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基础教育改革中的“减负”：由来、政策与价值取向

摘要：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是当今中国的社会热点，针对如何“减负”问题，许多学者发表了不同的见解。纵观世界，华人华侨居多的新加坡在“减负”问题上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1997年颁布“思考型学校，学习型国家”政策，2004年提出“少教多学”教育理念，2018年推行“为生活而学习”教育改革。总体看来，新加坡基础教育改革中的“减负”具有以下三方面的价值取向：改进评估方式，转变教育价值观;减轻学生负担，兼顾教育质量;减轻教师负担，提高教学质量。

关键词：新加坡;基础教育改革;减负;政策;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G53/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22）02-0076-07

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是当前各国基础教育改革所面临的一大难题。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针对中小学生负担过重问题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但减轻学业负担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减负”再次进入大众视野并成为社会焦点。该政策的出台引发了极大的社会争论，众多学者就如何减负这一问题各抒己见。同样，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近年来也致力于减负，从1997年新加坡教育部出台“思考型学校，学习型国家”（Thinking School，Learning Nation，以下简称TSLN）政策，到2018年教育部部长王乙康发表“为生活而学习”（Learn for Life）主题演讲，新加坡基础教育改革正在逐步推进。新加坡基础教育以PISA（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考试而闻名，最新的PISA（2018）数据显示，新加坡学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三门科目中均排名第二[1]，这个成绩较之前并未出现太大的波动。新加坡在推行减负过程中是否维持了质量和减负之间适当的平衡？由此本文试图探讨以下几个问题：新加坡为何推行减负政策？是从哪几个方面推进的？其实施效果如何？又具有何种价值取向？

一、新加坡基础教育改革中减负的由来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教育无疑会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在分析新加坡基础教育改革中减负的由来时，将儒家文化、精英教育等与减负密切相关的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并基于此推导出其改革前面临的现实困境。

1.儒家文化的影响

新加坡曾是英国殖民地，直到1965年才正式宣布独立，成立新加坡共和国。早期作为殖民地的新加坡吸引了大批移民来此谋生，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中国移民来到新加坡。这些早期在新加坡定居的华人大多是贫民和小商贩，并未接受过正规教育，但他们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长大，身上带有儒家文化的印记，把传统价值观带到了新加坡[2]。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成为中西文化融合的典型。新加坡在政治制度方面受到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影响，同时由于大量华侨华人的涌入，在思想文化上则受到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熏陶，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浸润。

新加坡的政治领导人也认识到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在一次全球战略会议上，李光耀总理分析了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经济上的成功，并表示这些成功的国家具有一些共同特征，而且这些特征都来自儒家伦理[3]。吴作栋总理也呼吁要制订一套所有新加坡人都应遵循的国家原则，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有助于新加坡人保持他们的亚洲特色。他告诫新加坡人不要只吸收外来价值观，不要成为一个“伪西方社会”，他们应该为属于亚洲文明而自豪[4]。1988年，吴作栋总理首次提出了“我们的共同价值观”（Our Shared Values）这一理念。在此基础上，1991年，新加坡正式颁布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白皮书包括以下五个部分：国家在共同体之前，社会在自我之前（Nation before community and society before self）;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Family as the basic unit of society）;社区支持和尊重个人（Community support and respect for the individual）;求同存异，避免冲突（Consensus，not conflict）;种族和宗教和谐相处（Racial and religious harmony）[5]。以上共同价值观是新加坡对传统儒家伦理的吸收与改造，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新加坡人，但同时也使得某些传统观念深深根植于新加坡的文化之中，如“学而优则仕”“重分数”“重文凭”等。

2.精英教育的传统

作为一个小国，新加坡在先天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快速发展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标准化考试、层层分流为特色的精英教育。独立之初，新加坡就强调了教育的重要地位，第一任总理李光耀十分推崇以高效率为社会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精英教育模式。因此，自他执政起，新加坡就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精英教育之路[6]，精英教育逐渐被视为新加坡一种国家意识形态而被大众广泛接受[7]。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推行的课程与考试分流制度改革，是新加坡精英教育的主要体现。新加坡实行小学6年、中学4年、中学后（包括初级学院、理工学院或职业学院）2年或高中3年的基本学制。在此期间，学生需要参加小四、小六、中四等多次分流考试;通过考试学生被分成不同的“流”，以接受不同层次的、符合自身当前水平的教育，之后走上不同的岗位为社会创造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流并非僵化或完全固定，在小四、小六、中四每次分流之后，不同班级的学生满足一定条件后可以随时流动，以免形成阶级固化。但无法否认的是，在新加坡，作为“精英教育”的“大学”并非向所有人开放。新加坡教育的核心理念是每个人都应该待在合适的位置上，因此，分流制作为高效筛选的教育制度，本身就是偏向极少数的好苗子;而大多数学生则会在普通课程和职业课程中找到自身的定位，安于现状并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

3.现实面临的困境

自20世纪末以来，新加坡基础教育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在课堂教学方面。有研究指出，新加坡课堂上的语言教学有时会简化为拼写练习，而在小学高年级则简化为频繁的语法练习，以此作为掌握语法与句法形式的一种普遍方式。在这种课堂上，学生成为死记硬背的被动接受者，师生之间没有真正的互动和交流;教师教学和反馈的方法简化为作业批改，很少有时间在课堂上进行创造性教学或教学方法的改革[8]。这种僵化与结构化的教学方式几乎没有任何创造力或灵活性。

