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南巡、典籍编纂与文化事业
作者： 何峰摘 要：康乾南巡期间，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与江浙地区的文人士绅群体积极互动，通过特恩加试、官绅书赋能力测试等方式考察和延揽人才，并积极搜寻典籍或接受文人士绅进献书籍画册。帝王对江浙地区文人及文化资源的吸纳，为其在京师和江浙地区以汉文化典籍刊刻为核心的典籍编纂事业储备了力量，并在南巡中及南巡后，将经过清政府重新调整、系统整理后的文化典籍颁赐给江浙地区，而江浙地区颁赐典籍的贮藏之所多为南巡影响下的行宫或名胜景观。
关键词：康乾南巡;典籍编纂;江浙地区;文化事业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2）01-0049-06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2.01.009
孟森先生认为，清朝开国制度除八旗制度外，其余皆沿明制，几乎没有改变。顺治三年（1646）三月，“繙译明《洪武宝训》成，世祖制序颁行天下，直自认继明统治，与天下共遵明之祖训。”[1]康熙帝亲政之后，延续顺治时期重视汉文化的传统，努力稳定和收拢汉文化影响下的士人群体，其中以康熙十八年（1679）举办的“博学鸿儒”一科为典型代表。据《清圣祖实录》卷71记载，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谕吏部，诏举“博学鸿儒”，不仅京官三品以上及督抚、布、按等官员可以举荐人才，其他各类官员也可向吏部或督抚推荐博学之士，此举在于全面收罗地方上的汉人士大夫。经过一年的准备，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正式开考，“试内外诸臣荐举博学鸿儒一百四十三人”[2]。其中不少人在此后康熙朝的文坛和政坛中具有重要影响。可见康熙己未博学鸿儒之举，确实有提高汉人士大夫地位之作用。康熙初年，江南地区汉人士绅聚集，尽管清政府军事上已经稳定了江南地区，然而一些江南士绅对明王朝仍抱怀思。康熙帝此次举博学鸿儒，为“循名求士”，尤以地方上的大儒甚至不愿出仕的大儒为重点延揽对象。《冷庐杂识》卷1记载：“康熙己未，乾隆丙辰，两次博学鸿词……人才皆以江南为极盛。己未取二十六人，丙辰取七人。己未王顼龄、丙辰刘纶入阁，皆江南人也。其次，则浙江为盛，己未取十三人，丙辰取八人。”[3]
江南士绅是康乾时期国家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力量。康乾盛世，清政府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进行系统整理，以康熙时期《古今图书集成》和乾隆时期《四库全书》的编纂为代表，尤以后者最为繁巨。因此，从技术层面讲，清政府也需要延揽大量文人，而南巡无疑是帝王广泛接触江南士绅群体，并亲自延揽人才的最佳途径。此外，巡幸江南，除与江南地方进行人才的互动之外，江南地区收藏的一些古代典籍或时人著述，也通过收集或进献的方式，进入帝王的视野，成为典籍编纂的参考。
一、考察与延揽人才
江浙一带作为“文物之邦”，文化底蕴丰厚，康熙帝和乾隆帝南巡，在江浙地区进行了多次“召试”。
1.特恩召试
这类召试相较于“博学鸿儒”一科更为灵活。“博学鸿儒”举行的次数非常少，且须有官员引荐之后，入京考试。巡幸地方，帝王与当地文人士绅有了直接接触的机会，不少文人士子在御道附近献赋献册，且在当地进行考试，有利于没有条件前往京师或进入此前引荐系统的文人进入国家的视野。当然，不仅南巡有特召考试，其他巡幸活动也曾给士人特召的机会。
