心学在与朱熹理学的争辩中逐渐沉淀为中国两大古典教学传统之一，并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教学文化的基因与血脉，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以保国救亡为特色的近代教学改革和以复兴中华民族为己任的现代教学改革，从而使近现代教学改革呈现为“以中华心学为本体，以西方文化为功用”的基本格局。然而，阳明心学却在现代中国教学研究中遭受主观唯心主义的误解，从而使中国学者对阳明教学思想的研究谨慎而稀少。现在的问题是，阳明心学的“心即理”“致良知”与“知行合一”思想在当今社会所显现的巨大教学价值，使得我们必须正视阳明教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反思过去的误解，端正研究的态度，完成对阳明心学的创造性转化。
关键词：教学传统;阳明心学;历史地位;理论误解;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2）01-0042-07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2.01.007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分重视教学文化建设，认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学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2]，中华优秀教学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实现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关键举措。
在中国教学改革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传统文化和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传统文化。在这两种相辅相成的教学传统文化中，“心学传统成了近现代中国教学改革一以贯之的灵魂”，实实在在地影响着近现代中国教学改革的实质内容与进程[3]。然而，遗憾的是，阳明心学虽对近现代中国教学改革作出了巨大贡献，却很少在现代中国教学研究中得到承认，这种状况对传承与发展阳明心学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教学文化十分不利，并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阳明教学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发展。鉴于此，本文从阳明教学思想的历史贡献、当代价值及其所遭受的主观唯心主义误解等三个维度为阳明心学的教育价值声辩。
一、阳明教学思想的唯心主义误置
阳明教学思想的价值与贡献难以得到承认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其遭受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唯心主义误置”，被误视为中国唯心主义的典型代表。要为阳明教学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声辩，首先必须去除这一理论误解。
1.哲学界的唯心主义误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大陆学者对于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常常围绕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来展开[4]。阳明心学则被定性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典型代表，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来自侯外庐、张岱年、冯友兰等哲学界的权威人士：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和《中国思想史纲》直接使用了“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标题来指称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首开以西方唯心主义代表贝克莱比拟阳明心学的先河[5]，中国哲学教研室与北京大学哲学系主编的《中国哲学史》认为王阳明“继承并发展了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企图用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代替程朱学说，作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精神力量，挽救当时封建统治的政治危机”[6]。这种主观唯心主义标签式研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推至极致，代表性成果便是杨寿堪发表在《光明日报》（1965年12月31日）的文章《“知行合一”说帮不了美化海瑞的忙》，直接站在政治斗争角度对阳明心学进行全盘政治否定，由此所形成的批判性政治氛围使大陆的阳明心学研究遭遇十年中断[7]。这种带有强烈政治倾向的哲学标签虽然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有所松动，但遗留的“唯心主义”标签却影响着阳明心学的相关研究;时至今日，虽有些学者对阳明心学身上的唯心主义标签不以为意，但这种标签对以哲学为标杆的教育研究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2.教育学界的唯心主义误置
在教育研究领域，阳明教育思想研究被主观唯心主义标签的阴云笼罩，至今不散，从而使素以客观著称的中国教育史研究亦为阳明教育思想贴上了主观唯心主义标签，代表性成果便是王炳照、瞿葆奎、孙培青等权威人士的标杆式研究：王炳照等人主编的《简明中国教育史》直接将王阳明定位为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家与教育家，并为之论证[8]214;瞿葆奎等人主编的《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直接将王阳明认定为主观唯心主义的积极倡导者并建立起最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并为之论证[9];孙培青主编的《中国教育史》亦认为王阳明教育思想建立在唯心主义“心学”基础上，虽然并未为之论证[10]。以上三种权威的教科书式研究都将阳明教育思想定位为主观唯心主义，从而对阳明教育思想研究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并催生了四种研究策略：一是在不同程度上将阳明教育思想列为政治敏感区，视为研究禁区，不对其进行研究，这种策略被许多学者认为是较为明智的选择。二是承认阳明教育思想的唯心主义定位，但认为这不影响阳明教育思想的价值与贡献，典型表述如黄济的《教育哲学》所言：“唯心主义虽然是一朵不结果的花朵，但它在启示人们思维发展方面，较之机械唯物主义却向前跨了一大步。”[11]三是绕过阳明教育思想的唯心主义标签，对之进行研究，这种符合现代学术标准的研究策略已为少数人使用，经典成果便是郭齐家的《中国教育史》;四是不公开反对阳明心学的唯心主义标签，这种策略以“曲笔暗示”的方式默认了主观唯心主义标签的不良影响。以上四种研究策略在整体上对阳明教育思想研究产生了消极影响，不仅表现为阳明教育思想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的数量稀少，而且表现为研究者在唯心主义标签下亦步亦趋地因袭着前人成果，缺乏创新与创造性转化。鉴于此，教育学界有必要和哲学界一道反思“贴在阳明心学身上的唯心主义标签是否合理”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