再者，儒家伦理中“学而优则仕”理念不可避免地为学生的学习注入了强烈的目的性：一方面，学生可能只是被动学习而并未真正投入，他们的学习动力主要是来自外部力量的驱使，而非内心深处产生的兴趣及好奇[9]。由此，学生很难在学习过程中提高自己的创造力与批判思维能力，相反则很容易停留于单纯的知识性学习。另一方面，强目的性也会导致比较大的竞争，分流制更为学生增加了学习压力。曾有学者到新加坡进行调研，试图分析其教育水平在全球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原因。他们关注到了新加坡独特的教育制度与竞争文化（Culture of competition），并对其是否给学生带来压力进行了访谈。有受访者表示，每个人都想进入一所好学校，以后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因而，他们会格外努力地学习以争取更好的未来[10]。

此外，私人补习（也称为影子教育）在东南亚的盛行也加重了学业负担。英国教育经济学家菲利普·布朗（Phillip Brown）在20世纪末提出了“家长主义”（Parentocracy）概念，即强调家长“自由选择”，孩子的教育依赖于家长的财富和意愿，其教育成就越来越取决于父母的期望和社会经济资本，而不是自己的能力和努力[11]。中上阶层的父母努力通过私人补习或其他途径为孩子的教育争取更大的优势，力图使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但并非所有父母都能负担起额外的补习费用，这也导致了更大的教育鸿沟[12]。

二、新加坡基础教育改革中减负的政策近二十多年来，新加坡政府为适应时代发展并保持其教育强国的地位，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包括减负政策。以下基于三个不同时段的教育政策，分析新加坡是如何应对减负问题的。

1.建立“思考型学校，学习型国家”

1997年，面对快速发展的社会与全球化的挑战，时任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认为，加入劳动大军的新加坡年轻人必须具备批判性思维，才能在新的经济格局中取得成功[13]。基于此，他和教育部部长张志贤提出了建立“思考型学校，学习型国家”（TSLN）的教育模式，旨在鼓励年轻人将教育视为终身的事情，并培养其相应的思维能力和学习热情[14]。

随后，新加坡成立了课程审查委员会（Curriculum Review Committee）。由于新加坡部分学校依赖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或是参照标准答案让学生重复练习，因此，审查学生的学习方式、教师的教学方法，以及从小学到初中各级课程评估的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课程审查旨在减少用于事实性知识的时间和死记硬背的学习程序，而更加注重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及沟通、创新能力，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学生的学业负担。针对之前僵化的课堂教学和学习方法，新加坡教育部还制定了教师培训计划，改进教师课堂教学模式，以使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学习知识，并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8]。课程审查委员会认识到教师在准备考试时要完成超负荷的课程内容，因此，建议将课程内容减少30%，并创建了“集群”（Clusters）学校网络，通过在集群内部和跨集群之间共享最佳课堂实践，以帮助学校持续改进课堂教学[15]。

然而，TSLN政策的推行与原有的教育体系似乎产生了一些矛盾。学校和教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考试驱动环境中促进学校创新，并使学生取得良好的学业成绩。但只要学校以学业成绩作为衡量标准，其创新方案、项目和课程仍然会是肤浅的，学生家长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可能也不喜欢那些虽有创新性但不帮助学生进入大学或获得奖学金的学校。尽管政府试图将创新精神融入学校课程，但学生仍然沉浸在知识主要来自教科书以及寻求教师“正确”答案的氛围中[16]。许多教师的教学重点也未发生转变，继续停留在课堂测试和练习方面，他们倾向于将“思考型学校”理解为借助“思维工作表”（Thinking worksheets）和“思维项目”（Thinking programmes）直接教授思维技巧的学校[17]。可见，TSLN政策的实施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尚未达到政府的预期目标。

2.倡导“少教多学”

为了改变在TSLN背景下仍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制度，李显龙总理在2004年国庆演讲中首次提出了“少教多学”（Teach Less，Learn More，简称TLLM）教育理念。他呼吁教师“少教”，让学生“多学”，并指出应该减少一些教学大纲。这将意味着减少孩子们的压力，减少死记硬背式学习，从而拓展他们探索和发现的空间。教师必须少教学生，这样他们才能学到更多。同时，教师应该反思、探寻让学生发挥最佳水平的教学方法，并最终取得高质量的教学效果。成绩很重要，但这并不是我们想在学校唯一获得的东西，因为生活中还有其他的东西[18]。TLLM提出减少对考试和学业成绩的关注，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批判性思维和对终身学习的热情，旨在将课堂教学重点从“数量”（知识传授和准备考试）转移到“质量”（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为未来生活和工作做准备）[19]。该政策的另一目的是为教师提供帮助，如鼓励学校聘请更多的辅助人员，以减少教师的某些行政工作，让他们能够专注于课程教学[20];鼓励教师找到更高效和更多的方式来传授知识，并探索除了家庭作业和考试以外的其他评估方法[21]。2012年，李显龙总理在国庆演讲中重申了对TLLM的设想——让学生为人生的考验（Test of life）做好准备，而不是为一生的考试（Life of tests）做好准备[22]。