南巡召试以康熙四十二年（1703）、四十四年（1705）招取士子为最多，尚未发现康熙帝前几次南巡有大规模的召试行为，但因献赋、献册而给予恩赏的情况并不少见。康熙四十二年（1703）、四十四年（1705）两次南巡，一举招取文人73人，应与康熙中晚期集中编纂汉文化典籍有关。康熙帝非常注重汉文化典籍的编纂和整理，他在武英殿造办处下增设武英殿修书处，“负责修书和刊刻图籍，并以后一任务为重。武英殿修书处总裁，满汉各一，由大学士、尚书、侍郎内简任，下设提调、纂修、协修、笔贴式。设有书作、印刷作等下属机构……。武英殿印书甚多，刊有经、史、子、集，丛书595种……除收辑宋元版本的《武英殿聚珍丛书》、《十三经》、《二十二史》，多刊刻清代著作，诸如政书、方略、皇帝的诗文集、《古今图书集成》等。”[4]王欣夫先生提到，康乾时期“编辑了许多卷以百计的大部书籍，又大量地翻刻古书，因而在官刻版本来说，不但数量上远远地超过了宋、元、明三朝，而雕刻技术和印刷装潢也可首屈一指”[5]。京城大规模的典籍编纂工作需要大量抄写人员，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四十四年（1705）第五次南巡至苏州，谕江南江西总督阿山等，“内廷供奉诸翰林虽皆善书，但朕勤心典籍、卷帙繁多，见在供奉人员缮写不给。尔等出示传谕，安徽、江苏，举贡生监等，有精于书法愿赴内廷抄写者，赴尔等衙门报名。至浙江，亦照此传谕。朕亲加考试，特谕。”[6]即康熙帝此次大举南巡召试，乃因“勤心典籍、卷帙繁多”，“供奉人员缮写不给”，因此，要求地方督抚召试“书法精熟”之人。《圣祖五幸江南全录》对此事有更详细的记载：康熙帝要求江南总督、安徽巡抚、江宁巡抚、江南学院“出示晓谕上下，两江举贡监生生员人等有书法精熟，愿赴内庭供奉抄写者，星速赴尔等衙门报名，就近齐集。江宁、苏州二处俟朕回銮之日亲加考试”，此后总督、抚院立即晓谕各地，令“苏、松、常、镇、淮、扬六府在苏伺候;安徽所属并江宁、徐州，在江宁伺候”[7]600。至杭州时，传令杭州地方官：“进过册页浙江人员内举贡监生童，着速传集杭州府城听候考试，如有善书者，情愿赴考，亦着作速报名，一同考试。”[7]605
此次召试，以苏州、江宁、杭州为考点，地域范围涉及江苏、浙江、安徽数省。尽管此时江苏、安徽二省已经分治，但安徽布政使司仍寄治江宁，因此，苏州、江宁作为政治中心统辖江苏、安徽二地，并在文化地域上各有重心。召试以“书法精熟”为标准，参与者基本为文人士大夫。据《圣祖五幸江南全录》的记载，在苏州参加考试的“举贡监生员并献册页童生人等共千名”[7]611。安徽各府、江宁府、徐州等府州的举贡监生员，及回銮镇江一路进册页的生员、童生都集聚在江宁贡院考试，“应考举贡监生童共五百余名”[7]607。除此之外，江宁八旗官员，笔帖式中擅长满汉两种字体的人员，也都需要进行考试[7]612，“由苏州迄江宁，御试士子者三。中选者给白金，令赴京入各书馆”[8]130。
与“博学鸿儒”科不同，此次考试无须官员引荐，南巡沿途或在行宫中献赋诸生，及地方官员晓谕各地之后前来应考的生员基本上都可以参加，因此苏州考试人数即有千名，江宁有五百多名，而召试的目的却主要是“赴京入各书馆”。乾隆南巡沿袭了康熙南巡召试的传统，对沿途献赋献册的文人士子进行召试。进献诗赋册页，即可获得额外召试机会，对于广大希望进入仕途的江南士人而言不啻一极简途径。“绅士以文字献颂者，载道接踵，爱戴之忱，有足嘉者。朕已叠沛恩膏，随时赏赉，缅昔皇祖圣祖仁皇帝时巡所至，优奖士类，一时硕学通才，多蒙鉴拔，方策所载，称盛事焉。”[9]乾隆帝历次南巡，都在江浙二省进行召试，招取之人除入中央各书馆之外，有不少因此获取功名，进入仕途。《吾学录初编》记载献册、献诗诸生，考中进士、举人，取列一等的，以内阁中书补用，贡监生特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学习行走，或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列二等的，给缎，或可充中央各馆誊录官。为体现延揽人才之诚，对召试人员身份进行限定，即“现任京堂及翰、詹、科、道，外官府、道以上”官员的亲兄弟子侄，只准迎銮献册，不准应试[10]。
《乾隆南巡御档》记载了乾隆三十年（1775）浙江、江苏及安徽南巡召试情况，列一等之人，直接授予职衔，二等则赏赐物品[11]595，600。乾隆四十五年江苏省召试，周边省份如江西省生员也可参加应考，但却有地域差异，即江苏、安徽生员列一等者直接授职，江西、直隶、山东列一等者，赏给举人，一体会试[12]。
南巡招取的文人，随个人发展的差异，一部分人逐渐升迁官职，诞生了一批在清代中期有影响力的文化或政治人物，如钱大昕、褚寅亮、沈初等人。
