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的式微及其教育激活

摘要：当前，我国乡村文化的式微主要表现为传统村落建筑、生产生活方式的逐步解体，传统社会教化制度的逐渐消逝，传统乡民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逐步位移，传统道德伦常、风土习俗的逐步式微。其根源在于现代性的片面极致扩张，市场经济的巨大冲击，家国同构的乡村政治制度解体。通过教育来激活和重建乡村文化，需认识各乡村文化激活的系统要素侧重性并确保广义教育的同质同构;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乡村物质建筑场所，重构乡村家庭教养、乡村学校教学、乡村社会教化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文化的整体发展。

关键词：乡村文化;式微;教育激活;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G40-0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22）02-0036-06

自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乡村经济社会和乡民生活水平日益提升，乡村整体面貌呈不断趋优之势。然而，正如有学者所言：“在全国浩浩荡荡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农村正在沦陷，中国人的故乡正在消逝”[1]，在城镇化加速挺进的大潮下，凝聚着浓厚乡土人文气息的乡村文化日渐式微，为此，有必要对乡村文化的日渐式微及教育激活作出深入思考，以寻找日渐失去的乡村家园。

一、乡村文化何以需要

有学者指出：“乡村文化是指乡村社会中以农民为主体，以乡村社会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乡风民俗、社会心理、行为方式为主要内容，以农民的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文化。”[2]其实，我们更应将乡村文化视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的地域缩影，因为在这个日益被城市化吞噬的时代，城市已不足以葆有传统，只有乡村还在体现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为什么需要乡村文化？

其一，从重要性看，乡村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进步之梯。一是乡村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滥觞之源。从中国文化起源之初，乡村在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就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说中华民族历史五千年，这五千年都在农耕文明里，那么村落就是我们农耕生活的源头与根据地，并且至今至少一半中国人还在这种‘农村社区’里种地生活，生儿育女，享用着世代相传的文明。”[3]从原始文化到传统农业文明，再到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孕育在传统乡村文化中的道德观念、处世态度、价值体系仍然深深埋在中国人的心里，潜移默化地影响并约束着人们的行为活动，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乡村文化在中国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乡村文化是中国文化复兴的承载之地。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的强有力因素，文化软实力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人口以农民为主体，土地绝大部分在农村，作为人、地汇聚中心的乡村是整个中国文化复兴的根基所在。重视乡村文化、发扬乡土精神，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和推进文化复兴至为重要。特别是在当今经济、政治、文化日趋全球化，西方文化渗透已经给我国乡村文化发展带来巨大冲击的情势下，只有弘扬优秀乡土文化，才能托举整个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促使中国文化走向伟大复兴。

其二，从必要性看，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的应然诉求。一是乡村文化是乡村社会振兴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村的经济、政治振兴显然离不开文化的振兴。因为文化对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着重要影响，不仅传统乡村文化中崇尚敬畏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观念对于重建生态宜居的村落社会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其蕴含的价值取向、行为规范也引导着乡民的日常行为和乡村社会的稳定，传统乡村民间艺术如剪纸、刺绣、竹编工艺等更是助推乡村文化产业振兴的动力来源。重拾乡村文化、再现乡村文化功能不仅可以提升乡民的物质生活满足感，还能充实乡民精神生活的愉悦感，确是实现乡村振兴应有之义。二是乡村文化是改善现代乡村社会的一剂良药。现代化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受物质财富的诱使，越来越多的乡民远离乡土，乡村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空壳”，传统乡风民俗每况愈下，道德败坏带来的社会问题不断增多。的确，“乡村文化本身的虚化在今天已越来越成为一个隐在却可以说是危机重重的、事关乡村社会生存命脉的大问题”[4]，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弊病急需我们重拾乡村文化的精神内核，以推动乡村整体文明的发展。

其三，从紧迫性看，乡村文化在裹挟现代性的城市化进程中每况愈下。一是乡村文化所蕴含的正能量日益被动失语。虽然当前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给乡村发展和乡民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与活力，但也使乡村社会的传统道德和人文关怀日益式微并逐步朝向异质化方向发展：本该邻里和睦的，却因一点小事就闹得老死不相往来;本该父慈子孝的，却因一己小利而拒绝赡养老人……这些现象使得整个乡村文化所具有的正能量逐步隐遁，令人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源。无论经济发展到何种水平，重新激活、回归并浸润到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正能量之中是当务之急。二是人们对乡村文化的式微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呈集体无意识。城市化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侵蚀人们的精神世界，在乡村盲目追赶城市化、国际化时，作为人类精神原点的乡村文化日渐式微成为不争事实，但人们却对此并不深知甚至漠然，生活在乡村的人们欣然接受现代城市化发展带给乡村的变化，他们在追求物质幸福感的过程中乐此不疲，丝毫没有意识到城市化蓬勃发展之时正是其自身内在精神退却之日。