3.对唯心主义误置的反驳
哲学界与教育学界将阳明心学认定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关键证据是阳明在“南镇观花”中与友人的对话：“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12]286学界认为此处充分暴露了阳明心学的主观唯心主义性质[8]215，因为此处“王阳明的友人认为自开自落的花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而王守仁则否认有客观存在，断言花只是为人心所感知时才作为花而存在”[13]。这里的关键在于对“寂”字的理解：以侯外庐、张岱年等人为代表的哲学界权威将“寂”理解成“不存在”，并利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二分法将其定位为主观唯心主义[5]。
然而，问题是此处的“寂”字以及与之相对的“明白起来”一词并不是对“事物存在与否”问题的回答，而是对事物存在方式的回答：“寂”指向的是事物在没人介入情况下的纯粹性存在状态，就像埋藏在地下未被人发现的宝藏一样。这种存在虽然不为人所知，对人来说“虽在却犹如不在”，但归根结底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并且从其纯粹客观性角度暗示了外界事物具有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独立性，从而与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14]。不但如此，阳明还进一步指出，以“寂”的形式存在的事物不会在人面前自动地显现自身为自身，而只能被动地被人的开显活动所打开才会使自身的存在状态由“寂”转化为“显”，才会在人面前显现自己的真身，从而高扬了人在认识事物面前的主体主动性，进而显现出阳明心学高超的现象学智慧。基于此，学者董平认为，单凭王阳明对事物“寂”与“显”两种存在方式的发明，便可跻身于世界一流哲学家之列。
二、阳明教学思想的历史贡献
阳明教学思想的历史贡献主要体现为阳明心学在与朱熹理学的争辩中，逐渐沉淀为影响古代中国教学改革的两大基本传统之一，这一传统在近现代社会大变革时期常常成为支撑社会变革、推动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从而使得近现代的中国教学改革虽然在表面上呈现为对西方教学思想与制度的学习与模仿，骨子里却是以阳明心学为代表的心学传统基因在近现代的延续与发展，进而奠定了近现代教学改革以“心学为本体，西学为功用”[3]的基本格局。
1.古代中国教学改革中的心学贡献
中国教学实践的古典传统主要是儒学[15]，虽然墨道法等门派的教育学说以不同的形式或轻或重地影响着古代中国不同时期的教学实践，虽然不同时期的儒学主张各有侧重：春秋战国时期，孔子首创儒学，并在百家争鸣中成长、壮大，成为古代中国大多数朝代治国理政，尤其是文教政策的理论依据;汉代虽在许多制度上继承了秦朝做法，但在文教政策上却放弃了“重‘法’抑‘儒’”的秦朝旧制，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唐代在儒学遭遇魏晋南北朝及隋朝的衰败中明确提出了“重振儒术”的文教政策[8]114，并从儒学中寻找自身治国理政的理论依据，虽然佛道二教亦常常成为座上宾;宋代在提倡“尊孔崇儒”国策的基础上，提出儒释道并用的治国主张。在此期间，朱熹首创理学，从而将孔子创造的儒学进行了“升级”;明朝崇尚儒学，并从朱熹理学的缺陷处——个体主体性因外在理的压制而难以应有地发挥，进而导致社会停滞不前——逐渐生发出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并在万历十二年（1584）之后成为显学，风靡于世[16]：“从16世纪到17世纪后期，他的哲学传遍中国本土，主导着中国知识界”[17];清朝则看到了极端心学放纵心性所带来的危险，从而复归了朱熹的理学版儒学，使朱熹理学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并作为治理国家的官方思想[8]198。总之，在古代中国历朝的文教政策发展变化中，中国教学改革的古典传统逐渐形成：由孔子首创的儒学成了古代中国教学改革的内在传统，儒学内部派别之间的争论经由孟子与荀子之争演进到朱熹理学与阳明心学之争，从而形成了“心先于理，抑或理先于心”的基本斗争格局，并在这种斗争格局中沉淀出了中国教学改革的两种传统：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传统和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传统[3]。
在这里，笔者之所以将王阳明而不是将陆九渊视为心学这一古代中国教学传统的代表，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陆九渊虽与王阳明并称陆王心学，但与阳明心学相比，陆九渊心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初创，非常粗糙、简陋[12]286，没能建立严密的心学体系，没能很好地吸收朱熹理学的精华，没能很好地处理“心”的体用关系等重大心学问题[18]。另一方面，阳明心学是传统心学的集大成者[19]，不但汲取了陆九渊、陈白沙、禅学等流派的心学思想，而且对朱熹理学进行了扬弃：扬弃朱熹的理本论，建立心本论;扬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提出致知格物说;扬弃朱熹的知先行后，提出知行合一[20]。这种扬弃使得阳明心学更加完善，超越陆九渊心学，成为心学发展的高峰，在与朱熹理学的争辩中更具竞争力，在古代中国教学改革实践中更具生命力。从这种意义上讲，在古代中国教学改革的心学传统中，过于强调陆九渊的心学观点，而忽视王阳明对陆九渊的超越，忽视阳明心学对古代中国教学改革的积极贡献，是对阳明心学的不公，是对古代中国教学改革经验的“曲笔”。
2.近现代中国教学改革中的心学贡献
传统不是僵死的事物，而是活在当下并对未来不断产生作用的活物。古代中国教学改革所形成的心学传统，不仅存在过去之中，而且作为中国教学改革的文化基因对近现代中国教学改革产生了根本性影响，从而使近现代中国教学改革看似是外国教育思潮的中国化，实则是阳明心学作为文化基因在近现代中国教学实践中的复活，并在汲取国外思想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教学改革的近现代传统，进而使中国教学改革的近现代传统表现为对阳明心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因而是阳明心学的近代版和现代版[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