乾隆十六年（1751）南巡，钱大昕24岁，沿途进赋，后被召赴江宁考试，入一等，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学习行走。乾隆十九年（1754），钱大昕获取进士功名，改庶吉士，此后又曾任翰林院编修，山东、湖南、浙江乡试考官，及翰林院侍讲、广东学政等官。乾隆四十年（1775），因父亲病逝归里，未再入京供职，以在江南地区任一些闲散文职、游赏名胜为主。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南巡，钱大昕仍与在籍诸臣前往淮安迎驾，并进南巡颂一册，后被两江总督萨载盛意请求，续修南巡盛典[13]。以此观之，作为江南地区的知名文化人物，钱大昕的个人经历与南巡有着密切的关联，因南巡步入仕途，并成为国家最有影响力的文化机构的官员，参与国家最高层面的文化活动，并多次任地方文化生活的领袖人物，赋闲居家之后，仍参与南巡事宜的后续工作。沈初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南巡召试，授举人，内阁中书，后入一甲第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多省学政、礼部侍郎、兵部侍郎，期间曾兼任四库全书馆、三通馆副总裁，最终获得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等军政要职[14]。无锡人杜诏，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南巡时“以诸生进迎銮词”，驾幸惠山，“又进梁溪望幸词，召见御舟赐绫诗一幅”，后被召至京城，曾纂修历代诗余、词谱，后“钦赐进士，改庶常”[15]。
南巡召试对于许多江南士子来说，是进入仕途的简便途径。尽管召试中很多人不能直接被授予进士，而为举人，但因此进入国家文化系统，为帝王和官员们所了解，进一步获取更高功名的机会比常规科举入仕更为容易，一些人在这个过程中成为学养丰厚的一代名儒。
2.官绅书赋能力测试
对于文官系统，康熙帝也曾进行考试，测试文官书赋能力。康熙帝五到苏州，谕令“有能善于诗文者赴行宫赐题做诗，随督抚、学院一同考试”;在杭州，“召抚、学二院，布、按二司，杭、温二府，杭、嘉、湖、严、台、宁七府同知，杭、金二通判，归安、东阳、仙居、临海、天台、建德、汤溪等知县，乡绅沈三曾、邵远平、谈九干、沈恺曾、杨中讷、陈恂、查嗣瑮、陈邦彦，俱进行宫做诗。”[7]605其中，江苏巡抚宋荦的书赋较好，即获康熙帝的称许与赏赐[7]601。此次杭州的考试，几乎将浙江各府、州、县主要文官都召集到行宫赋诗，是一次对文官系统官员文化素养的全面观察。
康熙帝对官员文化素养的测试，亦与他在江南地区的典籍刻印事业有关。康熙帝热爱刻书，不仅在武英殿设有修书处，于京城聚集文人编纂盛典，在江南各地也有一些名僚为其刻印各类典籍，其中尤以宋荦、曹寅等人为代表，形成清中叶江南地区的刻书风尚。康熙帝南巡时曾对宋荦以软字精刻的“皇舆表”大加赞赏[16]。金埴《不下带编》卷1载：“江宁织造曹，公子清有句云：赚得红蕤刚半熟，不知残梦在扬州。自谓平生称意之句。是岁，兼巡淮鹾，遂逝于淮南使去院，则诗谶也。公素躭吟，擅才艺，内廷御籍，多命其董督。雕锼之精，胜于宋版。今海内称‘康版书’者，自曹始也。”[17]金埴以康版书自江宁织造曹家开始，且金氏认为“康版”刻书胜于“宋版”。如此可见，康熙帝在南巡中召江南文官集体考试，自然别有一番深意。
根据章宏伟先生的研究，康熙帝第五次南巡，到苏州，发《全唐诗》一部，命江宁织造曹寅校刊，以翰林彭定求等9人分校，后又命江苏巡抚宋荦行文召翰林汪士鋐、汪绎、徐树本，令召纂修书史。驻跸杭州时，召乡绅沈三曾、邵远平、谈九乾、沈恺曾、杨中讷、陈恂、查嗣瑮、陈邦彦进行宫做诗;在常州府，又召乡绅王泽弘、熊潚、王材任、车鼎晋、从澍、潘从律、黄六鸿朝见考诗。章宏伟先生根据曹寅康熙四十四年（1705）五月初一日的奏折，指出彭定求、汪士鋐、汪绎、徐树本、沈三曾、杨中讷、查嗣瑮、车鼎晋、潘从律9位，包括后来增加的俞梅，这10位江浙两省在籍翰林都是康熙帝钦点来编校《全唐诗》的;彭定求也提到康熙乙酉南巡，令在籍翰林官10人校刊《全唐诗》于扬州[18]。可见，康熙帝的典籍刻印事业有两个重心，即京师和江浙。南巡是考察江浙官绅文化素养并委以典籍编纂重任的重要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