二、乡村文化日趋式微的表征

虽说乡村文化的日趋式微有目共睹，我们仍需对其相关表征作一概括。从文化学角度看，当前我国乡村文化日趋消退的表征体现有四。

其一，物质文化层面的传统村落建筑、生产生活方式逐步解体。一是物质建筑日益失去“村落”面貌。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传统乡民多依自然地理面貌来构建自己的居住家园，其一砖一瓦、一沟一壑、一丘一林都带有明显的地方特色、民族特点和村落自然属性，但在举国单向度城镇化进程中，不仅政府按照城市化的理念将许多乡村拆迁征用为城市用地，乡民本身也在加速改变自己的传统观念以使自己尽快成为现代人，在两者的交相作用下，乡村建筑开始变得千篇一律起来：民居的楼房化、道路的水门汀化、亭台楼阁的非传统美学化……错落有致、千篇一律却失去了“村落”的本真面貌。其实，这种失去中国传统特色和脱离乡民生产劳作属性的村落建筑，除了在形式上起到一个外部符号的“现代化”效果外，并未引起乡民在文化心理上的共鸣。二是日常生产逐步遗弃传统生产方式。传统中国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通过合理的灌溉、因地制宜的粮食种植和人地的良性互动推动着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但在现代化的规约下，传统农业日益被大规模的机械化所取代，机械化生产在缩短乡民劳作时间、减少其工作投入的同时，也使得乡村生产日趋机械重复，并使新生代乡民子弟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日益降低——乡村生产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体现，脱离乡村生产方式的文化，其象征意义自然也会随之消解。三是日常生活消费越发追求物质享受。随着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和日常消费的日益多元，乡民越来越倾向于追求物质方面的享受，物质上的攀比也逐渐成为现代乡民的一种普遍趋向。为满足物质方面的需求，人们将越来越多的时间投入到赚钱上，这种轻精神、重物质的生活观和消费观，使得越来越多的乡民和乡村少年竭力奔向物质条件更好的城市，加速了其离乡离土的脚步。

其二，制度文化层面的传统社会教化制度逐渐消逝。一是以乡贤乡绅为主导的乡村社会治理文化制度成为过去。传统乡村社会中，拥有一定文化资本的乡贤运用自己的智识才干服务贡献乡里，他们在向村民传播知识、处理事务的同时，也逐渐获得了威望并成为乡村社会教化的主导力量。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乡贤已不再是上述敦风睦族、邻里互助、慈孝相称等公序良俗的维护者，“传统家庭伦理取向逐渐失范而被新乡村社会‘丛林原则’所取代”[5]。二是以乡规民约为主导的乡民行为活动日趋虚无。乡规民约是以地缘关系和当地风土习俗为基础，由乡民构建起来并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因其具有高度集体认同感而成为乡村社会的基本行为规范，但随着血缘和地缘关系在乡村社会中的淡化，乡规民约已从实体变成虚无，越来越多的乡村既没有传统道德伦常的民约律令，也没有现代行为处事的制度规范，而呈现出一种无事不可为的放任状态。三是以宗亲为主导的家族教养日益淡漠。中华民族十分重视通过宗规族训来教导子弟，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联结起来的，在宗族内部成员之间形成的用以区分长幼尊卑、维护人伦秩序的制度，不仅使家族里的年轻一辈接受传统伦常的教导，而且对家族其他成员的为人处世、学习工作等也产生积极的作用。但如今乡村的家族观念日益淡薄，人们对自己的家族愈发陌生，更少有人去关注通过良好的家规族训发挥其家族教养与社会教化功能了。

其三，精神文化层面的传统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逐步位移。一是思想观念上的乡村逃离化。费孝通曾言：“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不但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用以获得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6]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人们遵从祖辈流传下来的经验，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变化，对自己的家乡始终存有归属感。但在现代乡村社会中，这种安土重迁的观念在年轻一辈的离土离乡中渐渐消逝，这不仅体现在外显的行动上，更体现在内隐的观念上。他们努力读书只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远离大山，摆脱“乡里人”的标签，这一思想观念加上当前教育人才培养的城市化趋向，致使乡村振兴更为艰难，乡村文化愈加式微。二是价值取向上的无信仰化。在价值取向方面，传统儒、道等文化思想曾给中国乡土社会以强大精神支撑，儒教的忠孝礼义、道教的自然无为等影响着乡民的价值取向，塑造着乡民的人格特点，也维系着整个乡土社会的稳定。但在物质文明等因素的冲击下，以往的价值信仰体系逐渐解体，一些乡民不再坚守长期以来的信仰，转而执着于追求物质方面的享受，走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或极端的个人主义。他们既不崇祖，也不信神，更不怕鬼，这种信仰的缺失使得越来越多的乡村人活在虚假意识之中，他们既不知来处，也不知归途，有的只是个体至上主义的极度膨胀和对大众传媒构建起来的消费帝国的顶礼膜拜。

其四，行为文化层面的传统伦常规范、风土习俗逐步式微。一是传统伦常规范日渐式微。中国素为礼仪之邦，在传统伦常的规范下，人们遵守并践行着共同的人际交往准则，由此也维系着乡村社会的稳定。但在现代性的侵蚀下，传统礼仪礼节与生活方式却在人们生活质量提高、闲暇时间增多的过程中逐渐式微，传统的日常生活交往模式逐渐向异质化发展。“过去推崇的尊卑有别、长幼有序被目无尊长、唯我独尊所鄙视;过去讲究的人伦道德亲情被金钱利益所取代;过去强调言行集群认同倾向亦被个性与特立独行所掩埋;过去人们闲暇之余的说书、听书、下棋、唱调、看戏被麻将、纸牌、天九、三级片等各种赌博工具和不健康内容所腐蚀。”[7]二是传统民间节日习俗日渐式微。传统民间节日习俗是文化的重要表达形式和人们内心情感表达的集中体现，凝聚着人们的美好愿望和需求。传统节日里诸如猜灯谜、赛龙舟、包粽子、舞龙舞狮、清明祭祖等活动，不仅娱乐了大众，也使他们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接受着传统文化的洗礼。但如今许多传统节日习俗已被大大简化而只剩下了一个躯壳，年味的缺少，粽子、月饼的商品化等，使得这些传统节日所蕴含的独特文化价值逐渐丧失，年轻一代只能从电视或课本上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对国家的传统节日习俗没有亲身体验感，自然也不会对自身文化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与此同时，西方的节日却纷至沓来且被越来越多推崇，崇洋媚外的趋势也就越来越严重。

三、乡村文化日趋式微的原因

以上简要描绘了当前我国乡村文化式微的表征。乡村文化日趋式微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如下三个因素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其一，市场经济的巨大冲击。一是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则激发了乡民的攀比意识。尽管市场经济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城乡之间的差距仍然存在，这种差距致使乡民竞相赴城之风不断上升。就城乡之间而言，许多乡民为寻求经济和地位上的“城市”符号时，纷纷舍弃乡村而涌向城市，乡村在迎合经济发展需要的过程中，成为城镇的资源补给地而变得逐渐空心化，就乡民之间而言，“攀比”似乎成为乡民之间一种隐性的常态化存在，小到柴米油盐、大到婚丧嫁娶都成为攀比竞争的应然内容，上述意识和行为本身就是乡村文化异化的表现。二是市场经济的趋利规则支配了乡民的价值取向。从传统农耕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乡村的经济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受市场经济的影响，以伦理本位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在各种物质财富的诱惑下逐渐被解构，乡民的价值取向发生了转变，从利他到利己，从重义轻利到见利忘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日益弥散乡间，乡村青年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钱收入踏上了背井离乡的生活，致使其在融入城市化的过程中既丢失了原本熟悉的乡土文化，也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在价值取向日趋异质和没有正确价值取向的引导下，乡村文化也逐渐消解。

其二，家国同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解体。一是以家国同构为基础的乡村外部总体政治意识形态被削弱。传统中国是一个“家国同构”的社会，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引导和权力止于县的政治生态下，通过家庭教养、学校教学和村落教化三者的通力配合，乡村的政治生态与国家是同质同构的，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分化和政治权力的不断延伸，这种自发的同质同构环境却受到了各方面的冲击。乡村逐步从“社会化”走向“国家化”，原本从家自然衍生出国的具有自然张力的乡村社会空间被政治单一取代，致使村落与国家在整体意识形态或共同信仰方面出现越来越多的不一致甚至矛盾的情形。二是以家族为基础的乡村内部社会治理结构被遗弃。以家族为单位的社会治理结构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稳定的基础，在家族制形成的村落秩序中，以家族长老为权威中心的“长老统治”曾是乡村社会治理的核心力量，尽管中国历史一直动荡不安，“但构成中国传统社会基石的以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家族始终非常稳固”[8]。但在如今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权威中心逐渐转移而变得日益主体多元化，致使乡村内部社会治理的自我免疫力下降。特别是当“家族势力的基础被彻底动摇，阶级划分代替血缘亲和力，家庭及宗族基本退出中国乡村政治分析的视野”[9]之后，原本由家庭和家族传承播布的传统美德也被一并斩断而难以发挥整合人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